1 导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创新者和掌舵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这一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抛弃的元素引入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理论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开阔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同时用以解释世界空间聚集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的规律和途径。

2009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09）被命名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一次从全球视角阐释空间（地理）要素（包括密度、距离和差距，分别为Density、Distance和Division，简称“3Ds”，其中密度是指人口密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给人口分布特别是人口密度在经济社会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做了有力的论证，也让人口密度研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两个事件先后出现在2008年和2009年，基本是同时发生，因此甚至可将2008年称为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元年”。此后，国际上不管是综合性的空间（地理）因素还是具体到人口分布或人口密度的研究显得越发丰富和重要。

再看国内情况，201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观我国人居科学研究展览，当他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上明显的“胡焕庸线”时，发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人民网，2014）。关于人口分布研究，“胡焕庸线”早已成为经典。“李克强之问”是针对其所见中国地图旁边的一段文字——“线以东地区以43.71%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39%的人口；而以西地区所占国土面积超过东部，为56.29%，而人口仅占5.61%，这些人口主要生活在适宜和基本适宜地区”而发。“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其直观地展示了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差异。对此，李克强说道：“我国超94%的人口住在东南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也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国家，我们要加快研究如何突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够分享现代化。”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将联合多个高校和学科对此进行研究”。尽管“李克强之问”针对的是中国城镇化问题，但本质上所指依然是认识和解释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的问题。

2015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召开，其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现在会议议程中。会议关于这点内容的阐释是“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乍一看，并不是多大的新闻，只不过是关于北京“城市病”治理的报道罢了，但是本书不认为其如此简单。众所周知，北京当前的现状是过于拥挤、人口密度过高，“城市病”严重，多年前就开始推动实施“控制人口聚集”的政策，可是效果不尽如人意，“向北京聚集”的趋势不减反倒增强。早在2004年出台的政策就提出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但该目标早在2010年之前就被突破。“六普”显示北京2010年常住人口达到1961.2万，而政策依然还是没有根本改变，依然在强调“控制人口聚集”，直到2015年2月的这次会议才透露出新的人口引导布局政策。本书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理解是资源转移和再分配，即转到有潜力的“新增长极”上，这样对于人口再分布、缓解人口拥挤是更为理想之策，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城市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向。如果北京等大城市总是聚集着最优势的资源，那么人口向其聚集的趋势就无法阻挡。

观察国内两个事件可以发现，厘清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是现实经济社会的需要。时隔80年再一次研究“胡焕庸线”并不是念旧，而是重申人口分布规律研究的重要性，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是对人口布局政策的转变，从行政上的硬性“控制”转到市场化资源配置下的软性“引导”，遵循人口分布的自然规律。

本书开篇将国际、国内几个事件放在一起，它们之间的逻辑是什么？又如何作为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其实它们之间的逻辑很清晰。首先，“空间”的重要性被主流科学纳入，更重要的是处理“空间”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趋于成熟。其次，人口分布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重申，新的人口布局政策需要新视角下的人口分布研究作为支撑。将它们放在一起，即说明从空间视角研究人口的空间属性，并且应用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处理人口分布问题非常有必要。本书选题就是抓住人口分布空间属性的重要性，应用空间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分布问题，尤其是中国人口分布问题。

当然，本书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即人口的空间属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人口密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视角的研究也不是非常新的领域，但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并不多（Yuri A. Yegorov,2009）。事实上，由于学科的限制，缺乏相关的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手段的支撑，未能做深入的研究，“人口分布和经济间相互影响关系是人口学研究的盲区和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刘铮，李竞能，1985）。时过境迁，这句话随着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的深入变得不再正确。但是，综合考虑空间因素并融合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来研究人口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着实不常见，因为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二是分析方法上以空间分析技术为主，以解决一般分析方法无法克服的空间依赖性等空间问题。这就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书即试图做这个研究，希望对提升人口分布的新认识能有些微的意义。

不过以上介绍的是比较宏观的选题背景，事实上还有许多微观的问题也促使了本研究选题的确立。比如在面对世界或中国等区域人口与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研究时，会碰到几个疑问：第一，到底是人口太多还是土地（空间或资源）太少？第二，到底是人口数量本身推动经济增长还是人口聚集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第三，到底是最优人口数量好还是最优人口分布或最优人口密度好？

显然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有统一的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比如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相差无几，为什么一般都认为俄罗斯人口偏少（罗格津，2012）而不认为日本人口偏少？关于这个问题，土地或空间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主要原因。对于第二个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口或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增长。对于第三个问题，有人说要保持最优的人口数量，不能太多也不应该太少；也有人说要注重合理布局人口，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分布——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尽管不能找到以上问题的标准答案，但是透过这些问题发现其背后隐含着空间、聚集和拥挤等因素。比如第一个问题涉及土地或空间有限性，第二个问题涉及人口聚集，第三个问题涉及人口聚集和拥挤。所以，与其去找标准答案，不如去研究人口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该研究就涉及空间、人口聚集、拥挤等问题。换句话说，如能有效研究人口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能回答以上问题；而只要研究的逻辑规范，答案已经不重要。因此，本书从人口过渡到人口分布，凸显空间因素的作用，并以人口密度来度量人口分布，研究人口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希望能给以上争论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研究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