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思想和理念是从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此后，“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多次在全国或国际性会议场合被提及，供给方面的改革进入决策的公共讨论阶段，并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指导改革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性质上看是政府部门从经济现象、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短期各方利益后所做出的政策行为选择，其本身必然综合了各类经济理论，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混合体。然而，其对供给侧的重视显然也受到了某些理论流派或学者的影响，本书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政策理论基础源流进行回溯，以更深入理解“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进而在农业保险领域中加以运用。

1.2.1 “供给侧”经济学派的供给决定理论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分析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单独针对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进行分析都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学理论。所以，经济学发展史上并没有出现所谓“供给经济学”，抑或是“需求经济学”。考虑到供给与需求在商品经济中不可拆分的特性，“供给经济学”未来也难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然而，在各类经济学理论中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均等的，不同的理论流派，甚至不同的经济学者都会对其中一个方面有所侧重，并据此提出针对特定方面进行改善的原理性建议。“供给侧”经济学派即是指传统和当代经济学理论中重视“供给侧”研究和应用的代表性学者和理论流派，主要包括萨伊、供给学派和供给管理或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提出的“萨伊定律”。萨伊在其1803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阐述了其关于供给与需求的观点，并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萨伊定律可以表述为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产品价值（生产成本）与其购买力相等；二是一种产品的购买手段来自出售另一种商品所获得的价值，或者说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三是货币只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引入货币不改变上述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因此，“萨伊定律”被不太严格的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供给创造需求。虽然，萨伊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以“定律”形式将其阐述得如此明确，但经过后继学者在理论上的延伸和拓展，“萨伊定律”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便是对该定律持反对态度的凯恩斯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做出了如下表述：“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形式在今日出现。不过它还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经典经济学理论就要崩溃。”从历史的角度看，“萨伊定律”不仅为早期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国际贸易的分析以及对商业周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期“供给学派”在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视角和逻辑也与“萨伊定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少代表人物也打出了复活“萨伊定律”的旗号。因此，可以认为“萨伊定律”确实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

“供给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现实经济中造成“滞胀”这一新的经济危机现象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解决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其后数十年中，凯恩斯主义一直在经济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国政府也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干预市场、拉动经济。然而，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下通过人为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减弱，甚至失效了，如1980年，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高达13.5%，而GDP增速为-0.2%。经济学界对“滞胀”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探究，产生了许多经济学理论或流派，其中“供给学派”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分支。供给学派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着眼于供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侧”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主要的因素。其代表人物拉弗（Arthur Betz Laffer）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指出政府必须保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主张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的方法来刺激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增加供给。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条简要的逻辑路线加以概括，即“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由于该学派的主张在政治层面满足了决策者的诸多诉求，而得以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付诸实践。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及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均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相关经济理论，对本国宏观经济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供给学派”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没有如理论描述中那般顺利，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增加了各阶层的收入，但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或效果并没有在其任期内显现，反而是减税政策引起的政府财政赤字广受诟病。后任的美国政府和全球重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决策中重拾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调控的国家干预手段。在高新科技产业等“新经济”浪潮的引领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这种需求侧调节的思想仍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并在实践中显示出较积极的实践效果，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在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从“供给侧”进行了以“区别对待”为特征的救市政策，大量公共资金选择性注入特定主体，直接从供给侧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或干预，而不再局限于以往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单方向刺激需求的政策。这种“供给管理”的思想或理论抽象于21世纪美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但已经不再是对“供给学派”政策的简单重复或重新启用，而是同时关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一揽子”政策，只是在其中更注重供给侧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国内经济学研究者也在对中国前期经济高速发展及近期增速放缓的理论逻辑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产业政策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2012）、重视“理性供给管理”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贾康，2015）、强调“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滕泰，2016）和其他一些新供给学的理论。其共同特点是强调供需关系中供给侧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或放松供给抑制等途径增加有效需求，解决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理论探讨表明，“供给侧”经济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看“供给侧”经济学派的演进，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这种上升体现在对宏观政策功能的认识由萨伊时期的“放任自流、不加管束”，经过供给学派“宏观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发展”的过渡，进一步上升为新供给经济学“可以通过供给管理手段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危机，从而使得经济长期发展”的认识。其理论研究内容的深度、广度以及包容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也在此期间扩大了“供给侧”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力，其“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如图1-2所示。

1.2.2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

自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经济增速逐年下滑，政府和学者将这种现象及其成因概括为“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前期奏效的凯恩斯主义需求侧“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难以使经济重返高速增长轨道，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开始将目光投向供给侧。基于对我国“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的现实认知和对供给侧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国内逐渐形成了立足于供给侧分析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学派，其主要观点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在与需求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通过放松行政性的供给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要素的效率，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其代表人物和早期研究者滕泰（2013）从微观理论基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为了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应或区别，将其命名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1）宏微观基础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是在萨伊“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并视其为一种理想状态，而该状态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技术更迭不迅速、商品种类不够丰富的萨伊时期，货币购买力是在追逐着稀缺的商品的，商品销售基本没有问题，“总产出=工资+租金+利润=总收入”的公式自然成立。但在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当代经济中，买方市场的特征十分明显，消费者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部分商品可能始终无法进入流通环节而转化为存货，上述公式就变化为“总产出=工资+租金+利润+存货”，供给与需求无法实现自动均衡。因此，“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要以需求完全匹配的供给为条件，老化的供给将降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等量均衡。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的“新供给”是指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新供给以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后，会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业生产的产出效率和供给要素比例关系等，创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市场，引领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在宏观基础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因素分析法得出的理论和政策。结合凯恩斯本人的论述，从需求侧刺激和拉动经济的政策是为了应对短期内市场出现的经济危机，其目标是使实际经济增速尽可能接近潜在增速，使实际GDP接近潜在GDP。而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表现为潜在GDP的增长。所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得出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三驾马车”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函数Y=A·F（K, L）的角度进行分析，Y是潜在GDP, 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F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或引申为制度。其中，单纯由增加资源使用量K和L所引致的“外延型数量增长”因边际收入递减规律而不可持续。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由新型技术A和新制度F所引起的“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永无止境，即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不变，A和F的进步也有望驱动供给增加，且这种新供给的增加由于上述微观基础的原因自然会有新的需求与之对应，从而保持经济的增长。

（2）经济周期理论

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在于供给创造（引致）需求的效率变化：当新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提高时，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当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下降时，经济进入下降周期。一个经济体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根据供给结构的变化，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如图1-3所示。该经济周期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经济体也可以是一个行业或产业，下面以一个产业为例进行分析。

在新供给的形成阶段，新供给以新模式、新产品的形式出现，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开始提升，供给和需求的增速都开始回升，但由于消费者对新事物的认知和接受需要一定的过程，供给的增速仍大于需求的增速，但其差距逐渐缩小。提供新供给的厂商利润前景较好，投资意愿增强，有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激励，行业内的其他厂商也开始以模仿新模式或新产品的方式提供新供给，生产要素从供给老化领域逐步向新供给形成领域转移，要素的利用效率得到提升。

在供给扩张阶段，随着新供给在市场上得到进一步的认可，需求增速开始超过供给增速，更多的要素资源进入新供给领域，市场中更适应需求的新供给所占市场份额扩大，供给结构实现优化。参与新供给的厂商利润规模扩大，企业家信心增强，实体投资迅速增加，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涌入新供给领域，行业的景气指数提升，发展进入繁荣阶段。

在供给成熟阶段，新供给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模式或产品，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下降，但供给仍在惯性增长，呈现出供给增速提高，需求增速明显回落的情况。此时市场上的厂商基本进行同一模式或产品的生产，投资仍然惯性增加，但定价和议价能力减弱，行业增长速度虽没有出现明显回落，但要素的产出效率开始下降，行业潜在增长率下降。

在供给老化阶段，老化的供给无法创造等量的需求，供给增速随需求增速的下降而回落。开始出现短期内难以消化的过剩供给，企业家信心下降，投资降低，大量生产要素闲置或处于低效率的利用当中，行业生产进入下行甚至衰退的轨道。

对一个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分析与此类似，当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阶段时，这个经济体往往呈现出经济快速增长的繁荣状态；反之，如果较多的行业处于供给成熟或老化的阶段，其经济增速则相对较低，经济活力下降，整体经济处于平缓或向下的运行趋势。

（3）供给升级及其约束和突破

当一个经济体的整体供给结构出现老化不能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衰退。供给老化的经济体或行业中存在大量闲置或低效的资本和劳动力，表现出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差等特点。面对老化的供给结构，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但中长期可能变相激励过剩产能扩张，阻碍经济结构升级，不利于长期增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改变供给结构老化的最终办法是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供给结构升级可以使生产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的产业转移，或者实现从产业中的供给老化部分向新供给部分转移，从而提升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使经济重新恢复均衡。

根据上述对宏微观基础的分析，促成新供给的关键因素——新科学技术、新模式和新制度都在企业和市场侧。虽然新技术和新模式的产生和利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企业作为市场上新技术、新模式的创新和利用主体在长时间内总可以实现供给升级，似乎供给升级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完成的，根本不需要管理。然而，由于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存在，多少会对处于经济领域中的企业和消费者等微观主体产生影响，有些会抑制或阻碍供给升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行政性供给约束。行政性供给约束是政府部门设置的，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管制，根据其产生原因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是指一些非市场因素对供给数量、供给价格或供给主体等进行限额或准入性限制，进而导致市场参与者受限和有效供给不足的供给约束。间接供给约束是指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导致企业融资、税收成本或产品研发、推广成本上升，进而使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产品研发动力下降，并最终导致新供给无法形成或有效供给减少。

正是由于这些行政性约束的存在，政府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其首要任务即是放松这些行政约束，对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优化，创造出有利于新供给形成的制度和市场条件，发挥适当的作用加速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并最终靠市场自身完成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