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队企业的崛起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实现工业化一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最大议题。工业化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宏观货币政策是：借与挤。借，就是向苏联借贷建立基础工业。挤，就是直接从全体人民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消费中挤出资源，来增加投资品的供给，而无须经过人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一五计划”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军工导向的最基本的基础工业体系。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和党的领袖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雄心勃勃地推动了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周恩来在检讨自己的犹豫之后也参加了这场翻天覆地的经济“大跃进”之战。“大跃进”的正面主战场在钢铁工业，但农业也是后方支援前方的大战场。1958年，乡政府与各农业生产合作社急急忙忙地合并为人民公社。农民成为做工挣工分、挣基本口粮（75～100千克/人）以上的粮食的“农业工人”，在各级党政干部的领导下，在公社干部指挥下，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其失败的结果与本书主题没有关系，不予叙述。

在人民公社制度中，保留了乡村工匠们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加以组织与提高，组织成为人民公社中的社队企业，但未见有成功的记录。

“大饥荒”之后，乡村生活恢复了贫困中的安静，各乡各生产队也都可以有自己的农副产品加工和农具生产作坊，有的地方还办了微型水电站。各省、市、县、公社都有农村多种经营办公机构或工作人员，管理农村泥、木、石、铁等工匠在农闲时的外出劳动。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最为厉害的时期，大概1968年前后，更获得了一个奇特的机会：上海城里的一些支援世界革命的出口工业产品，当然是非常简单的工业品，比如说液压管件接头、军用铁镐、军用铁铲、服装等，因为必须按期交货，不能被动乱拖延而送到乡镇加工生产。当时乡下比较安宁，也是许多上海工人和干部的家乡，乡下也有些退休工人、下放回去的工人和能工巧匠。这样一来，江苏地区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就开始了。

再有一个进程就是城市道路和房屋的维护所需沙、石、水泥、石灰、砖块、搭脚手架的竹子、木头模板等只需简单加工的地方建材，也只能从城市外、河道边的农村获取。总之，工业生产点在大城市周围、在沿海、在沿河流的农村地区有计划地或自在地出现。

1978年4月4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社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指出：

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与上述社论同时发表于同一版面的调查报告《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途径——江苏省无锡县社队企业调查》记录了社队企业发展的个案：

我们调查了玉祁公社民主大队，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单位。这个大队平均每人只有五分六厘地，生产条件相当差，过去人们叫它“三靠队”：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供应，国家每年统销粮食30万斤。队干部是一些好同志，他们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生产虽然逐年有所好转，但由于单打一地抓农业，粮食一直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队里还是穷得很。几年前，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他们觉悟过来了，开始办粮食加工厂、磷肥厂、大养猪场、大桑园……大队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只有单一的农业收入，现在工业收入已占总收入的50%，副业收入占20%，农业收入占30%。工业利润的大部分又投入农业扩大再生产，各项过去想办而无力办的农业基本建设，都办起来了。当我们前来访问这个昔日的“三靠队”，看到一片兴旺景象。“三靠队”已经变成了“三贡献”：向国家贡献粮食、副产品、工业品。去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亩产仍然达到1800多斤的高水平，全大队交售给国家粮食38万斤，每个社员平均卖给国家一头肥猪，社员收入也大幅度提高。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社队企业就是实行这种工农互相结合的好形式。社队企业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广大社员既能种田，又能做工，逐步缩小工农差别。社队企业在为农业服务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条件，开展城乡协作，为大工业服务，既积累了资金，有利于农业，又支援了工业建设。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扩散产品，把一部分任务交给社队企业去承担，就可以节省国家投资，不增加职工指标，少建厂房、设备和少支付工资，使生产做到多快好省。工厂还可以腾出手来，向“高、精、尖”进军。社队企业还能承担城市需要的一些缺门、短线产品，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小商品，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有力助手和重要补充。社队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里小工厂星罗棋布，城市则避免了无限制扩大和臃肿，做到工业合理布局。目前，在我国一些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工能农的一代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预言：“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党面对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急迫性和人口过快增长是有很大压力的，也有1958年“大跃进”时盲目地从农村大量招募工人，到1961年又不得不遣散2400万工人和市民回到农村的惨痛教训。所以，党和政府对城市的扩张和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戒备。于是，党中央一方面加快了现代工业的建设，一方面践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在人民公社制度中，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走一条新的城乡并举的工业化道路。

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指出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社队企业发展了，首先可以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壮大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够为机械化所腾出来的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还能够为人民公社将来由小集体发展到大集体、再由大集体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逐步创造条件。公社工业的大发展，既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业品，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可以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

国务院制定和颁发的文件，全国各级行政系统必须立即执行。为此，国务院为社队企业的发展划出了三个不同的资金来源：生产队公积的一部分股本金、财政支援金和信用社、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三种资金渠道，也是1970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肯定的基本渠道：自筹、财政支援、信用社和人民银行贷款。

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是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和1971年农机会议之后，部分社队从兴办农机修理、小农具加工企业开始的。银行和信用社根据当时发放社办企业贷款问题的有关规定，支持投资少、见效快、与农业关系密切的企业，主要解决流动资金的问题，不发放给商业和服务性行业。这一年农业银行大田营业所和信用社首先贷款2万元给大田公社的石墨矿和石墨粉厂，对推动社办企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1977年，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出放宽发放贷款限制，大力支持社队企业。到1978年年底，银行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66万元，累计收回29万元，占发放数的43.94%。

这里要说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在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之前，行政上属于财政部，但还是独立运转的。同样，1979年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之前，农业银行、信用社也是单独对外挂牌的，由人民银行农业信贷部门负责操作管理。

1979年7月3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与以往关于社队企业的政策有巨大不同，就是解除了社队企业为农业生产和农民自己服务的限制，同意它们走向新的天地：为工业配套、为市民生活，包括生产出口产品，开展补偿贸易。为贯彻实施党和政府的政策，1980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苏州会议强调：社队企业贷款要逐步走上支持企业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注重经济效益的轨道。

所以，在货币政策史上，1979年后对农村工业的货币支持开始从单纯为农业生产服务转向了国内外市场，转向了增加就业，具有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新特征：用货币投资去组合山川大地和多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其产品为工业配套，销售到城乡各地，甚至出口。

社会学家费孝通1983年在文章《农村工业化的道路》里高度评价苏南农村：“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它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路子不同。它对农业不发生破坏作用，它对农民不产生贫困化的后果。”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恢复乡级政权机构，把人民公社的行政权力收回。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79年、1980年，多数的生产小队已经把生产责任落实到户，各家各户做而不宣，基层干部知而不报，县里的干部也假装不知道。只有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还在争论不休。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此后的社队企业被称为乡镇企业，各级地方政府也将社队企业管理机构改成乡镇企业管理局，银行信贷也改为乡镇企业信贷，原有股份逐渐转化为私人股份，成为私人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升级、外资进入、私人企业的广泛发展和去南方打工潮流兴起，沿海发达地区乡村逐渐城市化，内陆大城市郊区以外地区的农村同样被逐渐边缘化，乡镇企业基本融入现代工业体系，费孝通所赞赏的工业化道路依然通向了城市化。但也有例外，比如华西大队的华西集团（股票代码：000936）、河南南街村办企业。表2.1为1983—1984年乡镇企业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