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導論

一、西潮的衝擊及其影響

二十世紀的中國遭受全球化的衝擊，如飢似渴地吸收不同國家的文學、文化以至於林林總總的思想及主義。此中包括五四時期的多元吸收，五十年代大陸對蘇聯文學、文化的輸入，「文革」之後，八十年代初的大陸又大量接受西方思潮，可謂五四之後的另一高潮。至於香港、台灣方面，則在英、美文學及思想的譯介以至於比較文學方面，掀起一陣文學熱潮，從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可謂乃其鼎盛時期。這一切的文學吸收與思想啟蒙，對於出生在二十年代並以武俠小說崛起於五十年代的金庸（查良鏞，1924—），均有莫大的衝擊。

五四時期，英美及日本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五四的文人學者，例如胡適（適之，1891—1962）對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實用主義」的推崇，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徐志摩（槱森，1897—1931）對英國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接受，對印度詩人泰戈爾（1861—1941）的引進；梁實秋（治華，1903—1987）等人對莎士比亞的翻譯；吳宓（雨生，1894—1978）為首的學衡派對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的人文主義（Humanism）的推崇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論述；魯迅（周樹人，1881—1936）、周作人（星杓，1885—1967）兩兄弟對日本文學及文化的介紹，對域外小說的譯介，對希臘文化的追溯；郁達夫（郁文，1896—1945）小說所受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曹禺（萬家寶，1910—1996）的《雷雨》，更是移植了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群鬼》（Ghosts），在巴金（芾甘，1904—2005）的《家》、《春》、《秋》之外，以戲劇的形式響應了五四的激烈反傳統思潮，揭露了「家」的黑暗，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易卜生透過曹禺的《雷雨》，影響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因此之故，方有金庸《天龍八部》中，蕭峰在雷雨之夜以降龍十八掌猶如閃電般擊殺他心中的仇人段正淳，不料卻是戀人阿珠易容代父受罰，而此中隱藏的便是《雷雨》中的血緣糾纏。同樣，金庸《雪山飛狐》中眾人上山說出胡一刀被殺的始末，正是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十日談》（Decameron）的翻版。《雪山飛狐》中胡斐的舉刀殺或不殺苗人鳳，《神鵰俠侶》中楊過猶豫於殺或不殺郭靖，正是莎士比亞《王子復仇記》（或譯為《哈姆雷特》）（Hamlet）中哈姆雷特的著名掙扎：to be,or not to be。西班牙的《小癩子》（La Vide de Lazarilla de Tormes），乃比較文學中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源頭，《小癩子》或英國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的《苦海孤雛》（David Copperfield）在金庸筆下最為典型的影響就是《鹿鼎記》以及《俠客行》。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中的孤島漂流，一再影響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與《倚天屠龍記》的書寫，洪七公、郭靖及黃蓉在孤島上智鬥歐陽鋒與歐陽克，在風浪孤舟中大顯神通，而張無忌與金毛獅王謝遜在其筆下，更兩度漂流孤島。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神猴哈奴曼（Hanuman），透過吳承恩（汝忠，1501—1582）《西遊記》而影響了金庸的《神鵰俠侶》的創作。至於中國古典小說對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則更為具體而深入。

二、「隱型結構」的定義

金庸武俠小說中一直有一個令研究者忽有所思卻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這就是其結構的問題。陳墨指出：

《連城訣》、《俠客行》、《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小說，都在離奇情節的背後，有一個完整的形而上結構。而在其他的小說中，雖未必有完整的形而上結構，但每有離奇處必有寓言卻是事實。傳奇使金庸小說情節博大，而寓言使金庸小說意義精深。[1]

在此，論者並沒指出何以在以上幾部小說中有「完整的形而上結構」，而「完整的形而上結構」指的又是甚麼。由此，金庸小說情節的博大、意義的精深，也就無從說起。有論者則指出金庸「以套式反應為出發卻又不為情節套式所囿的藝術處理」，而稱之為「亂套結構」，[2]如此結論，令人莞爾。又有論者指出：

過分的離奇和巧合，為了渲染和烘托環境氣氛，枝蔓也過於繁複，使人物命運對角色的性格揭示作用有所降低。但金庸用精心構思的情節高潮或小高潮去突出人物形象，展示角色的性格，相當程度彌補了上述缺失。[3]

所謂的離奇和巧合，事實上均其來有自，至於所謂的「形而上結構」或「過分的離奇和巧合」的奇特現象，實乃基於金庸所設置的「隱型結構」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長篇中幾乎全都具有「隱型結構」，這並非簡單的「原型」（archetype），[4]而是金庸幾乎將很多古典小說中的主角及配角以至於情節及對話等等細節全都搬進自己的小說中，因此而以「隱型結構」稱之，金庸的小說基本與中西小說形成「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文本互涉」乃保加利亞裔的文學理論家克麗絲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將其所提出的「正文」（text）和另一文學理論家，俄羅斯的巴赫金（M.Bakhtin,1895—1975）的小說理論中的「對話性」（dialogicality）與「複調」（polyphony）兩種理論融匯而形成。[5]「正文」本身亦具有不斷運作的能力，這是作家、作品與讀者融匯轉變的場所，即所謂的「正文」的「生產特性」（productivity）。故此，「正文」便是各種可能存在意義的交匯場所，打破了傳統文學批評單一性的意義概念。而就在這「正文」的「生產特性」的場所中，透過符表的分解與重組，所有的「正文」都是其他「正文」的「正文」，互為「正文」成為所有「正文」存在的基本條件；在這種基礎上，克麗絲蒂娃借巴赫金理論稱為「文本互涉」。[6]「文本互涉」這一概念包括具體與抽象的相互指涉。具體指涉指的是陳述一具體的、容易辨別出的文本和另一文本，或不同文本間的互涉現象；而抽象指涉則是一篇作品之朝外指涉着的，包括更廣闊、更抽象的文學、社會和文化體系，則完全視乎創作者的閱歷與學養以及社會環境所決定。據考察，金庸小說中，至少有六部長篇小說的人物、情節以至於結構均源自中國古典及現代小說以至於外國小說，甚至金庸這幾部小說之間又形成彼此的「文本互涉」。

金庸武俠小說的隱型結構，方式大致如下：一、人物移植；二、情節及結構嵌置；三、在一與二的基礎上再加上金庸的創造性，此中包括武功與愛情以及歷史。以下例子，足以印證以上三項特徵的存在。《鹿鼎記》第二十回中，神龍教教主洪安通及夫人在教韋小寶武功時，透露了金庸小說創作中的想像資源：

洪安通微笑道：「好，我來想想，第一招是將敵人舉了起來，那是臨潼會伍子胥舉鼎，叫做『子胥舉鼎』。」洪夫人道：「好，伍子胥是大英雄。」洪安通道：「第二招將敵人倒提而起，那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叫做『魯達拔柳』。」洪夫人道：「很好，魯智深是大英雄。你這第三招雖然巧妙，不過有點兒無賴浪子的味道，似乎不大英雄……」

又：

洪安通笑道：「對，不過關雲長的赤兔馬本來是呂布的，秦瓊又將黃驃馬賣了，都不大貼切。有了，這一招是狄青降伏龍駒寶馬，叫做『狄青降龍』，他降服的那匹寶馬，本來是龍變的。」[7]

洪安通在此提到了古典小說的《水滸傳》、《說唐》以及《五虎平西》。又：

韋小寶取錢賞了太監，心想：「倒便宜了吳應熊這小子，娶了個美貌公主，又封了個大官。說書先生說精忠岳傳，岳飛爺爺官封少保，你吳應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爺爺相比？」[8]

《說岳全傳》的痕跡，在此「原型」畢露。在此，伍子胥、魯智深、張敞、關羽、呂布、秦瓊、狄青、岳飛等人物，拔柳、舉鼎、畫眉等細節，赤兔馬與黃驃馬等道具，金庸無一不了然於胸，熔鑄一爐，幻化萬千，重新結構，以莫測的情節，奇詭的武功，以及催人淚下的愛恨情仇，從而震撼萬千讀者，風靡海內外。

三、「隱型結構」三重奏

1.中西古典小說的移植

金庸武俠小說，曾大量移植古典小說中的人物及情節以作為其基本的結構。例如，《天龍八部》中移植了《水滸傳》的武松作為蕭峰的原型，以《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作為段譽的原型，又再以《水滸傳》中的魯智深作為虛竹的原型。三個主角的原型武松、賈寶玉及魯智深及其故事，已奠定故事的基本結構。《射鵰英雄傳》中移植了《說岳全傳》中的岳飛與陸文龍及其故事分別作為郭靖與楊康的原型及結構。《神鵰俠侶》則移植了《西遊記》中唐僧與孫悟空師徒及部分情節作為小龍女與楊過的原型與發展情節，豬八戒、沙僧、白龍馬、佛祖、觀音、托塔天王以及其他人物均無所遺漏地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並構成故事的各個環節。至於《倚天屠龍記》則更為複雜，此長篇移植了《說唐》、《瓦崗英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白蛇傳》及《後白蛇傳》以至於《雷雨》等人物及情節作為張無忌及其他人物的原型及故事結構。至於《笑傲江湖》與《鹿鼎記》則挪用了筆記小說《世說新語》中的精神及理念及部分具體故事作為書寫的方向及場景設置。此外，西方小說如《十日談》（Decameron）、《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頑童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基度山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塊肉餘生錄》（David Copperfield）等等，亦在不同層次影響或出現於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在基本設置了原型人物及隱型結構之外，剩下的便是金庸在愛情與武功元素的輸入，以及為各部小說的主旋律定調的工作了。

2.《三岔口》與《十日談》的混合結構

此外，金庸又於各部小說中大量運用《三岔口》與《十日談》的混合結構穿插其中。《三岔口》的故事發生於北宋之際，楊六郎（楊延昭）手下的大將焦贊因打死奸臣王欽若女婿謝金吾而被發配沙門島，楊延昭命任堂惠於途中暗中保護焦贊。焦贊與解差夜宿於三岔口店中，任堂惠跟蹤而至，同住一店。店主劉利華夫婦懷疑任堂惠欲暗中謀害焦贊，於是深夜潛入臥室欲殺任堂惠，在黑暗中二人展開劇鬥，焦贊聞聲趕來參戰，混戰連場，後經劉氏妻取來燈火，彼此說明詳情，始釋誤會。直接的影響便是《射鵰英雄傳》中的牛家村密室的設計，很多真相唯有密室中的郭靖與黃蓉才知道。而《十日談》的故事發生於1348年的佛羅倫斯，七位姑娘與三個男子在面對瘟疫時一起上山避難，其中有三位美麗的少女乃三位男士的情人，十天中他們共講了一百個故事，直接影響金庸作品的便是《雪山飛狐》，一大批人千山萬水跋涉上山講述殺害胡一刀的不同版本的故事。事實上，在金庸很多的小說中均重複將《三岔口》與《十日談》的混合結構套用於其小說中，既有匿藏起來或黑暗中打鬥的情節，亦復有不同版本的故事的懸疑而令真相懸宕，待主角慢慢揭開。混合結構的設置令情節複雜莫測，扣人心弦，同時亦由此而淡化了其挪用古典小說資源的痕跡，其書寫策略亦因此而幾可謂天衣無縫。

3.其他

此外，金庸又大量地將自己的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情節以及道具，經改造後再以嶄新的方式呈現於不同的武俠小說之中，從《神鵰俠侶》中的尼摩星再至《天龍八部》中的段延慶，便是一個經改造後獲得成功的絕佳例子，這方面將在相關章節的附錄中逐一列出，在此不贅。

四、歷史時空的傳承結構

金庸在其武俠小說的創作上很明顯是經過一番精心策劃，企圖將各部長篇小說貫穿起來，造成在故事上的血脈相連。有論者指出：

《書劍恩仇錄》因是長篇處女作，結構較為零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這三個互有關連的長篇，採用的是一種既有牽連，又各自有中心的「關係結構」，較之《雪山飛狐》、《飛狐外傳》這一對似乎更為成功，而《天龍八部》、《鹿鼎記》、《笑傲江湖》均是可圈可點的巨構之作，卻能回應接合，不相抵觸，可見作者構思的成熟。[9]

事實上，《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及《鹿鼎記》均有傳承關係，金庸以降龍十八掌、九陰真經、九陽神功、倚天劍、屠龍刀、《武穆遺書》以及「魏晉風度」貫穿了這幾部長篇小說。在歷史事件上，金庸從《天龍八部》中的北宋積弱、《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南宋抗擊外敵，下及《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抗擊蒙元，從黑暗而漸至光明，還我河山，再至《碧血劍》中明末的1644年的「甲申之變」，[10]再至《鹿鼎記》、《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的反清復明。事實上，金庸在《鹿鼎記》中亦不忘上溯《碧血劍》：

這黃衫女子，便是當年天下聞名的五毒教教主何鐵手。後來拜袁承志為師，改名為何惕守。明亡後她隨同袁承志遠赴海外，那一年奉師命來中原辦事，無意中救了莊家三少奶等一群寡婦，傳了她們一些武藝。[11]

金庸又在其他武俠小說中嘗試建立各部小說在歷史上的血脈相連。例如，《鹿鼎記》白衣尼（長平公主）回到皇宮，見到昔日自己的臥牀而憶起遠在異域的袁承志，[12]又以袁承志獲金蛇郎君《金蛇秘訣》的方法找出藏於《四十二章經》中的羊皮碎片；[13]憑着韋小寶的「化屍粉」，便上溯至《射鵰》、《神鵰》中的西毒歐陽鋒。[14]同樣，《笑傲江湖》中的風清揚道：

我本在這後山居住，已住了數十年，日前一時心喜，出洞來授了你這套劍法，只是盼望獨孤前輩的絕世武功不遭滅絕而已。[15]

由此，《笑傲江湖》又上溯至《神鵰俠侶》。此外，反清復明亦乃隱型的結構脈絡，基本由此而貫穿了《鹿鼎記》、《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及《雪山飛狐》。

由各部長篇小說在歷史時空上的一脈相承，基本上金庸是以武俠小說的方式，重新詮釋中國歷史。[16]

五、移植、創造及「文學考古」

移植與創造，究竟如何區分？又何謂「文學考古」？三者又有何關係？

首先，移植（transplantation）源自「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文本互涉」的概念，實又頗類同於北宋江西詩派宗師黃庭堅（魯直，1045—1105）詩論中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17]此亦即模仿（imitation）而至於創造（creation）的過程，實即由明代復古詩派中前七子的李夢陽（獻吉，1472—1530）與何景明（仲默，1483—1521）所論爭的模擬從「臨模古帖」以至於「達岸則捨筏」的過程，[18]亦基本盡呈現於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創造歷程之中。金庸大量移植了中、外小說中的人物及情節，曾經亦步亦趨，而關鍵在於他並非抄襲，而是在挪用、改編之後加以熔鑄，真正地做到了如黃庭堅詩論中的「奪胎換骨」與「點鐵成金」，或何景明所謂的捨筏登岸。事實是，讀者反應已說明了一切，金庸是一個絕妙的調酒師及釀酒師，他所製造的酒瓶美觀大方而富有傳統風格，他所製造的佳釀，味道獨特，芬芳馥郁，醉倒海內外無數飲者。這就在於其博採眾家之長而自成一家風格，這便是他的創造力之所在。

至於「文學考古」，則必須逐一考證，包括人物之外貌特徵，生平之際遇，道具之運用，以至於複雜的衍變等種種瑣碎，均以考古般的挖掘古墓的方式，逐一清理，拂去塵埃，重整碎片，還其原貌，揭其身份，並道出整個挖掘的歷史價值。

至於「文學考古」的意義則在於：一、揭開作者的挪用、改編之所在；二、闡述金庸在「臨摹」之後的創造力所在；三、揭示金庸武俠小說中，古今、中外文學之傳承與交流。以上三種意義，便是此研究的目的以及此書的貢獻之所在。

六、研究綜述與章節安排

「文學考古」與「隱型結構」乃此書提出的兩個學術概念，前所未有。事實上，文學創作中多見有意識的移植，純粹的移植不足稱道，而金庸在其武俠小說中移植中、西小說中的原型、情節以及故事結構及道具，均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以至於創造，甚至同一人物同一情節亦多有衍變，雖可謂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然卻仿如山陰道上行，令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

此書共分九章，第一章是為導論，第二至第七章則主要以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以及《鹿鼎記》這六部長篇小說作為文學考古的主要場地，第八章是為「混合結構」之論述，第九章是為總結。此外，各章後面的附錄，則為散佈於各部武俠小說中的其他考古碎片。由此而言，附錄乃「碎片」，而各章主要之論述為主人公及大件器物，各個展廳雖均各自獨立而卻具有互涉之功能，故此研究實乃對金庸武俠小說所隱藏的「原型結構」所作的大規模的全面挖掘及清理，故以《文學考古：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型結構」》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