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明序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淵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錢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佔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於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於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的，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於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國人灌輸的。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寫《南齊書·文學傳論》，也同樣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了出色的見解。中國文學有自己的道路，中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於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境艱苦，不善於幻想，所以神話不發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裏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的文學史，發現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於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物。中國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於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於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價上，他認為杜甫高於李白，陶淵明高於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他說：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於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的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甚麼，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雲流水，也是雲不為甚麼而行，水不為甚麼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造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由於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錢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賦比興，有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和他重視文學情趣的態度也是有關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釋賦比興之說，歸結其意，謂：“意即無論是賦，是比，或是興，均有‘物’與‘情’兩字。”然後解釋道：
“俗語說：‘萬物一體。’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會講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於文學中，在思想史中卻是無法找到這理論的。我們任意舉兩句詩，如，‘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我人沉浸在此種情調中時，但不能說是寫實文學，因為它不限時、地、人；也不能說其浪漫；且狗吠雞鳴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觀，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與合一，是賦，對人生感覺到有生意有興象之味，猶如得到生命一般。”
賦比興都是追求天人合人、心物合一的意境，這個說法以前是沒有的。但確實，我們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一種欣喜，我們會感到自己對詩歌有了更親切的理解。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闢、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由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至於錢先生講課一開始就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倒沒有甚麼特別可以感慨和驚奇的。以中國文學歷史之悠久、作品數量之龐大、文學現象之複雜，文學史寫作幾乎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至於“理想”的文學史，只能是不斷追求的目標吧。
駱玉明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