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1章　分配概论

§1.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培养自由人参加工作不能运用适用于机器、牛马和奴隶那样的原则。如果同样的原则也适用的话，那么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就几乎毫无区别。这是因为每一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都足以抵偿其生产费用、耗损等等。总之，除了意料之外的失败，一般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大自然能力的增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常常可以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用尽。因此，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在人民当中进行分配的一般原则？习惯上的必需品在生活的安逸程度上起着什么作用？消费和生活方式一般对效率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则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生存竞争中起什么作用？资本给予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与那些工作着并且立刻就消费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人相比，在总的资本中，有哪些部分是用于支付等待工作（包括各种冒险投资在内）报酬的人们？本篇对于这些以及某些相同的问题将进行回答。

在初步考察分配时，我们将首先观察一世纪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是如何认为价值几乎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们将说明这种研究结果在静态社会中是如何接近现实的，并为使这种结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1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2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进而泛泛地考察一下确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及原因。在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中，将略过许多细节，其中有些细节是本篇其余章节要补足的，但其他细节只得留待续篇中再进行补充说明。

§2.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工资的最低可能水平。还有这种最低可能水平适用的资本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的一部分后来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扬弃　作为亚当·斯密前辈的法国经济学家曾极为简单地论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论述是以法国18世纪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向法国农民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们的支付能力为限，对饥饿者免征甚少。为简单起见，法国经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资保持在饥饿线上[1]。他们并没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这是很少有的例外情况。他们认为自己的假设所包含的一般见解是真实的。这种说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表面的程度不大，所以并不妨碍我们说地球是椭圆形的。

此外，他们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纪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约反倒奢侈”这一事实而有所下降。但资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压迫的敏捷性使他们深有感触。因此，他们断言下面的假设并不过分：如果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减少了，资本就会很快被消费掉或流入他国。从而又为简单起见，他们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资率的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润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润率，则资本便会增长得很快，直到迫使利润率降低到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润率降低到必要利润率以下，资本就会缩减得很快，而这又会使利润率上升。因此，重农学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纯粹是由付给生产者报酬用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来决定的[2]。

亚当·斯密作出的结论比重农学派更充实，虽然还有待于李嘉图阐明清楚用于生产上的劳动和资本必须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这样才能避免地租因素。但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资本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饿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层的工资除了足以维持生存所必要的之外，还绰绰有余。英国的资本有着极其稳定而有利的运作市场，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慎重措辞时，使用“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润率”这些名同就不像重农学派说的那样狭隘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经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促进老百姓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强工人的体质和改善工人的状况，也许在愉快而富裕中，那种安度晚年的美好希望还会鼓舞着工人拼命工作。从而，我们总会发觉工人在工资高的地方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勤劳和更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相比，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相比，情况就是这样”[3]。可是他有时沿用旧的说法，致使粗心的读者以为他相信劳动工资的平均水平是由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这一铁律来决定的。

马尔萨斯对英国从13世纪到18世纪的工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调查，他也曾经指出工资的平均水平是如何逐代变动的，有时降低到每日半配克谷物左右；有时又上升到一配克半；而在15世纪，甚至上升到两配克左右。虽然他说“下等生活方式可能是贫困的结果，也可能是贫困的原因”，但是他把这种结果几乎完全归咎于由此而引起的人数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们时代的经济学家强调的是：生活习惯对于效率，从而对于劳动者多得报酬的能力所发生的影响[4]。

李嘉图的用语甚至远远不如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那样严谨。的确，他曾清楚地说过：“不能将用食物和必需品来衡量的劳动自然价格理解成绝对固定和一成不变的；……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5]

但是，一旦说过之后，他却不屑于经常重复，他的绝大部分读者都忘掉他是这样说的了。在他的论证中，他经常采取同杜阁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说法[6]，似乎工资一旦超过了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铁律”或“铜律”——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还相信只要“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就将继续发生作用。他们竟然断言李嘉图是他们队伍中的权威[7]。

但事实上，李嘉图不仅知道工资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铁律来规定的，而且也知道这是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当地生活条件和习惯来决定的—　—而且，他对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非常敏感，并号召主张人道主义的朋友们尽力促成各劳动阶层下定决心，使工资不致降低到接近仅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8]。

许多学者坚信他相信“铁律”，这只能由下述事实来解释：他喜欢“设想有力的例证”，在暗示一次以后，不再进行重复的习惯，并且为简单起见，还删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9]。

穆勒虽然致力于强调经济学当中的人的因素，但在工资理论方面，却没有比前辈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追随马尔萨斯，专门从历史方面立论，认为如果工资下降能使劳动阶层的安逸水准下降，那么“他们遭受的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恶化的生活条件将成为一种新的最低水准，像以前较高的最低水准一样，将长久持续下去”[10]。

高工资不仅能提高领工资者的效率，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不过对这种影响的认真研究还止于上一世纪。在这方面，应当首推霍克和美国的其他经济学家。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欧美各国的工业问题，不断使人们越来越注意这一事实：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是有效率的劳动，但不是昂贵的劳动。这种事实虽然比我们知道的任何事实都对人类的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但是却给分配理论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现在看来，分配问题比以前经济学家想象的要难得多，任何自以为能用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是真的。从前的许多研究都曾给分配问题带来了简单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实际上是对那些想象出的问题所给的答案，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生活条件十分简单的其他世界里，但绝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最好能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分成几部分加以解决。这些简单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我们必须解决的那个大的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借助于这条经验，并在本章以后各节中循序渐进地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决定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和劳动的需求的一般原因[11]。

§3.从一个不存在着劳资关系问题的静态社会来逐步说明需求对分配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研究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需求对劳动报酬产生的影响。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每个人只使用少量的资本，而每个人用的资本都归他个人所有，大自然恩赐品俯拾皆是，人们可以自由使用，不用付分文报酬。其次，再让我们假定每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能力，并且有相同的工作意愿，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同样卖力地劳动着。再次，让我们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或者说是不用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这指的是如果两个人相互调换工作，则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最后，让我们假定每个人生产的东西都是准备出售的，无须中间人过手，他直接把东西售予最终消费者。因此，各种东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这种情况中，价值问题十分简单。各种东西都与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劳动按比例进行交换。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供给不足，售价就可能暂时高于正常价格，可以与在生产上花费劳动较多的东西相交换。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此物的价格会降低到正常水平。这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干扰，但一般来说，任何人的报酬都将等于他人的报酬。换言之，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中，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等，而我们可以将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叫做国民收入，这构成劳动需求[12]。

如果现在有一种新发明使某行业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而某人无须增加工具每年就能使某种东西增产一倍，那么，这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将是以往交换价值的一半；对每个人的劳动的有效需求也将略有增加；而每个人从公共收入源泉中汲取的部分也会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愿意的话，便可以对这种特殊的东西多取一倍，其他原有的东西仍旧不变，或者也可以使取得的各种东西都比以前略多。如果许多行业中的生产效率都提高了，那么公共收入源泉或国民收入都将大增，而那些生产商品的行业会构成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较大需求，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和购买力。

§4.续前　倘若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倘若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劳程度相同，各行各业都同样为人所好并且其技术同样容易学会，如果我们假定各行业都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而上述论点也不致有很大的变动，那么，各行各业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为如果某行业一日劳动制造出的产品比其他行业更多，而且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有持续下去的倾向，人们便会让子女优先从事这种有利的行业。的确可能存在某些小的不规则现象，但从一行业转向另一行业势必要花费时间；的确也可能存在某些行业一时所得的份额多于他们在工作中所得的正常份额。但尽管有这些干扰，各种东西的当前价值还是会围绕着正常价值波动的，像在以前的情况一样。正常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纯粹是由生产那种东西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是因为各种劳动的正常价值仍会相等；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而势必会提高；一般国民收入或公共收入源泉也将增多。不算一时的干扰，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同，各人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所能够购买的那些东西，比自己为自己生产更有利。

像在上述其他阶段一样，这个命题在这个阶段仍然正确，即各种东西的价值和消耗在其上面的劳动量一致；每个人的收入都纯粹是由大自然的恩赐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决定的。

§5.续前　让我们仍旧略过培养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对他们的效率的影响，把这部分留在下一章与分配的供给方面的其他问题一起来讨论。而我们要观察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对大自然提供的收益的影响。让我们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或者无论如何都不受工资率的影响，可能会受习惯、伦理观念和卫生知识的变动的影响；同时我们仍然假定一切劳动都是同等级的劳动；分配给各家的国民收入除一时略有不均外也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技术的发达，交通的进步，各种新的发现，战胜大自然的各种新成就，将使各家支配的享乐品和奢侈品得到同等的增加。

但是这种情况和前一种情况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人口的增长如果持续得很久，最后必然会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使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显示出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来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行业中，一小时的劳动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有所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都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级。所以，各行业的收入通常都相等。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一种产品的价值都必须等于劳动价值。而根据我们的假设，这种劳动不论是在优等土地上，还是在劣等土地上，始终都是在仅仅有利的边际条件下辅助生产此产品所需要的等量资本。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脱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大自然对在有利条件下使用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如小麦等）相对于该劳动和资本来说，会比以前有更高的价值。换言之，小麦提供的价值除了超过生产小麦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之外，还有较大的剩余。

§6.续前　现在让我们撇开这样的假设：在全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流动性可以保证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假定劳动在工业中不只是有级，而且还有几级；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子女在本级别中就业，他们在本级别中可以自由选择，但不能离开本级别；最后假定各级人数的增长不受经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这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惯和伦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总额是由大自然给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人的劳动报酬的丰厚程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给各级的国民收入会有所不同，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某行业中的人越是能满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额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得到的份额也就越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阶层，或组成一个行业，再假定他们的人数不变或者至少不受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么，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那里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人士的资金和热衷程度。

§7.以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说明特定劳动的纯产品，假定对此工人的雇用并不会增加间接成本，而他的工作量恰恰也只达到雇主不能从中获得纯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人人都拥有资本的想象世界，而回到我们这个劳资关系在分配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当中。但让我们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按每一种要素的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把国民收益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该要素的供给起到的反作用，则留待下一章中进行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是如何不断寻求最有利的运用自己的资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种生产要素都使用到这样一边际或限界上：在该边际上，他如果把一小部分开支转用到其他要素上会很有利。而就其影响所及，此企业家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对这一原则的使用，使各要素的运用得到这样的安排：在此要素的边际运用上，因为此要素的使用而使其成本与增加的纯产品成比例。我们必须把这个普遍原则运用到对劳动的雇用上[13]。

谨慎的企业家心中经常盘算着这样的问题：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设备就给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机车上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车却只有一个车务管理员；在运输繁忙的时候，机车会迟到几分钟，但这些时间是可以通过设第二个车务管理员而得到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经理总在考虑借助于重要列车上的第二个车务管理员以给旅客节省时间以避免麻烦这一纯产品，并考虑这种纯产品是否会与成本相称。这个问题和多增加一次列车是否能补偿在设备和劳动方面多支出一些费用这一问题，其性质相同，但形式却比较简单。

此外，人们有时听说某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使土地荒芜。也许他有足够的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就会收回资金，并且还绰绰有余”。这就是说，新雇用的这个人提供的纯产品除了补偿他的工资之外，还有剩余。让我们假定某农户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员这样一个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设备或资本方面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支出，并且假定此人在各方面都会给该农户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又无须增加管理上的费用（就该词的广义而言，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费等）。最后，农户认为此人除了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二十只羊。也就是说，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提供的纯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就一定会雇他；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么该农户就会犹豫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放牧员，因为他是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始终都假定此人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若他的纯产品等于工资，那么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员。该农户也计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员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愿意以多于普通工资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他；但假定此放牧员有这样的特殊效率极其不方便，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着正常的效率[14]。

如果此牧羊人有代表性，其雇主就有代表性，那么，二十只羊就代表一个牧工的纯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经营，例如，如果他听任牧工不给羊充足的饲料，那么，该牧羊人只能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牧工及其雇佣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时，纯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资的趋势。

这个放牧员的劳动增加的产品，受到该农户雇的放牧员人数的极大影响；而雇用的人数又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当代放牧员队伍可以得到补充的人数；还取决于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场的放牧员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土地会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需要的土地而减少[15]。

这是从简单的养羊业中选的一个例证。但在其他各行各业中，虽然问题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却相同。除了脚注中指出的那些对我们主要目的无关紧要的条件之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倾向于等于该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纯产品。[16]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做工资理论提出来。但任何这类主张都站不住脚。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计算纯产品，所以除了他的工资之外，我们还必须假定他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费用。

不承认这个原理是一种工资理论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阐明了决定工资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就不对了。

§8.对一般资本的需求　为了特殊目的，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要用别的例证来说明上一节中用体力劳动说明的那个原则。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员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能同样增加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时，就该测定某部分企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此外，有时可以用在某些情况下不会引起任何额外开支而又能给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计算一架机器的所得。

当我们从某台特定机器的工作量来概括出有一定总价值的机器的工作量时，就可以假定如果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镑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那么该厂每年纯产量的价值（除去该机器本身的耗损之外）可增加四镑。如果投资者先把资本投向利益大的地方，并且在经过此程序达到均衡之后，投资者还觉得值得而且仅仅是值得使用该机器，那么由此事实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年利息为四厘。但是这种例证也只能指出一部分决定价值的原因而已。如果把这类例证当做利息论或当做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不过不妨进一步说明其余方面的资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资本的总需求是如何由许多不同用途的资本需求构成的。

为论证起见，让我们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决定该行业吸收的资本量的那些原因是什么。假定毫无风险的证券利率为年息四厘，并假定制帽业吸收资本一百万镑。这就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镑的资本，宁可为它付年息四厘，也不愿放弃此资本而不用[17]。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此行业不仅必须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须要有流动资本（如原料）和固定资本（如工具以及不多的机器）。虽然竞争使运用这宗必要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润，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资本，就会甘愿为此付息五分，也不愿承受缺少此项资本而引起的损失。假设年息为二分，也许制帽业就不能不用一些其他机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最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用的机器就特多。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则机器的边际效用——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就是四厘。

利率上涨会使制帽业减少机器使用量。因为凡是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制帽业都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会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就连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则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就会越坚固越美观；同时利率下降会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的成品大量积存上[18]。

即使在同一行业中，使用资本的方法也会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资金情况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投资，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有利的边际是相继切割各种可能投资的一条界线。一旦利率下降，而且按该利率又可以借得额外资本，则此界线就向外作不规则伸张。因此，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是各行各业中所有企业主对资本的需求总量，并且所遵循的规律和商品销售遵循的规律相同。就如同在任何既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果价格上涨，则能够销售的商品数量就会减少。而资本的使用也是如此。

生产上的各种贷款是这样，而专事消费不事生产的人和抵押未来资源以取得现时经费的政府的借贷也是这样。的确，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到严格的计划的约束，并且他们往往决定所要借贷的数额，但却很少考虑到将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甚至对这类贷款利率都会起到明显的影响。

§9.简短的摘要　试就上述一切做出一个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结：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和无特殊技能的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得到最有利可图的运用。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就能获得更好的结果，那么他们就将使用这种要素；他们还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因稍微增加开支而得到的纯产值（即总产量的货币价值扣除附带费用后的纯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其他方面就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移用这种开支[19]。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情况决定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是由该要素在各种使用中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拥有的资金决定的，而另一方面是由该要素的现有存量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则，由于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因而该要素在各种使用当中的价值是均等的。

如果非特殊技能的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少了，那么原因不外乎是在某一点上，即人们对于是否值得使用该要素还犹豫不决，或者最后认为不值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们之所以这样所做，只是因为任何转移只能发生于边际，只能通过转移已经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能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各级劳动之间的差别，并将所有的劳动都看成是相同的劳动，或者至少看成是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来表示的劳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资本之间的无差别边际。用图能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效率必然是其报酬的尺度，因为如果资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更便宜，则企业主势必会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资本比人工贵，他就会增雇工人。”[20]

但总的来说，在任何一个行业中竞争使用资本与竞争使用机器都有着性质区别。后者会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一般却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会增加就业人数。而事实上以资本代替劳动只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21]。

§10.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们说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纯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份额）时，必须明确包括了哪些，而又排除了哪些。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使用这些术语，都对我们的论证无关紧要。但重要的是我们贯穿在这任何一个论证中的用法都必须始终一致；而且凡是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及供给的某一方面中的东西，也必须包括在另一方面之中。

当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自然资源时，每年就生产出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也包括各种服务在内。而“纯”这个限定词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在生产中的耗损和折旧。我们必须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些消耗，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纯收入。国外投资提供的纯收入也必须包括在内（见第二篇第4章的第6节）。这就是一国的真正的年纯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们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个时期来计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这两个术语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们把国民收入看做是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的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词才更有意义。但在这里最好沿用惯例，凡是通常不算做个人收入的那一部分，也不能算做国民收入或收益的一部分。因此，除了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之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给家人及朋友提供的无偿服务，还有从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如免税）中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做是国民收益的一部分，而必须分别进行计算。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掉的物资和用坏的机器，而且还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器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但从这个术语通常用的广义上来说，的确进入了消费领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卖给印刷厂时，情况就是如此。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国民收益、纯产品总量和消费总量都可以是互用的术语。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费是相伴的，除非相应的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条件，不然就没有所谓的消费了。一切生产都伴随着所要满足的消费。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门中可能有产销脱节现象，如因商业信用崩溃了可能会使绝大多数仓库一时存货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不在我们目前的考察范围之内（参阅以下第8章第10节；附录七的第3节）。

[1]例如，杜阁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算做是重农主义者，他说（《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6节）：“在各种职业中，工人的工资必然会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以生活必要资料为限的……他所赚的收入只不过供其维持生活而已。”但是休谟指出，这种论断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对工资征税必然会使工资上涨，从而与租税重的地方工资往往很低、租税轻的地方工资往往很高这一事实不相容。杜阁（1967年3月）曾做了答复，大意是他的规则不是被假定为在短时期内充分发生作用，而只是在长时期内才有这种作用的。参阅萨伊著的《杜阁》，英文版第

[2]根据这些前提，重农主义者从逻辑上得出这个结论，即国家用于支付租税的唯一纯产品就是地租。如果向资本或劳动课税，这些税就会使地租缩减，直到纯价格提高到自然水平为止。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势必会支出一种超过这个纯价格的总价格，所超过之数等于租税加上各种征收费用，再加上税吏对工业的自由发展造成的一切障碍的价格。因此，如果地主阶级作为唯一真正剩余的所有者直接交纳国王所需要的各种赋税，特别是如果国王容许“放任主义”，即容许每个人各行其是，并在自己喜欢的市场上出售商品和劳动，那么他们在长期内所受的损失要少些。

[3]参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8章。

[4]《政治经济学》，第4章中的第2节。15世纪中实际工资上涨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只是在最后两个世纪英格兰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才超过了2配克。

[5]参阅《原理》第5章。

[6]比较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8节。

[7]有些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德国经济学家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则，但是他们认为李嘉图及其门徒的学说与这个法则有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罗雪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1022页）却反对李嘉图的曲解。

[8]不妨引用他的一段话：“人道主义的朋友们不仅希望各国劳动阶级贪图安逸和享受，并且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鼓励他们努力获得这些东西。除此之外别无上策能防止人口过剩。在劳动阶级的需要极少且满足于最低廉食物的那些国家里，世态沧桑，人民历尽苦难。他们无处栖身，身份卑贱，无法苟安。一旦主要生活资料有所不足，他们可以利用的替代品就会极少，而伴随而来的是饥饿和灾难。”（《原理》，第5章）值得注意的是，麦卡洛克因曾采用李嘉图那些极端的教条并死板地加以运用而受到指责（不是完全是不公正的），可是在他《工资论》的第4章中仍然使用“低工资与使劳动者习惯最廉价食物的弊害和高工资的利益”这样的标题。

[9]将在附录九中讨论李嘉图的这种习惯（见第五篇第14章中的第5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最低工资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谷物”一词被他们用来当做一般农产品的简称，如配第认为（《赋税府》，第14章），所谓“谷物生产，是假定它包括一切生活必需品，就如我们在对主的祈祷中假定面包一词所包含的意思那样”。当然，李嘉图对工人阶级的前途所持的态度比我们现在要悲观些。甚至农业劳动者现在也可以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在李嘉图时代，即使技工也需要用全部工资来购买家庭用的全部食物。阿什利爵士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比我们现在的要狭隘些。他富有启发性地描述了前一注解中那段引文的历史，并且指出甚至拉萨尔也不认为他的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见附录九的第2节。

[10]第二篇第11章中的第2节。他责备李嘉图在显然忽略了前一注解中所引的那几段（除了一段）后，假定安逸水准是不变的。但他很清楚李嘉图的“最低工资率”取决于现有的安逸水准，而与仅供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无关。

[11]比较第五篇第5章，尤其是第2、3节。

[12]见第本篇第2章第10节。

[13]见第五篇的第1～4章。不久我们一定要讨论人的劳动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使用一所房子或一架机器。但是目前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区别，而只就其主要方面来观察问题。不过即使如此，也会遇到某些技术上的困难，而根据第五篇第7章末尾的建议略去该篇最后几章的那些读者，如果不满意此处的泛泛讨论，最好重读第五篇的第8、9两章。

[14]参阅第六篇第8章中的第8、9两节关于劳动标准化的论述。
　　下表是一个数学例解。第（2）栏代表第（1）栏由8、9、10、11和12个牧工各自经营时每年可以销售的和连带剪毛的羊数（在澳大利亚，那里地广人稀，羊的价值较小，除在剪毛时，每2000只羊往往用不到10个人；斯派塞爵士引自阿什利著的《英国自治领地》，第61页）。我们假定牧羊人数从8人增加到12人，并且不增加经营牧场的总费用；并假定这给牧主在某些方面节省的操劳等于在其他方面增加的操劳，从而得失相抵，无须进行计算。因此，第（3）栏中列的因每增加一个人而得到的产品等于第（2）栏中的相应数字减去同一栏中的前一数字之差。第（2）栏中的羊数除以第1栏中的人数即求出第（4）栏。第（5）栏表示按每人20只羊计算的牧羊人的劳动成本。第（6）栏表示可用于一般费用（包括牧主的利润和地租在内）的剩余。
　　

　　从上而下，第（3）栏中的数字不断下降；但第六栏中的数字最初有所增加，继而不变，后则减少。这就表明雇用10个或11个牧工对牧主同样有利，但雇用8个、9个或12个牧工所得的利益却较少。如果劳动市场与羊市场是可以用20只羊的代价雇用一个人一年这种情况，则第11个人（假定具有正常的效率）就是边际牧工。如果这两种市场使雇用一个人的工资等于25只羊，则第（6）栏中的数字分别就成为380、390、390、385与376。因此，该牧主也许会少雇一个牧工，少出售一些羊；而在大批牧主中间，这样做的人势必居多数。
　　就类似情况（见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5两节）的讨论最后曾指出：牧主对牧工恰好值得支付的价格仅仅是衡量决定牧工工资的许多原因的结果，如同安全阀门的气流量可以测定决定锅炉内压力的许多原因的结果一样。由此从理论上必须推出这一事实，即牧主通过在市场上多出售20只羊会降低一般羊的价格，因此在其他羊的买卖上将有所损失。这种修正在特殊场合也许颇为重要，但是在目前的一般讨论中，这是小得（数学上的二级无穷小量）可以不计的（见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节注解）。
　　当然，这个特殊情况中的牧工的纯产品在决定牧工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比那些如额外开支（如用于土地、建筑物、工具和管理人员等的开支）就不能便利地雇到牧工的边际人数所带来的纯产品的作用要大些。
　　上表中的第（4）栏与第（3）栏一样，是从第（1）、第（2）两栏推出的。但是这个表表明：当牧工可以按等于第（3）栏中羊数价值的工资得到雇用时，牧主可雇若干牧工，因此这触及工资问题的中心；而第（4）栏和这个问题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当J.A.霍布森在评论他制作的一个同样的表（其中的数学和他批评的那些假设毫不相干）时说：“换言之，所谓最后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只不过是平均生产力而已……关于边际生产力存在的全部概念……完全是荒谬的。”（《工业体系》，第110页）他似乎是错了。

[15]比较第五篇第10章的第5节。

[16]当说明一个人的劳动的纯产品这种方法不便运用于那些必须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都投到逐渐建立的商业往来关系上的工业中，而且如果这些工业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时，这种方法就更不适用了。这与第五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讨论的困难是同样的，参阅第四篇的第12章；第五篇第7章中的第1、2两节及第11章。也许还可以从纯抽象的观点来考虑某个大企业增雇一个人对它的总体经济的影响，但它小得可以不计（参阅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节的注解）。

[17]商人借款时支付的利息率一般高于四厘（年利息率）。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实际纯利息之外，还包括其他成分。在资本最近因战争而遭到巨大破坏以前，说三厘似乎比较合理，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甚至说四厘也可能靠不住了。

[18]比较第五篇第4章及附录九的第3节，那里有关于杰文斯利息理论的论述。

[19]这与第五篇的第4、8两章所述的内容相近。

[20]《孤立国》，第二篇第1章中的第123页。他因此认为（同书，第124页）“利息率是资本的效率和人类劳动的效率的关系的表达”。最后，他用一些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后杰文斯为此目的而独立研究时使用的话说，“最后运用的少量资本的效用规定利息率的高低”（第162页）。图能概括地阐明了生产部门因继续追加资本而产生的报酬递减的这一规律。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使在现在也令人颇感有趣，虽然并没有指出如何调和这两种事实：某行业所用资本的增加可以使产量的增加超过资本的增加；资本不断流入某行业最后势必会降低其利润率。他对于这些问题和其他重大经济原理的讨论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原始的，但所采取的立场却不同于他关于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和关于工资与资本的关系的那些空想的立场。他从其中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自然工资率等于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与其劳动辅以资本时所应得的那份产品的几何平均数。所谓自然率，他指的是能够保持的最高度；按照图能的意见，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一时高于此点，则资本的供给会减少，而此劳动者最终得不偿失。

[21]图能很了解这点，同书第127页，再参阅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9、10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