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想法

我的年龄越大，身上的问题也就越明显，尽管我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孤独症——虽然父母和我一起讨论过这个病症，我只是没有把它往心里去。我把自己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起的外号——“坏种子综合征”。我觉得，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自己生来就是邪恶的。这种想法伴随了我很多年。直白、具体、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以及我同世界的关联方式，更加强化了这种想法。大部分时间里，我被别人纠正、吼叫、嘲笑、捉弄、忽视和回避。我看到的一切构成了我的认知——都是消极的。我的结论很简单：肖恩是个坏孩子。

到我十三四岁时，对自己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开始想去改变。我想交朋友，想超越那个有问题的自我。但是，随着这种积极健康的渴望的增长，我的强迫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到此时，我的强迫性已经根深蒂固，就像我呼吸的氧气一样挥散不去。

我特异的行为一如既往地使自己隔绝于其他的孩子，而且我对奇怪事物的迷恋还在增加。六七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迷恋铅笔，总想摆弄它（和之前我所说的总想去削铅笔的习惯不是一回事）。我经常在身上带好几根铅笔，在课桌上画和校车停车场平行的斜线。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把铅笔当成汽车，用手“驾驶”它们在这些斜线之间运行，口里还发出低沉的清嗓子来模仿校车开动的声音。

当我不用铅笔写字，或是把它们当车开时，我会用它们来测试地球引力是否还在。幸亏，每次测试结果都证实地球引力还在。我把钢笔或铅笔丢下桌子，盯着它们落地的姿态，每次都不停地重复这种动作。如果我对铅笔落地的姿态和落点感到满意，就会更多地重复，以再次重现相同的姿态和落点。因为我想要别人喜欢我，所以我采取了这种不会引起他人消极反应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强迫性需要。实际上，这就像走钢丝一样冒险。

我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陷入了其实希望可以避免的尴尬境地。其他孩子开始留意到我丢铅笔的举动，意识到那不是不小心。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文小姐的班上，她走出了教室，班里很安静。不出所料，我把铅笔丢下课桌，班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嘲笑声，我的脸一下子红起来。没过多久，我的英语老师就听说了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布置了一篇写作任务，要求我们创造并描写一个人物形象。那些天，我正在想着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就觉得这是一个摆脱自己悲惨处境的机会。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创造一个故事或人物角色，于是就按照作业的要求，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将自己的强迫性的举动，和自己所谓的幽默感糅合进一个故事里。

我给创造的人物起了一个名字叫“丢铅笔伯爵”。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伯爵”，取自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吸血鬼角色的名字。为了表现我巨大的原创力和创造性，我把自己的强迫性行为当作前半部分名字。整个故事很短，我把自己的强迫性行为转移到这个假想的人物上，让他看起来又可怕又好笑。结果，这个故事并没有让我赢得幽默的名声，却给自己找来了一堆嘲笑和讥讽。一两天后，欧文小姐把批改后的作业发了回来。我得到的“真有趣”的评语、D（不及格）的分数，和碎了一地的自尊心。

八年级的时候，我还经常错误地领会其他孩子的善意。有两个女孩看起来喜欢我，见了面会和我打招呼，表现得挺随意。不幸的是，从我以前的经验来看，我却把她们的行为解读为消极的，以为她们一定有背后的阴谋。“没有人喜欢肖恩·巴伦”，我想，“背后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差不多同时，还有一个很和善、从不嘲弄我的同学，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当天的美国历史课作业怎么做。我没有告诉他，甚至连一点诚恳的态度也没有，我对他的回应就像我对那两个女孩子的回应一样——别烦我，要不我就叫警察。没多久，这三个同学就都不再理我了。

到八年级末的时候，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怒气和不快也一天天增加。我在家里仍然总是被别人纠正、吼叫、阻止、责备和惩罚，另一方面，在我看来父母给予妹妹梅格的却都是正面、积极的关注。我的解读是：梅格是好孩子，肖恩是坏孩子；妈妈爸爸爱梅格，妈妈爸爸讨厌肖恩。无论他们告诉我多少次——爸妈讨厌我的很多行为，但仍然很爱我这个人——这对我来说太抽象了，实在难以理解。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正是因为爱我，才会这么揪心于我的问题。他们是出于爱才纠正我，而不是出于厌恶。

同样令我感到灰心和难过的，是我无法辨认和回应别人给予我的积极关注。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有无数次爸爸妈妈近乎乞求地想要我告诉他们我的感觉和想法。尤其是每次我从学校回来，脸上挂着伤心、愤怒或快要崩溃的表情时，他们尤其焦急。可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想抚慰我，我从来没有回答过他们。我现在开始能够想象当时他们该有多么沮丧、多么生气、多么伤心了。即便妈妈抓住我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睛，恳求我告诉她怎么才能帮助我时，我也从不发一言。

之所以用这样反社会的方式回应他们，有几个原因。我的思维太直接、表面，使我无法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形成准确的画面。我知道自己遭到了嘲弄、欺辱，知道别人打我、拍我、锤我、绊我，但知道这些和明白怎么阻止这些，或怎么和对方沟通是两回事。

让我保持沉默和逃避妈妈目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所经历的痛苦是如此鲜活，以至于每谈论一次就会增加一分痛苦。我也觉得父母会认为在学校的遭遇是我自己的错造成的。毕竟，我在家里就总是犯错被他们责罚，那么在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有，谈论同学们对我的欺辱，会让我不能否认它们，不得不去面对。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遭遇，所以否认和掩饰是最省力的方法，这看起来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要费力谈论难受的遭遇呢？我又说不好，这只能更加增添自己的痛苦。另外，我不去回应爸妈的问话也与自己的自我概念相关，这一点也许不那么明显，但也很重要。我的自尊心非常低，觉得要想减少自己的问题，非要有希腊神话里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那样的神力才能办到。我的一切问题都纠结在一起，向四周蔓延，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