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中性化

（一）意识形态转型

意识形态转型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Wang，2006）。然而，在中国，意识形态转型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主张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

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在1979—1984年期间，地方政策实验和中央的意识形态调整遥相呼应。受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党在1984年宣布开始进行城市改革，但官方意识形态直到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才开始松动。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理论是对业已发生的改革的认可。党的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199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90年代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毫无疑问，最艰巨的改革都是在90年代完成的，这包括放弃计划价格、产业转型、国企改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

90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的成果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经历90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是对中国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意识形态转型的结果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

（二）中性政府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转变成为一个中性政府（Yao，2013）。所谓中性政府，就是当不同社会阶层或政治集团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选择中立的政府。换句话说，中性政府不会一直代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政治集团，更不会被任何政治势力所俘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性政府没有自身利益，只是这些利益不受分散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所左右。因此，与持续代表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政治集团的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采取有利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

只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重大改革和政策变动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选择的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偏向某些群体，那也是因为这种偏向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政策不会永远偏向同一个群体；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党就会采取偏向其他群体的政策。

举例来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是为了试验市场经济制度，让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享有巨大的政策优待，包括土地使用权的买卖、税费减免和更加灵活的劳动法规等。这些政策显然是有偏向的，但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又如，农村改革显然是偏向农民的。改革不仅恢复了家庭生产，将部分地权还给了农民，而且大大提高了粮食的政府收购价。虽然城市居民也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供给，但是农民无疑从农村改革中受益更多。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7倍下降到1984年的1.8倍。到了90年代，党的重心向市场经济建设转移，国企改制成为迈向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这一次，国企管理者成为偏向对象。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5000万国企员工下岗（Garnaut et al.，2005）。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偏向的对象变成了出口企业，而农民的利益再次被迫调整。生产大豆和棉花的农民不得不面对廉价的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不得不经历痛苦的转型。胡锦涛时期，政府政策转向补偿90年代受损的群体。农业税被全面取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得以建立；新劳动法更多地保障工人权益。当前，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反腐也可以理解为保持党的中性的努力。反腐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官商勾结，因为官商勾结使党面临被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危险。

总而言之，从1978年起，通过意识形态转型和政治基础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性化的过程，党领导的国家也变成了一个对社会冲突保持中性的政体。意识形态转型为党成为中国的“选拔团”打下了基础，保持中性使得选贤任能可以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致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