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

一

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古代诗人，恐怕要数李白和杜甫了。

他们去过的地方，大都留下了遗迹。这些遗迹，成为当地的胜地，成为当地的荣光，被记载在方志中，流传在民间。例如，李白在任城住过，任城就有太白酒楼。此楼原建于城内或城外，已不可考。清光绪十二年重修，是在城南。但据《太平广记》载，酒楼是李白修建的，是在城内。城内旧有翰林街，以李白得名。据《济宁直隶州续志》载，任城内古南池，即杜甫与许主簿同游之南池，中有阁，光绪十五年重修，并于阁建唐社文贞公祠，祀李白、杜甫、贺知章三人。济南是古历城，《续修历城县志》引张养浩《归田类稿》诗一首，诗是：

僮年尝记此游遨，邂逅重来感二毛。翠绕轩窗山陆续，玉萦城郭水周遭。风烟谁道江南好，人物都传海右高。怪底登临诗兴浅，鹊华曾见谪仙豪。

李白是否到过鹊华山，已不可考。他是到过鹊华湖的，有《陪从祖泛鹊山湖三首》，从鹊华湖可遥望鹊华山。只要是他去过的州县，这类胜迹便常常出现。安徽这类地方就很多。李白集中有《早过漆林渡寄万巨》等几首诗，泾县就有万家酒楼，洪亮吉《泾县志》引郑志称：“在桃花潭畔，今废。相传李白慕万家酒楼，来此。村人汪伦酿美酒待之。”那里与李白有关的还有汪氏别业（李白集中有《过汪氏别业》诗），万巨宅。在县郊震山永安寺还曾建过李翰林祠，为宋庆元年间陈姓县丞所建，嘉定间县令“王栐以家藏画像张之阁上，名曰‘谪仙阁’”⁽¹⁾。李白集中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诗，铜陵县就有五松书院，嘉靖《铜陵县志》称：“五松山，在县南四里。山旧有松一本五枝，故名。唐李白筑室于上，为五松书院，有题咏。”而其实，李白所到过的五松山在何处，尚且弄不清楚，何来五松书院？徐乃昌《南陵县志》称：“雍正县志指为铜陵之五松铜官，误。查旧府志，铜井西五里有古精舍。今访之土人，五松即繁之五峰。……则五松乃谪仙所名。……繁邑向隶南陵，是五松属繁，非铜之五松也。”⁽²⁾由于南陵有五松山，而李白《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中有“龙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句，因此南陵又有龙堂精舍。县北三十五里，还有酒仙坊庵，相传李白曾饮酒于此。据史炳《溧阳县志》称，溧阳有太白酒楼，又有北湖亭，是李白登临处。

杜甫到过的地方，也有类似遗迹。例如，蒯正昌等修的《续修江陵县志》载：“杜甫巷，在沙市，今改杜工部巷。少陵自蜀来楚寓于此。”嘉靖《衡州府志》载，衡阳县城南十五里华光寺有思杜亭，“唐杜甫葬耒阳，宋郡守刘清之登华光山，望之慨然有感，遂筑亭，扁曰‘思杜’。又即地立祠”。并且还以黄庭坚配祀。同一县志还载，耒阳县北二里杜陵墓侧原还有杜陵书院，修志时已废；还有杜甫祠。

这类遗迹举不胜举，其中有不少实属附会。甚至有的则纯系伪托，例如《正德汝州志》载有李白过汝州诗一首，《离彭婆值雨投临汝》，如下：

投馆野花边，羸骖跨不前。山桥断行路，溪雨涨春田。树冷无栖鸟，村深起暮烟。洛阳山已尽，休更望伊川。

李白作客汝海，是在出夔门、南游洞庭、东下金陵之后，纵酒挟妓、挥金如土之时，何来“羸骖跨不前”；后来经汝海游龙门、至洛阳，也并未潦倒，绝无此一诗中抒发的心情。且此诗风格也殊不类李白，诗思滞涩、槁枯，不同于李白的思如泉涌；想象贫乏，不像李白的想象丰富、瞬息万变；情味瘠薄，不像李白的爆发式感情，浓烈深厚、来不可止。就诗而论，实是劣诗，显系伪托而无疑。

更有甚者，有些李白与杜甫并未去过的地方，却也活龙活现地记载着他们的行踪。例如，道光《遵义府志》卷十引四川旧志载遵义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一统志》载梧州藤县东六十里赤水峡，传为李白谪夜郎时经过之地，有李白岩。该志又称柳州怀远县下石门，也有太白岩，李白谪夜郎时尝游此。其实，李白未至夜郎，前人已辩之甚详；且李太白集中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证明着李白流夜郎半道遇赦。遵义府的太白宅，纯属伪托。李白流夜郎，溯江而上，顺江而还，与梧州、柳州了无牵涉，二处之太白遗迹，显系附会。像这样附会的李、杜遗迹，也是举不胜举的。

对于到处附会李白遗迹，以李白的经游地、出生地为荣的情形，李贽有一篇题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录。”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诗，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³⁾

撇开李贽在这篇题辞中寄托的个人不平不说，他的意见是对的。李、杜之所以不朽，在于他们的诗篇，而不在于他们生于何地，经游何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李贽又说得不完全对。大量的李、杜遗迹真也好，假也好，附会也好，都说明着他们所受到的崇敬与爱戴，所享有的声誉。时光流逝，风雨侵蚀，遗迹是可能泯灭的，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建树，却历千载而长新。有些遗迹，荒废了又重建，一再更换地址，已非原来面目，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崇敬之情。这就说明，李、杜之在中国，是怎样根深蒂固地植入生活里，他们的诗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想否定他们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在历史检验面前，任何扬此抑彼的论断，都显得无足轻重，任何贬抑李、杜的言论，都无法改变李、杜在中国土地上的固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