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的专家认为：“抑李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并且认为：“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这选择，就是李白。因此，这位专家费了好大力气，要翻这桩假想的“公案”，变“抑李扬杜”为“扬李抑杜”。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断定历代扬杜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而抑杜的都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又把艺术上的不同爱好，把文学欣赏中的复杂现象都纳入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之中。

这两种意见，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妨稍为回顾一下历史上对李、杜的评价。

千二百余年间，对李、杜的评论真是浩如烟海，要系统整理，需要专书，这里显然不可能，只能择其要者。

李白生前就有诗名。贺知章一见，称他为“谪仙人”。他之奉诏进京，供奉翰林，也当与诗名甚大有关。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描述李白诗歌在当时影响之大，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⁴⁾杜甫称赞他是“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又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并说，六朝文风至李白而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李白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可见是非常之大的。

杜甫生时诗名可能没有李白大，但也并非不为人所知。任华称赞杜甫诗歌气魄的壮大，是“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可见，他评李、杜，各论其所长。他的这篇《杂言寄杜拾遗》提到：“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⁵⁾这可证明杜诗在当时已为人所传诵。又说：“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⁶⁾这又说明杜甫在安史乱前居长安时已有诗名。大历四年（769）春，杜甫经衡阳时，衡阳判官郭受在《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诗中，赞誉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不久在潭州，韦迢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中又提到杜甫“大名诗独步”。这都说明，杜甫当时诗名并不太小。杜甫对自己的诗名是颇为自信的，在《宾至》中，说：“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沈确士对此评云：“二句自谦，实自任也。”

不管怎么说，李、杜生时，对于他们的评论，都并不存在扬此抑彼的情况。

开始扬杜抑李的，从现有材料看，是元稹。元稹对杜甫，推崇备至。“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⁷⁾沈、宋跟杜甫当然无法比，陈子昂当然没有杜甫博大深广、兼收并蓄，这都比得未尝不可。他的偏颇之处，在于拿杜甫比李白，以抑李来扬杜：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⁸⁾

元稹这一看法，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并无足资佐证的材料。无疑，他对李、杜的各自所长，是论述得相当中肯的。问题是对这种所长的评价，却实在太不公道。平心而论，李白的乐府歌诗写得比杜甫要好，元稹却说只是“差肩于子美”而已；杜甫的律诗自然比李白有更高的成就，元稹却把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距离拉得异乎寻常的大。本来，各有所长，比较其特色是可以的，不应比其高低。元稹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虽也更喜爱杜甫，但他并未贬抑李白，对李、杜的评价，与元稹有明显的差别。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地提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⁹⁾这里说的“才矣奇矣”，是李、杜并列。接下去他又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是在并列的基础上，认为杜有过李处，但也仅此而已。他还有一首论李、杜的诗：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¹⁰⁾

对于李、杜的遭遇，对于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诗的评价，都并无扬此抑彼之意。

与元稹意见更为相左的是韩愈。对任何贬损李、杜的言论，他都加以强烈抨击。他为此还写了一首有名的《调张籍》诗：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¹¹⁾

在这首诗里，韩愈用极为崇敬的笔墨，赞美李、杜，称他们的笔墨有如“巨刃磨天扬”，称他们的诗篇是“金薤垂琳琅”，渴望与他们精神交通，向他们学习。在《醉留东野》中，他说：“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¹²⁾在这里仍然是李、杜并列。又如《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¹³⁾《酬卢云夫》：“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¹⁴⁾《荐士》：“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¹⁵⁾《感春》：“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¹⁶⁾韩集中李、杜并举，凡六见。

由是可见，韩、柳、元、白时代，元稹扬杜抑李的观点并未成为当时普遍的舆论倾向。甚至当时的边远地区，李、杜的声誉，也是并驾齐驱的。1959年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的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忆学字》就提到李、杜：“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韩、柳、元、白同时。这就说明，李、杜在当时影响的广泛，也证明，李、杜并称，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从现有资料看，元稹扬杜抑李的论断，在当时倒是颇为孤立的。

此后，李、杜并肩称雄，未尝稍衰。杜牧论李、杜，说是“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¹⁷⁾。承认他们各造极境。李商隐论李、杜：“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¹⁸⁾也是李、杜并称。而在某些时候，李白的声价比杜甫还要高些。例如，皮日休称其“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¹⁹⁾，“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²⁰⁾。诗僧齐已称其“铿金锵玉千余篇，脍吞炙嚼人口传”⁽²¹⁾。可以说，终有唐一代，李、杜的声望是并列的。抑李扬杜的言论只是作为个别论断而存在，并未为当时诗坛与社会所普遍接受。所谓扬杜抑李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在有唐一代，并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