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纲之警

正是在清除建文朝旧臣、稳固皇权的过程中，锦衣卫历史上出现了一位臭名昭著的指挥使——纪纲。

纪纲是山东临邑人，本是一名“诸生”。燕王靖难，经过临邑之时，纪纲毛遂自荐。成祖觉得此人与众不同，就与他交谈了几句，没想到他对答如流。成祖认为他是个人才，于是就收为己用。这是《明史》讲述的故事。

明人黄佐（他曾在嘉靖朝担任少詹事一职）提供的版本有些不同。根据他写的《革除遗事》一书，纪纲为成祖效力前并非诸生，而是辽王府的卫士。他擅于刺探情报，颇受器重。需要交代的背景是，辽王朱植比成祖小17岁，是太祖第十五个儿子，其藩邸位于东北广宁州（今辽宁北镇）。燕王起事后，建文帝担心辽王会支持燕王，就下旨将其召回南京。辽王藩邸后来迁至湖北荆州。

据黄佐说，王府中有一位名叫程通的长史（相当于总管，正五品官职），为人至性，动必遵礼，深受辽王敬重。程通对纪纲管束颇严，动辄笞戒之，因此为后者所憎。成祖起兵后，确曾遣使荆州，请求支持，但为程通所阻，后者还将燕王求援一事密报建文帝。此事被纪纲察知。成祖即位后，纪纲谋到一个代表辽王进京朝贺的机会。见到成祖后，他将程通之事全盘托出。于是，成祖处置了程通，将纪纲留在身边听用。

《明史》有关纪纲与成祖相逢的故事，大致脱胎于明人王世贞所著《锦衣志》。王世贞还提到，纪纲精于骑射，颇懂法制，且为人诡黠，能言善辩，擅长揣摩人心，很快就得到燕王赏识，被提拔为忠义卫千户（正五品）。成祖即位后，提拔他为都指挥佥事，让他统领锦衣卫，并治理诏狱。

但王世贞的说法似乎并不十分准确。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纪纲直至永乐八年（1410年）八月才被擢为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在此之前，他在锦衣卫指挥使任上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明史》及清人陈鹤所著《明纪》，纪纲履新锦衣卫指挥使的时间，应该是成祖即位后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在锦衣卫的权力结构中，都指挥佥事与锦衣卫指挥使都是正三品，但是，前者的地位实际上高于后者。

对于在锦衣卫任职的官员来说，指挥使并非可晋升的最高职务。而且，锦衣卫指挥使的人数，也通常并不像《明史》以及有的学者所言，只有一位，而是有多位，有时甚至会有四位以上，其中既有带俸的，亦有不带俸的，既有实职，亦有虚职。例如，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十一月，也就是成祖登基之后第五个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刘智、萧逊、葛能、李敬四人就同时被擢为锦衣卫指挥使。

根据惯例，锦衣卫指挥使若要进一步晋升，一般都要先被擢为都指挥佥事，然后才能依次晋为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使（正二品），都督佥事（正二品），都督同知（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一品）。无论是在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任上，还是在都督佥事、都督同知以及左、右都督任上，都可以继续掌锦衣卫事。嘉靖朝的陆炳（锦衣卫历史上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即是掌锦衣卫事左都督。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锦衣卫掌事者若官职在都督佥事以上，则列衔五军都督府，而不列衔本卫，但俸禄仍出自本卫。而且他们虽然列衔五府，却不管府事。

无论如何，擢为都指挥佥事，意味着晋升通道已经打开，这是成祖对纪纲的努力给予的奖赏。《明史》写道，纪纲揣摩圣意，广布校尉，整日刺探臣民私隐，成祖认为他十分忠心，亲之若肺腑，把所有重案都交给他来查治。在都御史陈瑛的配合下，建文朝忠臣数十族被灭，亲属被戮者达数万人之众。

浙江按察使周新即是冤死者之一。按察使掌理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一项极为重要同时也极易得罪人的工作。而周新之所以含冤而死，是因为得罪了纪纲。

在此之前，纪纲以缉事为名，派锦衣卫指挥使庄敬、袁江，以及千户王谦、李春等人去了浙江。庄敬等人到了浙江中部后，作威作福，肆受贿赂，被周新逮捕并处治。但有一名千户漏网逃脱，他将这件事禀报了纪纲。于是，纪纲在成祖面前诬告周新有罪。成祖信以为真，命锦衣卫去逮人。在押解周新回京的路上，锦衣卫不断殴打他，以致抵达京师时，周新已体无完肤。见到成祖后，他情绪激动，大声抗议，声明自己是奉旨依律惩治奸恶，没有被问罪的理由。成祖恼羞成怒，将他处死。此时是永乐十年（1412年）十二月。

周新是广东南海人（今广东佛山顺德），初入宦途时，担任过大理寺评事（正七品），以善于断狱而闻名，后改任御史。他敢于谏言，不避权贵，有“冷面寒铁”之誉。在浙江按察使任上，他屡雪冤狱，且为官廉洁，人称“周廉使”。据说，浙江人听到他屈死的消息之后，纷纷为其鸣冤。周新本名“志新”,“新”是他自取的字，只因成祖常称他“新”，故而人们只记其字而忘其本名。可见，他原先也曾受到成祖的器重。

成祖很是宠爱纪纲，所以，经常派纪纲去处理一些敏感却又很有油水的案子，例如查抄晋王朱济熺、吴王朱允熥的家。

晋王朱济熺的父亲是太祖的第三子朱棡。他本人袭封晋王的时间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即太祖去世前一月。他只比成祖小五岁。成祖即位之后，不断听到晋王有不臣之心的奏报。对于这些奏报，成祖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晋王的父亲朱棡是太祖正妻马皇后的嫡子，晋王本人又是朱棡的嫡长子，因而有嫡出的身份，而成祖只是庶出而已。

但成祖比较幸运，因为晋王并非一个具有高明政治手腕的对手，他甚至没能笼络住自己的兄弟、平阳王朱济熿。正是这位弟弟多次举报他有谋反之心。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成祖将晋王软禁在宣府，只拨给内使10人、厨子10人、校尉10人、军士20人，供他驱使。五个月后，又将他废为庶人，进封朱济熿为晋王。据说，纪纲在抄家的过程中贪墨了500两黄金、一个金盆、两个宝钏、两套白金鞍辔。

吴王朱允熥是建文帝同父异母的兄弟。建文帝待他不薄，但“吴王”的封号颇落人口实。《明太宗实录》记载，太祖原本想将第五子朱封为吴王，最终却遵循“天子畿内，不以封诸侯”的古制，改封其为周王。因此，朱允熥“吴王”的称号遭到很多人的议论。成祖即位后，将朱允熥降为广泽王，命其迁居漳州。后来又将他废为庶人，禁锢凤阳。纪纲奉旨抄家的过程中贪墨了御龙服以及王冠。

既然受宠到这个程度，纪纲恃宠而骄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明书》记载，一位名叫石班的宦官激怒了成祖，成祖命纪纲用弃市之刑处死他。纪纲则先将石班邀请至自己家，招待其酒食及沐浴，并表示一定会请求皇上赦免其罪行，目的在于诱骗对方贿赂自己。等到石班的钱财被榨干后，纪纲就挑个日子在街市上处死他。在此之前，处死石班的报告早就呈给了成祖。

王世贞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纪纲看上了美貌的道姑陈氏，想纳她为妾，但被靖难功臣、都督薛禄抢先一步，因此，纪纲十分痛恨薛禄。某日，二人在禁宫中相遇，纪纲手持铁镢砸了薛禄一记。薛禄脑袋开花，几乎丧命，却不敢声张，只能忍气吞声。

纪纲甚至伪造诏书，将伪诏下发到诸司盐场，勒索了400多万石盐，又矫诏将官舶20艘、牛车400辆占为己有。百姓私产当然也在掠食范围之列，例如抢夺倪贵等人的房舍庄宅17处，价值达30多万贯；隐匿县官特批给百姓的土地8处，价值达20多万贯。外国使臣纪纲也不放过，某位交趾使节就被他敲诈了80两黄金、一个金盆，还有异宝20枚。

当然，愿意与他同流合污的商贾也不在少数。吴地富豪沈文度就是其中之一。

沈文度之父是大名鼎鼎的财神沈秀，亦即沈万三。而沈万三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拥有一只传说中的聚宝盆，以及帮助太祖修建了三分之一的京城。前者当属无稽之谈，后者则有史可考。可是，沈万三虽然极有商业天赋，却不懂帝王心理。他请旨犒劳军队的做法引起太祖的猜忌，最终被抄了家，流放云南。大概因为信奉狡兔三窟的哲学，沈家被抄后，还是很有钱。后人沈文度怕被人告发，寝食难安，因此买通了纪纲的亲信，并且拜见了这位天子宠臣。沈文度献给纪纲黄金百两、白银千两、龙纹被子一床、龙角一株、奇宝10具，以及异国绢帛40匹，表示愿意为他牵马坠镫。得到纪纲的庇护后，沈文度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作为回报，他每年要进献大米600石、钞20万贯、佳酿100石，吃的穿的更是时时孝敬。沈文度甚至遵照纪纲的指示，带着锦衣卫旗校，在江苏私闯民宅，为其物色美女。

以上是《明书》及《弇州四部稿》的记载，未必可信。弘治《吴江志》记载，沈文度实际上是沈万三的曾孙，早在洪武二十六年即受到“蓝玉案”的牵连而被处死。

无论如何，按照各种史籍的说法，随着手里的权势越来越大，纪纲逐渐有了不臣之心。抄了吴王的家，回到京城之后，他将搜到的御龙服以及王冠穿戴起来，高坐置酒，命伶童真保、道真、吉祥等人上演伎乐，这些人为他做寿时，都口呼万岁。久而久之，他身上穿的衣服，居家使用的器皿，都变成了原本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东西。成祖诏选秀女期间，那些初试过关但年龄尚幼的少女原本要“暂出待岁”，等到长大后再送进宫，纪纲却将长相美貌者纳为己有。纪纲甚至蓄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无数刀甲弓弩，预谋不轨。

为了一举成事，他效仿赵高指鹿为马的例子，试探朝臣对自己的态度。时值端午，成祖召集群臣，以射柳为戏。纪纲对充当司射的镇抚庞瑛说，待会儿我故意射不中，你则折柳欢呼，表示我射中了，看看兵部尚书及御史等人作何反应。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达异议。纪纲很是高兴，觉得自己很有威望。

但谋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纪纲还没来得及举事，就有人将他的秘密告诉成祖。成祖命人将纪纲打入都察院监狱审讯。纪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永乐十四年（1416年）七月十六日，这个野心家被磔于市，尽夷三族。他的同党锦衣卫指挥袁江，千户王谦、李春，以及镇抚庞瑛等人都被处死。另一位从犯、锦衣卫指挥使庄敬当时“在海上”（可能是随郑和出使西洋），回国之后伏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