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说苑》作者刘向简介
（一）刘向生平
《说苑》（本作《新苑》）作者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为西汉皇室宗亲，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第四代孙，故其本传亦列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关于他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故一直甚有争议。大致有以下四说：一是叶德辉、吴修、王先谦认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卒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二是钱大昕、钱穆等人认为生于元凤二年（前79），卒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三是姚振宗认为卒于绥和二年（前7）；四是周寿昌认为卒于汉成帝元延四年（前9）。此四说所依据的原始材料都是《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本传，学界通行采用第一说，本文亦从之，即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公元前6年。
刘向历仕汉宣、元、成三朝，一生坎坷，几次入狱，仕途起落沉浮，终身不得志。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以其父刘德拥立之故，更生年十二即任为辇郎。神爵四年（前58）既冠，以品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宣帝五凤二年（前56）因献家藏淮南王刘安《枕中鸿宝苑秘书》，“言黄金可成”，但是“费甚多，方不验”，吏劾“铸伪黄金，系当死”。幸得其兄阳城侯刘安民以侯爵采邑半数入国为之赎罪，宣帝“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后一年又征受《穀梁春秋》，讲论“五经”于石渠阁。甘露三年（前51）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以其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萧望之、周堪等辅朝政。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与外戚专权，两次上书，两次下狱，免为庶人。闲置十余年不用。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弘恭、石显等宦官被诛，更生方能再次进用，更名为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精于诗书，喜观古文，诏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撰《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
刘向还上封事极谏成帝元舅阳平侯王凤秉政专国权，然而成帝却对他说：“君且休矣，吾将思之。”阳朔二年（前23），任刘向为中垒校尉而已。成帝也曾多次想用刘向为九卿，但为外戚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嫉恨，故身居列大夫官职前后三十余年，终不得升迁。年七十二卒。刘向有三个儿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早卒；少子歆，承其家学，最为知名。（此所引皆见于《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本传。）
（二）刘向的学术著作
刘向幼承庭训，在经学、诸子、辞赋方面均有深湛的学养，其秉承家族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治学如海纳百川，不囿于门户之见，务在融会贯通，择善从之，自成一家之见，可谓“通人”。据《汉书·楚元王传》称：“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刘向又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讽谏当朝政治。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二十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二十卷，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十一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三十三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他采集前代史料轶事，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为魏晋小说的先声。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另有《说老子》四篇，但流传至今的仅《新序》《说苑》《列女传》三种而已。另有一部文言神怪小说《列仙传》，旧题为刘向撰，但一般认为出自汉魏方士的伪托。
（三）刘向的历史贡献
刘向是西汉后期的博学大家、古文献学家，他在经学、史学、文学、历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向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主持汉朝中秘的校书活动长达二十年，在此次规模空前的文献考査和古籍校理工作中，整理出多达五百余家、一万余卷先秦至西汉的典籍；并且在校书实践中，刘向创立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典籍校雠流程，体现了古文献学诸多分支学科（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图书编纂学等）基础框架的初步建立。刘向校书活动促使中国古代的典籍流传和文献学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下面分别从“版本学与校勘学”及“目录学与辨伪学”方面对刘向的历史贡献略加评述。
1.关于版本学与校勘学
刘向校书重视底本的鉴别与选定，并以此为从事校勘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为后世版本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刘向校书不仅要面对数量极其庞大而又杂乱纷繁的中秘藏书，还有多方征集的民间与私人藏书，主要目的在于为王朝提供可靠的、完整的、可用的典籍文献。刘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分类、鉴别、选择图籍。因为图籍来源的不同、载体的不同、内容的差异，尤其是同一种典籍传本的不同，使底本的选定成为了刘向校书之基础和前提工作。应该说明，版本学的出现是在雕版印刷兴盛以后，然而刘向已经很注意古籍不同传本的汇集，并有意加以审査，并从中选定底本。这也可以说，后世版本学的先声是由刘向开创的。
刘向在校书实践的基础上，重视对书面错误产生的类型和原因的査考，创立了一整套校勘方法和工作流程，强调了对校勘成果的利用和处理，从而肯定了校勘学在整个文献学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可以总结为五点：第一，广备众本，互相参校；第二，校订字句、补缺去重；第三，分别次序、定著篇章；第四，条别篇目，更造新书；第五，确定书名、撰写叙录。如他在《战国策叙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叙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叙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孝经》）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对于校勘，刘向早有经典论述：“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于此，刘向确立了校正图书流传中的文字错误是谓“校雠”这一重要定义，并且一直为后世所沿袭。中国传统文献学亦因此被称为“校雠学”或“校勘学”。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古书校法四例，无疑是从刘向校书叙录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刘向又是历史上第一个确立“校雠”（校勘）概念并对其做出清晰界定的人。
2.关于目录学与辨伪学
刘向校书在编成新本之后，必将每书的篇题另行抄写在“叙录”之中。后人汇集各书的“叙录”所编成的《别录》，就是现在所知最早的群书提要目录。他为古籍整理本撰写的“叙录”，也开启了后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所以章学诚《校雠通义》称其为“后世目录之鼻祖”。此外，刘向还建立了一套从辨伪方法、作伪原因到伪书具体处理的认识体系，也有开创传统古籍辨伪学的意义。
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每校完一书后就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即“叙录”，后汇编成《别录》。“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等，并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叙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与《七略》二书至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刘向《别录》与刘歆的《七略》共同建立了一套全书有“总序”、大类有“大序”、小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的序列，构建起集天下百家之学剖析学术源流的庞大体系，成为了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典范。《别录》是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凡二十卷。刘向编校整理新书完成后，为了阅读的方便和防止图书散佚，开始将每书的篇题另行抄写在“叙录”之中，即所谓的“条其篇目”，并且明确地将其称为“目录”（《七略》有“《尚书》以青丝编目录”之语可证），从此确立了中国图书学史上重视篇目编制的传统体例，这就深化了人们对目录学重要性的认识。
刘向撰写的“叙录”不仅包括全书的篇章次第、该书的各种版本状貌和校雠过程，还评述作者的生平、学术渊源和所存之时代，并对史书所记有关内容进行补订和辨误，并且评价该书的内容，包括解释书名、所记之事的起讫，以及书的主旨、体例和价值等。因此中国古代目录之学，无论是“目”（主要指篇目）的编制，还是“录”（主要指提要）的撰写，均始自刘向，所以后世称其为“目录学之鼻祖”是不无根据的。
“辨伪学”是指考证古籍书名、作者和内容真伪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中国古代的作伪与辨伪早在先秦时已经出现，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即是对《尚书》所记载的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一事的史实提出怀疑。伪书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伪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伪题作者和书名，有的时代混淆，有的在内容上真假杂糅等等。因此刘向的辨伪工作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古籍文献名称、作者、著作年代真伪等的考辨；一是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等的考辨。刘向辨书之伪，多在所撰叙录中。如《晏子叙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列子叙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中凡称“其语浅薄，似依托者也”“其文似后世语”“其言浅薄，皆依托也”等辨伪之语，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但是建立一套关于辨伪方法、作伪原因，及伪书的情况、伪书的处理的认识体系却是自刘向开始。
由上可知，刘向在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辨伪学，乃至图书编纂等几个方面的开拓之功与创新贡献，都大大超越前人，初步构建了中国古文献学的基本框架。刘向的贡献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刘向不愧是中国古文献学学科的奠基人。
二、《说苑》简介
（一）《说苑》的成书与流传
《说苑》的成书经过可以从刘向所写的《说苑叙录》中找到答案。其言曰：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谨上。
由此可知，《说苑》成书过程十分清楚，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采集群书，相互参校。刘向取中书旧藏《说苑杂事》、个人藏书以及民间献书进行校定整理，这就是广收众本、竭泽而渔。第二步是选择整理，删重去杂。凡与《新序》重复以及浅薄不合义理的篇章，另集为《百家》。第三步是更造新书，确定书名。将筛选出来的资料“分别次序”，“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分卷编目、撰写新书十万余言，并确定书名为《新苑》。经过刘向的整理、重编、删定和补充，原先的《说苑杂事》经过整理，焕然一新，故上奏成帝以作“谏书”之用（清人谭献云：“以著述当谏书”，见《复堂日记》卷六）。
《说苑》的写作时间，南宋咸淳元年（1265）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题为“鸿嘉四年三月己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今存南宋本《新序》题为“阳朔元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据此可知，两书进呈的时间是《新序》在前，《说苑》在后，中间相距七年。但是《新序》的篇卷分类和标目不甚合理，全书十卷，《杂事》就占了五卷，另有《善谋》两卷，《刺奢》《节士》《义勇》各一卷，不仅分类不够明确，而且各类之间的篇幅比例也不太协调。因此，刘向在编成《新序》之后，面对采集到的大量文献与资料，深感《新序》这一部书的容量太小，言不足以尽其意，而且体例上也多有不足，于是删除与《新序》重复以及“浅薄不中义理”的篇章，重新分类编排，并进一步规范与完善体例，终于在《说苑杂事》的基础上完成新书《新苑》。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其书名为《说苑》以后，《新苑》之名随之湮灭无闻。
《说苑》一书从汉至隋唐，各史艺文志均见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亦著录为二十卷。到宋初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时，《说苑》已经散佚，仅存五卷。此后不久，曾巩校理皇家藏书，从士大夫家搜求到十五篇，经过补充整理，大体上恢复了原书旧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卷二十《反质》是曾巩析十九卷《修文》作上下两篇，以足二十篇之数。但是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说苑》引北宋李德刍云：“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曾巩乃分《修文》为上下，以足二十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可见后来传世的仍是足本。敦煌石室文献中有《说苑·反质》篇残卷，起自“秦始皇既兼天下”一则，迄至卷末，内容与今传本相同，仅文字小异。这是今传《说苑》为足本的一个有力佐证。
《说苑》一书自曾巩校理厘定之后，宋代《说苑》有两个版本系统流传下来：一是黄丕烈所藏北宋本，页22行，行20字，白口。此本流入海源阁再入大连图书馆，后不知所终。据程翔说：“该刻本连同其他几种海源阁藏宋刻本现藏于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程翔评注《说苑》导言）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大德七年（1303）云谦刻本应该是此本的翻刻本，国家图书馆所藏明钞本也是源于此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亦同）。二是南宋咸淳元年（1265）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页18行，行18字，白口间黑口。此本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现有影印本行世。明、清两代《说苑》刻本很多，但是雕版刊印都不出宋代这两个版本系统。
（二）《说苑》的整理与研究
对《说苑》进行校勘疏证的，据现存资料所知，元代以前还没有注本。明代黄从诫有《说苑旁注评林》，那只是一本评点式的著作，而且对正文做了删节，参考价值不大。第一个完整的注本是日人关嘉的《说苑纂注》一书，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认为它“文理乖剌，事实疏舛”，“至于《纂注》训义，率取之俗缪字书，动成创痏”；其后日人桃源藏还有《说苑考》问世。清人有卢文弨的《群书拾补·说苑》，其著非全文校注，乃是逐篇择句校勘文字、事典，创见颇多；卷后附有所采《说苑佚文》24则。清人陈寿祺有《说苑校本》，孙诒让有《札迻·说苑》。朱骏声的《说苑校评》几乎袭用卢文弨《说苑拾补》，参考意义不大。近代以来，赵万里、刘文典、陈邦福皆有《说苑斠补》，而刘文典之《说苑斠补》略胜于赵、陈二书。向宗鲁有《说苑校证》，赵善诒有《说苑疏证》，朱季海有《说苑校理》，金嘉锡有《说苑补正》，左松超有《说苑集证》，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向宗鲁的《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广采前人成果，意在校勘文字讹误，极少出注，且于校勘或每章之后注明互见文献的出处，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左松超的《说苑集证》晚出，资料采集丰富，能够兼有《校证》与《疏证》的特点，搜集《说苑佚文》多达63条。
以注译形式全文整理《说苑》的，以中国台湾卢元骏《说苑今注今译》为较早（初版1977年），虽经再版与修订，但注释多不确而时有谬误，当注未注之处仍多；译文亦多生硬牵强，不堪卒读。王锳先生与笔者二人合作的《说苑全译》，199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书各卷皆有题解、原文、注释、译文与按语。限于该丛书体例的要求，其注释与校勘均简明扼要，未做深究。又因当时写作分工的缘故，王锳先生负责撰写前言与书稿的审读；至于该书的题解、原文校勘、注释与译文均由笔者完成，其中的失误与疏漏亦当由笔者负责。1994年岳麓书社出版钱宗武的《白话说苑》，全文今译而略有注释；其他还有一些选译、选注本，影响不是很大，可以略而不论。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程翔评注的《说苑》（此前程翔已有《说苑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的特点是每卷之前亦有题解，每卷之后还有评析；其注释与译文大多参考、袭用二王本《说苑全译》，极个别地方也有新注补充。
对于《说苑》的学术研究，清代以前仅仅是一些评点式的议论，注重其史实与人物事件、年代的考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说苑》的论著陆续问世。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中有专章研究刘向的《新序》《说苑》，该文对研究刘向著作有较大影响。1989年中国台湾出版的许素菲《说苑探微》，可能是专书研究《说苑》的第一部；2000年有谢明仁的《刘向<说苑>研究》；2005年徐兴无的《刘向评传》也有专章评论《说苑》。2011年专书研究《说苑》的有王启敏的《刘向<新序><说苑>研究》和徐建委的《<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此二书都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充实而成，前者着重对刘向二书的思想内容与编撰形式的研究；后者则注重于《说苑》与先秦文献累积的研究。研究刘向及《说苑》的各种论文约三百多篇，其中大多数是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武汉大学梅军的硕士学位论文《说苑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澳门大学邓骏捷对刘向的研究用力也很勤，有系列著作与文章问世。
（三）《说苑》内容与历史价值
《说苑》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先秦至汉初流传的典籍所载轶事和论说编撰而成。其中年代、史事与传世文献之文字多有不同，应该是经过刘向的改写或因资料来源不同所致，即所谓“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因此不能认为《说苑》与他所编校的先秦典籍《战国策》《国语》之类等同，而应确定其为刘向的“编撰”之作。
《说苑》二十卷，各卷皆有标题，依次编排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每卷前面的几条，一般都用提纲挈领的论说或相关的轶事来点明卷题，并揭示该卷的思想内容。凡是以论说方式点明卷意的，应该都出自刘向的手笔。
刘向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观点无疑是属于正统儒家的。不过《说苑》所采用的材料却不仅限于儒家之言，而是“兼综九流，牢笼百家”（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只要能为其所用，即使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也可纳入其中。这固然与他“以著述当谏书”的撰述目的有关，陈古事以讽今；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思想潮流、学术大势使作者与时俱进。西汉自汉武帝重用董仲舒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学术思想上进行了统一。董仲舒对他以前的儒学做了巨大的加工改造，他把儒家与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以至原来儒家内部孟、荀两个支派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了最适合西汉政治需要的一套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这就是被称为新儒学的今文经学。刘向作为西汉末叶的儒门学者，正是在这种新儒学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编撰的《说苑》中，常常援引其他各派的学说主张，收录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事迹，也是毫不足怪的，而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仍然是孔孟之道。
《说苑》全书充分体现了刘向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自尧、舜、周公、孔、孟以来敬天保民的传统，主张最高统治者应该实行清静无为、德刑并用、举贤任能、反腐倡廉、重教促学的理政措施；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上，强调修身立节、贵德复恩、忠孝直谏、敬慎至公、修文反质，必以先圣贤王为榜样。
刘向亲历西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的弊政，他身为皇室宗亲，当然要为维护刘姓皇权不遗余力。在多次正面进谏不成之后，他就进献《新序》《说苑》这样的著作为谏书，希望皇帝采纳以实现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所以《说苑》前三卷便以《君道》《臣术》《建本》作为全书总纲，以历代圣君贤臣为榜样，强调做人与治国的根本。
所谓“君道”，其实质就是君王应该具备的品质与统治臣民、治理国家的法术。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君主应该具备的德行；二是君主必须重贤使能，纳谏去谗；三是君主应该掌握“德主刑辅”的权术。刘向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具有仁爱而博大的胸怀，能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他应该谦恭有礼、谨言慎行、虚心纳谏、严于责己；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知人善任、居安思危，像古代圣君尧、舜、禹、汤一样在臣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所谓“臣术”，就是要求臣子做“道德仁义”之臣，并警示他们“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作为贤臣，则应该具有忠君爱国、清廉节俭、正直不阿的品质；能够见微知著、防患未然；能够奉使善说、权谋辨物、至公理政；能够遇事尽心竭力，功成不居，在关键时刻敢于犯颜直谏。在君臣关系方面，要求国君能兼听独断、尊贤下士、信赏必罚；臣下则应感恩图报、尽心尽职，为君为国不惜献出一切。
所谓“建本”，是指做人要以“孝亲强学”为根本，治国要“以民为本”。如3.25则管仲对齐桓公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奉行这种政治便要求国君崇俭抑奢、轻徭薄赋、任贤去佞，颁布的法令要宽缓而稳定；要求官吏秉公执法、清廉自守。这样，百姓就能够饱食暖衣、安居乐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希望。
其后各卷便是从各个方面阐明如何修身做人与如何执政理国的，而《谈丛》《杂言》二卷则集中论述修身治国的主张。
特别是《谈丛》一卷，完全是采集古代文献、诸子语录、民间谚语中名言警句汇编整理而成。此卷所采格言名句在思想内容方面比较庞杂，既重申了前十五卷所阐明的主张，也蕴含了后四卷所要论述的观点。概言之，目的仍在阐明并强调应该如何修身治国。总之，其内容丰富，蕴含哲理，文字精练，形式独特，是人生经验与智慧的高度结合，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杂言》全卷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多达38则，其他各则也大都编辑了孔孟关于修身的轶事。其中也吸取老子思想，以突出“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的儒家主张。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谐等内容，所以他说“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离人”。时至今日，仁爱仍然是构成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
此上二卷皆以儒家的道德仁义、忠孝诚信为体，以老、庄、墨、名、法诸家为用，目的仍在阐明并强调修身治国的重要性。
最具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第十四卷《至公》，其中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这只有在“大同社会”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公正廉明、因公废私、秉公执法等优良品行，一直是中华民族与人类文明所共有的精神财富。而大公无私、公正廉明的美德，在中华民族世代传承与长期历史积淀中更是闪烁着它不灭的光辉。它不仅为古代某些优秀的人物所身体力行，也为后世的人们树立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规范。
《说苑》虽然是刘向献给皇帝的一部谏书，但是其历史价值却不容忽视。近现代以来研究《说苑》历史价值的论著主要集中于其文献价值、文学史价值、思想价值等方面。关于《说苑》的思想价值，上文在述其主要内容时已略有论析，下面仅对其文献价值、文学史价值分别予以撮要评述。
《说苑》的文献价值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这主要体现在文献校勘价值、典籍辑佚价值、历史资料价值等方面。
首先是它的史料价值与校勘价值。由于刘向身负校书重任，又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他编撰《说苑》时取材广泛，能够充分采用大量的历史文献，上自周秦经史诸子，下及汉人杂著，由此给人们研究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其采引儒家文献有《周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尔雅》《韩诗外传》《孔子家语》、三礼，史书有《春秋》三传、《晏子春秋》《战国策》《国语》《史记》，诸子有老庄、《列子》《管子》《尸子》《文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贾子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三十多种。程翔评注《说苑》导言称“刘向编撰此书，广采群书，遍引百家，查有实据的文献资料达46种”，而梅军硕士学位论文《说苑研究》统计《说苑》引书共28种，其中引经书244条，史书52条，子书219条，合计515条。《说苑》采记的史事逸闻，大多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其中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寻源流，互相参证”（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有的记事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相出入，这对深入考寻与研究先秦汉初历史者足资参考。比如9.8则“茅焦谏秦始皇迎太后”、14.14则“鲍白令之谏秦始皇禅让天下”、20.7则“侯生谏秦始皇奢侈失本”三条，此三人冒死极谏秦始皇，且出语逆龙鳞而犯险，秦始皇皆反躬自省而赦免之。这与正史惯称秦始皇残暴不仁完全不同，也为后世全面认识秦始皇提供了别样的资料。刘向时代去秦不远，这些史实资料应该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又如14.21则“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孔子断案时虚心征求多人意见，集思广益，所表现的司法民主精神更是难能可贵，这在我国法制史上应该是最具现实借鉴意义的光彩之笔。
《说苑》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天文、地理、考古、礼乐和度量衡制度等方面的资料，保存了不少关于西汉后期政治历史和统治思想的内容，也反映了刘向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因此，《说苑》还是研究刘向及西汉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说苑》所采编的材料，与诸子、史书做文字上的对勘，还能印证诸子、史书的史实，以补充正史之不足。
其次是它的文献辑佚价值。秦初焚书以后，先秦古籍大多亡佚。但《说苑》博采群书，因而后世已失传古籍，往往还能从中得见一二，吉光片羽，尤为可贵。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就充分利用了《说苑》的辑佚价值。仅以《汉书·艺文志》中儒家类为例，马氏就辑出《漆雕子》《宓子》《景子》《魏文侯书》《李克书》《甯越子》《鲁连子》《河间献王书》的部分佚文。还有《子思子》《尹文子》《师旷》《伊尹》等：如《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尹子说》二十七篇，今均散失，而在《说苑·君道》及《臣术》卷中却有“伊尹论政”四则，疑出于其书；又如《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本书《君道》与《建本》卷却载有“河间献王论治民之道”四则，应为其佚文无疑；《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也早已散佚，而《君道》卷开篇所载师旷关于“人君之道”的议论，即可能出自《师旷》六篇佚文。此类例子，还可找到不少。因而《四库全书总目》称：“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
（四）《说苑》的文学史价值
近年来研究《说苑》的论文尤以研究其文学价值的文章居多，这是《说苑》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屈守元先生认为：“把《说苑》看成是带有一定古典小说集性质的书，这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陈墨姝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刘向<说苑>的文学价值》就将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概括为三点：以史为鉴编撰成书，完善“说类”体例形式，提升“说类”文学性。
笔者认为《说苑》的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取材广泛、规模宏大。屈守元先生说：“《说苑》的取材十分广博，上自周秦经子，下及汉人杂著，‘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见《序录》），很像后代的类书。”（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前文已述《说苑》充分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涉及先秦以来经史、诸子、传闻轶事和民间谚语寓言，并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编排，“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说苑》之前的类似文献《晏子春秋》《韩诗外传》、诸子载籍，其内容含量与文字规模皆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以“说体”为主的故事集专著，只有洋洋大观的《说苑》可以独领秦汉风骚。
二是承先启后、完善“说体”。“说体”是对先秦以讲述故事阐明主旨的叙事文本的统称，是针对先秦两汉著述中记录、汇集、援用先秦故事而发现和界定的一个概念，也是考察先秦文学的全新视角。廖群认为：“今见《说苑》是从原《说苑》中选出来编纂的，原《说苑》很可能多为先秦‘说体’故事的汇集，材料来自先秦的传说文本。”（廖群《上海博物馆叙事简与先秦“说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秦汉经史如《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所载史实就是记叙说事的典范，《论语》也有“道听途说”的成语，墨子最早把用于论辩的故事称为“说”，而庄子则明确提出了“小说”的概念。在《韩非子》里的《说林》《储林》，更是“说体”故事储备之林。《孔子家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诸书，也无一不是《说苑》借鉴与采用的渊薮。故徐建委说：“刘向校书改变了多数先秦乃至西汉古籍的流传形态，是先秦古文献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过渡的主要转折点。”（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说苑》承其源、续其流，以专书形式集中呈现了“说体”的样貌与功能，故《说苑》实开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之先河，对《世说新语》诸书有很大影响。所以说《说苑》在我国文学史特别在笔记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三是论叙结合、体式多样。《说苑》的体裁很特别，以记叙历史故事为主体，又兼及经典议论。采编的故事大多有情节、情境、背景、悬念及人物对话等要素，描写刻画的形象真切、事件清晰、人物生动，具备了后世小说的雏形。尤其是对话体的应用，丰富了后世叙述表达的风格。《说苑》在议论时讲求章法，层次分明，语言运用上灵活自如，注重修辞，常用比喻、类比，也重视押韵、对仗等，这些既是受到汉赋的影响，也对后世的骈文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说苑》第十六卷《谈丛》就汇集了格言、警句、民谚85则。这些格言、警句、民谚，语言通俗，譬喻形象，含意深刻，富于哲理。因此，《说苑》是论叙结合，将历史故事、传闻轶事、民间寓言加工修改而撰成的体式多样、别具一格的专书。
三、本书撰写凡例
（一）底本与校勘
本书选用国家图书馆2017年10月影印宋本《说苑》为底本，以《四部丛刊》影明钞本、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参校。凡底本中可以确定为讹字、脱字、衍字、倒字的，皆在原文中径改。它本异文有特殊意义的，一般只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凡参考或引用前人校勘成果中的正确意见，辩证后如有采纳，也在原文上径改，并于首次标出该论著作者及全称，其后则用姓名或省称。
凡古今字和通假字均保留，异体字和俗体字视具体情况一般改成通用字，字形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为准，如有保留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凡繁简字体转换时，对一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名物制度等约定俗成的异体字予以保留。由于文字异同造成事件有出入，皆断其是非，在原文中改正，并在注释中或题解中简要说明。
（二）分段与注释
本书采取每一则原文为一小节，每小节先注释原文再译文的方式。原文基本上依照底本划分段落，有的地方也采纳卢文弨校本或向宗鲁《说苑校证》的段落划分；为便于读者阅读，对一些较长或过于零散的段落，笔者据文意重新分段或合并。全书原文共分为723则，皆按卷次独立编排序号。
原文注释序号置于每个句子句末标点符号前。着重注释人物、事件、名物制度、历史典故等，并对生字难词注音后解释。在采用古今有典型性的评论与注释时，引文力求简洁。如有笔者论断，在注释中以“天海按”的形式出现，以与所引用文献的论著者相区别。凡每小节最后一个注释序号置于句末标点符号之后者，都以“天海按”的形式说明该段文字本于或互见于何种文献。
凡注释内容第一次出现时出注，原则上不重复出注。由于本书篇幅较大，皆在首次或最主要处详注，凡再见处简注，必要时以“参见某则”的形式互见。
注音主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为准，如果必须用反切或其他方式注音时，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注词主要参考《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王力古汉语字典》；人名、地名、官制等主要参考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地名大辞典》（上海书店1980年版）、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历史纪年主要以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和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为参考。
（三）题解与译文
本书每卷原文之前加题解，对本卷内容进行总括式介绍。即概括本卷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与现实价值，或本卷存在的主要历史问题、争议之处及笔者的意见；或本卷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之处等。
本书译文原则上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力求语言流畅，表达清晰，能够准确传达原文意思，并体现原文的风格意境。
（四）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对《说苑》原文校勘，主要参考文献有两类：
一是校勘疏证类，如清代的卢文弨、王念孙、孙诒让、俞樾等，日人关嘉的《说苑纂注》，其中尤以卢文弨《说苑拾补》影响甚大。近代以来，有刘文典的《说苑斠补》，向宗鲁的《说苑校证》，金嘉锡的《说苑补正》，赵善诒的《说苑疏证》，左松超的《说苑集证》，朱季海的《说苑校理》等。其中以向宗鲁的《说苑校证》最具参考价值，左松超的《说苑集证》资料采集较为丰富，亦略有采用。
二是全本注释译文类，如卢元骏的《说苑今注今译》，王锳、王天海的《说苑全译》，程翔的评注《说苑》。
对《说苑》一书的思想内容研究，主要参考论著有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中的《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专章，许素菲的《说苑探微》，谢明仁的《刘向<说苑>研究》，徐兴无的《刘向评传》，徐建委的《<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与学术为中心》，王启敏的《刘向<新序><说苑>研究》，邓骏捷的《刘向校书考论》等。
（五）附录
本书附录有《说苑》辑佚，辑有佚文72则。主要是根据卢文弨的《说苑拾补》、赵善诒的《说苑疏证》、台湾左松超的《说苑集证》三家辑佚文编排整理而成。
本书的文字录入以及多次校读工作，由我的学生杨秀岚女士认真完成，这极大地减少了书稿的手民之误。编辑周旻、舒琴两位女士作为本书的责编，在组稿、审稿、校读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特此表示谢忱。
王天海
201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