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他者眼中的李鸿章

雷颐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朝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即使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清朝政府却几乎日日需对外交涉。于是乎清朝政府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重要的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紧要的对外交涉，奇葩的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清朝“外交”，却只能与清朝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恰满足了清朝政府自认为的“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又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1]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一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13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但此前去日本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出访既是他的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访问。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所以，他此次出访，更值得重视、研究。

李鸿章首先访问俄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他也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2]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相较同时代官员，李鸿章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实际已成为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清朝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在官场可能就“玩不转”。

二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住在恺撒大酒店（Kaiserhof）。恺撒大酒店是柏林首个大都会酒店，也是当时设施最现代、最豪华的酒店。

说到这家酒店，禁不住要闲话一笔，因为它后来见证了将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历史一幕。在纳粹接掌德国政权前夕，这家酒店是纳粹党的大本营、希特勒的住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的一本吹捧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书，书名就是《从恺撒大酒店到总理府》。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在此酒店对面的总理府接见希特勒，最后确定是否同意他接任总理。据说29日到30日的夜间，希特勒紧张得通宵不寐，在酒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后，戈培尔、罗姆和纳粹的其他头目齐集恺撒大酒店的窗口，焦急翘望总理府大门，等待他们的元首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二战中，此酒店与总理府被完全炸毁，荡然无存。

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所载，德方“特就‘该撒好司’（旅邸名也，译言‘皇帝屋’华贵无出其右矣）代备行馆，不但饩牵丰腆、供张华美已也”，还事先打听了李鸿章的嗜好，“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余概可想见矣”。为迎接李鸿章，德国人真是做足了功课，德国人那种认真细致劲儿，亦可由此略窥一斑。

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怜之感。

德国许多媒体对二人的会晤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李鸿章向俾斯麦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其征询清朝如何改革、如何使清朝强大的意见。他甚至还说，自己的改革总是遇到来自朝廷的阻力，特向俾斯麦请教如何化解朝廷的阻力。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臣子只能向皇帝传达意见和建议，违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给自己设置最高障碍。李赞同此点，但又请教如何才能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说，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军队人数不必多，哪怕只有五万官兵，但必须精良。李鸿章回应说，他们的军队从人数上说已经有了，但确实疏于训练。自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军已松散不堪了。对此，他早就向朝廷提出了建议，但一直未获重视。现在看到了德国的精兵良将，他才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他表示应听从俾斯麦首相的建议，今后尽力推动此事，重整军队已成弦上之箭，普鲁士模式就是方向。俾斯麦强调，关键不在于在全国各地都有军队，而在于在需要时能迅速地调配他们。

俾斯麦从常识出发，认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都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因为军队强弱对自己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然而他不知道，清王朝的颟顸难以理喻。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等人提出用敌人新式武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被朝廷拒绝、严斥。使用、装备新式武器都阻力巨大，军队体制改革更难推进。直到甲午惨败后，清朝才开始“练新军”、进行军事改革。

在德国，李鸿章还做了一次X光检查。一年多以前，他在日本谈判时，遭到一名日本浪人枪击，左颊中弹。1896年6月27日《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und Handels-Zeitung）详细报道了李鸿章的这次检查：“整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拍出了非常清晰的图片。在图片中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头骨形状。这次拍照的目的是借助这种最新技术查看总督在中日战争中所受的枪伤，当时子弹从左眼下面射入。对伤口图片仔细检查之后并未发现子弹。总督带着极大的兴趣查看这张图片。图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子弹射入点和弹道。”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德国医生展示的一些电镀屏图片，可以看到人的脊柱、肋骨和心脏区。当时信西医的国人不多，他能做X光检查，甚显开明。

三

离开德国后，李鸿章一行先后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于8月2日到达英国。正是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使清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英国仍是世界头号工商强国，访问、考察英国，是李鸿章这次出访的重头戏，时间长，内容丰富。

在英国，他当然要拜会女王，并参加一系列繁忙的国务活动。但他通过随员向报界表示，他“反感宴席和娱乐招待。比起其他活动，他想看的其实是英国的工业区”。［1896年8月7日《约克郡晚报》（Yorkshire Evening Post）］

在英国，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参观、考察各类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和制造枪炮、军舰的兵工厂。观察细致的英国媒体发现，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在以收藏各种艺术品而名噪一时的拉格赛德公馆小憩时，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反而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备吸引了他。“如果说艺术品不能吸引李鸿章的话，那么有几样物件显然做到了。让这位老绅士高兴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机械和机械制品。对于此类物品，拉格赛德拥有的也比其他府邸都要多。这座大楼是电气照明，当然也装有电话，在阿姆斯特朗伯爵的书房和他底楼的事务员屋内都有电话机。此外，这座宅邸还特别安装了一套水压设备，以便从一个人工湖供水。另一套水压设备是用来使储藏室的大瓶里的水果树长得更好，而且可以开启它们使植物得到更多阳光。关于这些设备，李鸿章很高兴有人可以详细地解释给他听。”[1896年8月20日《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News）]与对艺术品的无感相反，参观工厂时他总是兴致勃勃，连连提问，从武器原理、性能到成本等，令接待者大有应接不暇之感。

有报纸报道，在参观一家军舰制造厂时：“巨大的转台似乎使他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他向官员们连珠炮式地发问，后者几乎都要来不及回答了。转台是用在船板上的。台子的最上头安装有运台，再上头安装着枪炮。这些转台重达46吨左右。在两座炮台安装上去后，总重量可以达到大约200吨。其中一个转台单独放着，另一个上面已经装好了运台和重达50吨左右的重炮。炮管可以轻易地升降或者指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看起来使这位清朝的政治家很高兴，因为他问了大量有关制造这台机器的问题。”在参观一艘12200吨的巨大战舰时，李的欣赏、欢喜之情难以掩饰，对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问”。他问到了钢板的厚度，接待者回答18英寸，他进一步问：“是哈维板吗？”回答说是的。“哈维板”即哈维法硬化钢，是美国工程师哈维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使用表面渗碳工艺制成的镍钢装甲，从1892年开始被各国大量使用。李鸿章在1896年就知道哈维装甲，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在参观一种新式可快速连发四颗子弹的快炮时，李鸿章仔细检查炮座，并问是否引自法国。一位接待者说是使用法式系统，但做了改进。另一位陪同的爵士则说这不是法国的，是引进瑞典的。看来李鸿章对法式系统颇为了解，或他自认为比较了解，就追问这位爵士是否了解法式系统。爵士回答说了解。李又问，法式是否比这个更加便利，爵士回答说没有。李再问快炮是否在法式基础上做了改进。爵士肯定地说，它既不是法式也不是英式，强调就是瑞典式。李鸿章在离开时，仍表示法式比这个要好。［1896年8月21日《北方回声报》（The North Echo）］

1872年李鸿章提出修铁路被否决，此后的十七年李鸿章一直努力不懈，想尽种种办法，直到1889年朝廷终于正式同意修造铁路。所以此次出访英国，他对铁路分外关注，不但参观了机车、铁轨工厂，还了解铁路公司的运营、调度情况，详细到了解铁路公司为何要减少二等座、增加三等座。那时清朝正准备修芦汉铁路，因此他对选用何种铁轨格外留意。他问陪同的铁路公司总经理，为什么该公司在英国某些特定的铁路上要增加铁轨的重量，且必须超过75磅/平方码。总经理回答说，他们公司正在将铁轨的重量增加到80磅/平方码，而某些铁路段铁轨的重量甚至达到了100磅/平方码。随着机车引擎和车厢重量的增加，为了公众安全考虑，有必要相应地增加铁轨的重要以增强其牢固性，他们公司已经订购了比现在使用中的这些牵引能力更强、更快的机车引擎。李鸿章表示，在清朝有一些铁路延伸段，被推荐使用75磅/平方码的重量标准。（1896年8月17日《约克郡晚报》）

当时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而清朝尚无一家国人创办的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已有千余家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不仅没有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而且没有确定的币制，实际上实行落后的“银铜并行”的复本位制（Bimetallic Standard），已无法适应推行了三十余年大工业生产的洋务运动。因此，李鸿章在伦敦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细致入微地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还询问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他还讨论了与清朝关系密切的汇率、银元等问题。英国媒体注意到他“看起来为了这个国家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拒绝采取复本位制（双金属）的标准”。[1896年8月14日《赛文欧科斯纪事报和肯特广告报》（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虽然李鸿章有此想法，但到他去世九年后的1910年，清朝政府才决定实行银本位，但还未及实行就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直到覆亡，都未能解决这一币制问题。

李鸿章访英期间，必不可少有英国警察随同，负责保卫。对警察，李也好奇，曾兴致勃勃地向随行警察详细询问当地政府管理和警察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表示清朝现在还没有警察制度，希望今后也引进警察制度。[1896年8月17日《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五年后，经过庚子大动乱后，清朝政府在19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的那一年，终于创办了地方性警察制度；1905年清朝政府新政，设立巡警部，为全国性警察制度创设的标志。

英国陪同人员和媒体都发现，李鸿章喜欢发问，参观时喜欢提问，甚至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以攻为守”，向采访的记者频频发问，有时被采访者成为采访者，采访者反成被采访者。有次与一位英国印度殖民地内务部的官员一起，李频频发问。这位官员招架不住，承认李鸿章对英国在印度的内政管理，比自己知道得还多。看来，对于这次出访，李鸿章也认真做了一番功课。李鸿章对“包罗万象的知识所流露出的渴望”，让他们大为惊奇。有懂中文的英国人戏称中堂大人的“口”应改为“否”，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可否”“能否”“然否”。从军国大事、武器性能、机器制造等，一直到年龄、收入、在公司有多少股份、婚否、家庭、子女婚否……对这种传统的“中国式问候”，一些英方人员表示理解，但有媒体认为其实是因为李鸿章是英国的新主顾：“在清朝，公私不分，以至于他的询问即使没有在欧洲人，那么至少是在所有英国人面前显得很无知。格莱斯顿先生有幸轻易逃开了总督大人的拷问。但是无论如何，公开询问海伦·格莱斯顿小姐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即使从清朝的习惯来看，也无疑有些失礼了。然而，这一切都使我们很为难，要指责这位大人缺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传统的礼貌是很困难的。而且，他是有底气做这些提问的。清朝是英国工业的一名顾客。为了与他签署可能的货物订单，这位大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小心地吹捧着。而他也足够聪明，可以看到自己被过度赞誉。对他的礼遇就像对待商店里的一名新主顾一样。”［1896年8月22日《雷明顿温泉镇信使报》（Leamington Spa Courier）］

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女性，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的反问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和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位女记者写道：“总督主导性地采访了我。我结婚了吗？然后是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我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应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她明白：“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时，我发现他幽默地眨着眼睛，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对我开玩笑。”于是她决定向李鸿章提一些刁钻问题掌握主动，问他觉得哪个国家的女性最聪明、最漂亮。李鸿章巧妙地回答说：“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过漂亮的女人、丑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笨女人、有美德的女人和没有美德的女人！”这位女记者不依不饶，马上问道：“但是，大人，肯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您发现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漂亮、更聪明，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从未到过美国的李鸿章不乏奉承地“幽了她一默”：“美国是一个有美丽而聪明的女性的国家。”接着李鸿章又反被动为主动，向她发问：“我听说，美国是一个有很多未婚女人的国家。这是真的吗？”这位女记者表示自己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这次轮到李鸿章不依不饶：“我听说那里的很多女人都不结婚。她们工作，为自己挣了很多钱！她们不应该这么做，她们应该结婚！”女记者问道：“您相信所有女人都应该结婚？”李边点头边肯定地说：“是的，全部。”女记者再问：“您在清朝听说过‘新女性’吗？”李鸿章不客气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听说过，听说她们都住在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不喜欢她们。清朝没有‘新女性’，我们也不会有，我们的女人全都结婚。”“那么没有您不喜欢的未婚女人吗？”女记者笑着问道。李回答说：“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老处女。”她再次想扭转局面，变成提问者而不是受访者，但发现“未婚女人（老处女）”这个话题似乎是李唯一愿意跟她聊的。“我相信他并不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他再一次幽默地眨眨眼。我认为，他其实可能懂少量的英文。”[1896年8月13日《丹迪信使报》（Dundee Courier）]李被誉为当时“最进步”“最开明”的清朝人，也无法接受“新女性”，足为那个时代对女性态度的标志。他认为中国今后“也不会有”新女性则过于自信，他确实想不到，十几年后就会有秋瑾那样的“新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投身革命，到二十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则涌现出了更多的“新女性”。社会的发展远超他的想象。

稍后采访他的英国女记者是位德国人，李鸿章对前一位是美国人感到好奇，对这位又是德国人更感意外，不禁问道：“英国女记者都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吗？”然后，他又开始连连发问，询问女记者的年龄、婚否、收入等。得知她仍单身时，李鸿章以中国式关爱劝她：“一位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结婚。很多读书人将会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伴侣。难道他们不想吗？”听到她的收入多少，李又直接问道：“那位美国女士，也就是在前几天来的美国女士的薪资更高。为什么会这样？”女记者回答说，可能她是更好的记者。李鸿章对此不赞同，这位记者又说：“可能她工作更努力。”李鸿章说可能如此，但立即赞扬她比那位美国女记者爱笑，肯定非常有天赋。女记者加重语气说：“非常非常多！”采访结束后，李鸿章用英语说了再见。［1896年8月25日《丹迪晚电报》（Dundee Evening Telegraph）］

离开伦敦前一晚到帝国剧院看芭蕾，是李鸿章此行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剧院自然非常重视，为李鸿章一行提供了一整层装饰和布置成清朝风格的包厢，剧院经理一直陪同。李鸿章对这位经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盘问”，“这些问题几乎涉及了剧院管理的每一点”，了解管理是他的兴趣、重点所在，连剧院管理都不放过。在复杂的芭蕾舞表演过程当中，剧院经理一直站在总督身旁向他解释这一舞蹈的神秘之处，“而李鸿章则对芭蕾舞舞女的脚的尺寸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她们的脚的尺寸有些出格了”。[1896年8月29日《切尔滕纳姆纪事报》（Cheltenham Chronicle）]“三寸金莲”，仍是当时中国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凡事发问，以致有人说应把“口”改成“否”的李鸿章，对于何事可问、何事不可问其实心中有数。他参观国会上、下院时，只与人礼貌应酬、简短交谈，发问甚少，更无评论。老友郭嵩焘的命运，当使他此时仍心有余悸。清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于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并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这本书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对法国和英国议会都有介绍，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所以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虽然奕䜣、李鸿章等对郭表示支持，但是最后，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向总理衙门下发了将此书毁版的谕旨。1890年，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为老友不平，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慈禧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宦海沉浮多年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事万不可问，更不可评。

到英国，他自然不忘当年帮助他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已于1885年在苏丹战败身亡，尸骨未存。李鸿章向他的塑像和衣冠冢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敬，还与他的家人见面，表示怀念。

李鸿章离开英国前，英国一家报纸对他的访问作了简短总结：“在他带着对英国的美好印象离开时，他也给英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真是不简单。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且在看到什么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时，他不会放弃，直到他已经亲自检查过或者得到了必要的知识为止。如果清朝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且能够掌控足够的权力的话，那么中华帝国在几年后将会成为最可畏的力量之一。”此文进一步说，现在愿意学习英文的清朝人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学习汉语，这是英国人的短视，将是英国在清朝发展的障碍，这篇短评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清朝的语言”。[1896年8月28日《苏塞克斯郡农业报》（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虽然过于乐观，但当今世界开始出现“汉语热”还是印证了这家媒体百年前的预言。

四

离开英国后，李鸿章一行访欧结束，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美联社特别报道员随同李鸿章一行进行了本次穿越大西洋的旅行，以下是他所记录的旅途中的一些故事。

对于李鸿章，美国媒体并不陌生。因为在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访问清朝时，美国媒体对李就有不少报道。一因格兰特在美国大名鼎鼎，在南北战争后期曾任联邦军总司令；二因他访华时，正是美国排斥华工浪潮高涨之际，禁止华工移民美国，是格兰特与李鸿章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会谈中，李鸿章坚持维护华工的利益。虽然这并非两国政府间的实质性会谈，但李的态度却很明确地表明了清朝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他在此问题上的强硬，给美国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年秋，美国就派一个外交使团来华，任务是与清朝政府交涉禁止华工移民美国的问题，当然主要是与李鸿章会谈解决华工移民美国问题，并修改多年前中美两国签订的有利于华工移民美国的《蒲安臣条约》。这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正式谈判。1880年1 1月1 1日美国《威灵每日知识报》（The Wheeling Daily Intelligencer）报道：“他（李鸿章）说，无法想象清朝劳工的苦难，更无法理解我们的质疑和修改条约的提议。他很直白地说，除非美国政府给出充分的理由，不然清朝政府很难同意。显然，他对修改条约的提案很生气，更生气的是这个提案是由一个友好的、并不热衷于刁难东方的国家提出的。修改条约意味着，蒲安臣公使之前所做的工作都将被推翻。我们必须清楚，虽然李鸿章因为正在处理巴西事件，不会被指派参与这次条约的修改，但他与此事关系极大。他在清朝，尤其是在总理衙门里影响很大。我的意思是，李鸿章将会在幕后指挥，对每一步进展提出建议。不过这件事很有可能迅速中止。在一定的条约保护下，李鸿章将不会反对清朝人移民美国。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我们往下看，看你们在没有清朝移民涌入的情况下，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等你们后悔了，我们再来讨论条约的修改。我们将会阻止我们的人民前往美国，你们要多久就多久。你们肯定会求我们重建关系，到那时，将由我们来决定接受或者拒绝’。”

但1882年5月，美国依然通过了《排华法案》。此后十几年，李鸿章一直关注在美华工问题。后来与美国访华政要、媒体会见时，李鸿章仍主动谈及此问题。1889年1月27日美国《匹兹堡电讯》（Pittsburg Dispatch）记者对他作了如下采访报道：“他还请我用笔告诉美国人民，他反对美国驱逐清朝人。”“他说：‘整个《排华法案》是违背中美两国条约精神的。这是一种犯罪。我希望《排华法案》可以被废除。我希望你能替我告诉美国人民，如果不取消《排华法案》的话，我将提议我们的政府在清朝驱逐美国人。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行使的一项正当权利。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对此做一些言辞上的夸张。希望你强调，我们希望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给予公平对待。’”“在我们谈话结束后的一个半小时内我将它们记录在此。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夸大，总督的话本身已经很强烈了。”这位记者还向李鸿章提问了清朝铁路问题：“我问总督，他如何考虑清朝铁路的将来，这会对清朝与世界有何影响。”李鸿章是最早认识到铁路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臣，早在1872年就提出清朝应修建铁路，但被拒绝。以后他又不断提出修铁路的主张，屡被激烈攻击，而且朝廷拒不接受修建铁路的建议。直到此次采访半个月后，距李第一次提出修建铁路主张的17年后，朝廷才在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批准修铁路。或许十几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让朝廷同意修铁路，他提前半个月就知道朝廷即将同意修铁路，所以非常乐观地回答说：“半个世纪后，清朝将会被一个巨大的铁路网覆盖。清朝丰富的矿藏资源将会被开发。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会出现轧机和火炉，这是有可能的。清朝会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

当然，李鸿章可能过于乐观，也可能是对外国媒体要说些“大话”。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较以前确有相当发展，但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高铁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都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这些事实毕竟证明，李氏百多年前的判断大致不谬。

紧接着，李鸿章从商品流通、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将话题又从铁路引回华工问题，认为清朝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将导致与欧美的激烈竞争：“在我看来，这是威胁你们国家以及欧洲劳动者的最严重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清朝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技能和才干。他们工作勤勉，生活成本比你们国家的人更廉价。当我们国家开放铁路，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市场时，我相信，我们提供的产品会比你们的更好、更廉价。这些将是你们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这位记者回答道：“我也这么认为，大人。”“那么，我很好奇，”总督接着说，“你希望清朝跟你们竞争，但你们不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竞争吗？”这位记者回答得非常坦率：“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当清朝的产品能跟美国竞争时，我们会建起一道保护屏障，以阻止你们的产品进入。”这位记者的随口而答，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深入人心。1894年7月1日，甲午战争前夜，美国旧金山《呼声晨报》（The Morning Call）采访了李鸿章。记者报道说：“我提到了清朝的将来，问总督他认为这个国家应该由欧洲人管理还是清朝人自己发展。他回答说，毫无疑问，清朝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铁路网将会覆盖清朝。他相信清朝最终会发展起自己的制造业，而且在将来，会像制造大国一样进军世界市场。他告诉我，中华帝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各种尝试，他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厂，而其他的一些大型工厂也在筹备当中。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但他使我了解到，清朝的信条是，从现在开始将会是‘清朝人的清朝’；并且威胁说，清朝的工业一定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引入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竞争等观念，证明李对现代经济学知识已略知一二，且能用于与外国人谈判，实属难得。

鸦片战争后，英国资本在清朝一直独占鳌头，但此时美国正在崛起，想与英国在华角逐一番。1892年年末，一位美国商人来到清朝，“决定越过英国资本和企业在这个国家树立的种种障碍”在华进行巨额投资。来到清朝后，他受到包括李鸿章在内的高官重视，他写道：“另外，我也不怀疑，给予我的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巨额花销。在清朝，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花钱，这是一种风俗。在那里，没有人认为官员受贿是一项罪行。事实上，他们不仅不认为这是受贿，还认为是合法要求。我从一些帮助我处理行李和与总督接触的清朝人入手，赠送了他们大量昂贵的丝绸和钻石作为礼物。在两个月的旅途之后，我发现，我的花销已经高达2500美元。”“你可能会说，这只是很小一笔钱，事实上也的确是。但是，这一切只是个开始。我已经在清朝花费了20多万美元，但是肯定还需要花费更多来获得许可。这些许可价值几百万是肯定的，但具体多少，没有人能说得清。当我们考虑其价值的可能性时，甚至会喘不上气。我们只需想一想今日美国整个铁路系统的价值，以及通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的电报线，因为几乎每个城市都得有电报。这些价值几千亿美元——不是百万。这类事业在清朝肯定也会有同样的价值，而且那里有四亿人口，疆域是美国的四倍。”他发现“每个清朝人都在力争上游，不管官阶多小或者多年轻，每个人都在追逐着万能的钱。对于那些长辫子的绅士来说，不管是美元、英镑或者是帝国的银子，都是一样的”。原来那时的官员，已经喜欢美元、英镑了。拜见李鸿章时，他被按官衔由低到高依次介绍给各级官员，轮到向李鸿章介绍时，他已经有些精疲力竭，几乎不能再通过翻译做良好的自我介绍了，但“无论我多么紧张，都会被我所带来的丰厚礼物所抵消。它们被仪式化地放置在李鸿章的脚下”。[1892年12月23日《每日烟草纪事报》（Daily Tobacco Leaf-Chronicle）]由此可见，清朝官员并不避讳当众收受丰厚礼品，为得到许可必须行贿，俨然成为当时清朝的官场文化。

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进行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仍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3]。《格力法》是由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格力（Thoms J. Geary）提出、参众两院在189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以后未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持伪造居留证者将罚款1000美元或判五年以下徒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的演讲作了报道。李鸿章以当时最经典的经济学知识，批驳了美国的华工政策。一位记者直接问道：“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措施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朝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朝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报道说，李鸿章这时“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排华法案》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华人是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朝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朝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做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村干活。”他进一步指出，“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无法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劳动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有记者问他美国资本在清朝投资的情况，李鸿章反应很快，回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朝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朝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4]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被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径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中，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依然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篇短短的演讲表明，李鸿章在当时能如此深刻地提出问题、看待问题，得益于他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全要素理论。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二元论”，但实际上他已经将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的两个要素。在此之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又将资本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并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这三个部分（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了“生产要素三元论”。李鸿章所根据的，正是这种“生产要素三元论”。而且，李鸿章以商品的自由流通，劳工、劳动市场的自由作为废除《排华法案》的根据，这些概念与基本理论框架也都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今日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当时却是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严复从1896年10月起到1901年元月末翻译完毕，出版于1901—1902年（严译本为《原富》）。在严复开始翻译《原富》之前，为何李鸿章能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分析、解释当时中美关系中的自由贸易、劳工移民实即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问题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这种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来源于他的英文秘书罗丰禄。罗丰禄与严复同为福建人，二人一同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于1877年一同到英国留学，又基本同时（相差半年）回国。罗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兼任李的英文秘书、外事顾问和翻译。1889年1月27日的《匹兹堡电讯》报道说，记者在等待李鸿章采访、接见前与罗闲谈。他对罗的评论是：“罗丰禄是总督的秘书，同时也是天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发现他非常博学，所知甚多。等候时，他同我讨论了一些斯宾塞的哲学，并告诉我，他是如何地相信赫胥黎和达尔文的理论。至于后者，他说，他相信适者生存说，而不是物种起源说。”还有一些外国人的报道、回忆也表明，外国政要、新闻记者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后，少不得会与罗闲谈，他们也都发现罗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等都相当了解。如此推断，应是罗丰禄将西方经济学经典内容告诉了李鸿章，使其用此理论反驳美国当时的“排华”浪潮，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从这点来说，罗氏功莫大焉。多说一句，由此看来，主事者找什么样的幕僚、秘书，确实重要。

与理学大家曾国藩不同，李鸿章甚少“理论著述”，访美期间，却难得谈了一次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1896年9月18日《夏威夷公报》（The Hawaiian Gazette）报道，在美国传教士协会（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的欢迎会上，他将基督教与儒家相提并论：“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从哲学角度来看，基督教和儒家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是以积极的方式表达着黄金法则（Golden Rule），另一个是对这些原则用消极的方式加以表达。至于这两种表达形式是否传达了同样的真理，这需要留给那些拥有更高哲学修养的人来考察。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就根基而言，这两种伟大的学说并没有太大差别，是在同一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两个道德系统。”

所谓“黄金法则”，出自《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两段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以“积极的方式”表达待人之道。他所说的“消极的”，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准则。他巧妙地避开了信仰问题，而从哲学角度，更确切地说是从伦理角度力图说明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别，是在同一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两个道德系统”。不知道他对基督教、对《圣经》究竟有多少了解，但为了这次出访欧美，他显然是做了一番准备、做了一些功课的。当然，这其中少不了罗丰禄的功劳。

李鸿章对政治、机械、工程、舰船、建筑等的性能、制作过程、价格等兴趣浓厚，不停发问，这一特点也为美国记者注意到。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上，他与同船游客交谈时，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他详询了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1896年8月 2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The Indianapolis Journal）]在纽约，他们乘船经过横跨纽约东河、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大桥，当船只靠近大桥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行人全都激动起来。这座大桥在1883年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长1800多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4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为主材料建造大桥，落成时被夸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时布鲁克林尚未划归纽约，还是单独一市，美方陪同人员向李鸿章详细介绍了桥梁的高度、长度、结构、成本、利润、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等。当听说建成此桥花费了2500多万美元时，李鸿章立即问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与英国记者一样，美国记者也注意到在面对媒体人的采访时，李鸿章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频频提问。他对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家国大事、异国风俗到个人私事，甚至刚见面的人，也喜欢问他们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对女士也不例外，表现出明显的“国人特点”。对此，美国媒体均对“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表示理解。一家报纸就以“作为提问者的李鸿章”为标题，对李氏风格作了如下介绍、评论：“李鸿章提问的特点是，他问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被避开，并且被算计好可以获取李本人想要得到的信息。”“李鸿章的旅行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而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的提问非常坦率直接，令人耳目一新……李鸿章有勇气打破传统，问出一些在高度文明化的人群当中被认为是粗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也是这些文明人很乐意被问及并欣然作答的。李鸿章的理论是，如果听一些粗鲁问题的回答是不粗鲁的，那么问出问题的也就不是粗鲁的。这不能说他没有道理。”[1896年9月2日《盐湖城先驱报》（The Salt Lake Herald）]不过，还是有一些美国陪同者回避了他这方面的提问。

除了喜欢问个人收入，美国记者注意到他也会谈论女性。邮轮上都有节目演出，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也不例外。他对两位年轻的美国女歌手演唱的流行歌曲颇有兴趣：“在音乐问题上，透露总督东方口味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唯一点名的曲子是《你别走，露》。他看起来很喜欢这首曲子，自己柔声重复着曲名。演唱结束时，李伯爵表达出了对这首歌的喜爱，咕哝出了‘divine，beautiful’，并通过翻译向歌手表达了感谢。”他也向这两位年轻的女士提了无数的问题。“她们多大了？她们能得到多少钱？她们为什么要登台？她们的职业会让她们在自己国家享有较高的地位吗，还是会被看不起？”“这些和其他很多类似的问题，总督都得到了回答。然后总督仔细地打量这一对姐妹。‘优美，非常优美，’这是他的评价，‘还很漂亮。’”他还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了这两位歌手，并在她们的签名本上题了字。题字后他还特意通过翻译问：“为什么你们国家的女性比清朝的女人要聪明那么多呢？”他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好奇这是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裹小脚？”（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对流行歌曲的兴趣如此浓厚，与离开英国前看芭蕾舞完全没有感觉、关心的是芭蕾舞舞女的脚的尺寸恰成鲜明对照。这也难怪，欣赏芭蕾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流行音乐更主要凭感觉。或许，这就是“流行”能成为流行的原因。此时，对西方音乐舞蹈，无论是芭蕾还是流行歌曲，清朝人都完全不了解，既没有基本概念，也不可能有高雅、低俗之分。在美国也有人问他与“新女性”有关的问题，他明确说清朝没有“新女性”。

在欧美访问，他注意到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他发现，参加招待会或者晚宴时，女士们总是戴着长袖手套遮盖手和胳膊，但却露出了肩膀和胸部。这种蕾丝手套的袖型多为泡泡袖，往往饰有细小发亮的珠子，长及肘部以上，是当时欧美上层社会女士社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服饰。李鸿章认为这与清朝正好相反，清朝女性不介意露出手，但不能袒胸露肩。他明确地说，看不出这“有什么更好或者更雅致的”。在访问俄国参加俄皇加冕礼上看到许多欧美妇女，他认为英国妇女是最漂亮的，此时访问欧美已接近尾声，他面对美国媒体时仍坚持此点。（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明明认为英国女性最漂亮，但在英国媒体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却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在美国却不恭维美国女性最漂亮而坦承自己认为英国女性最漂亮，也是花絮一朵，令人一哂。

虽然认为英国女性在世界上最漂亮，但在美国媒体面前他还是公开批评英国人的自大，在文化上无法与中国相媲美：“就文化而言，英国人比一些欧洲人要优越，比一些要低劣，但是他们无法与清朝相媲美。很多事情上都显示了这一点。在清朝，几乎每一个高年级学生都被教导要读英文原著，了解英国历史以及伟大的英国人物。英文书籍在清朝也有出版。但除非是为了商业或者外交用途，根本没有英国人学习汉语，英国学生甚至没有想过清朝的经典值得学习。他们对清朝的伟大人物也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只有两个伟大的清朝人——我算一个。但是如果我没有来到他们中间的话，他们根本不会听说过我，另一个是孔子。”李鸿章此话大大地言过其实，当时的中国科举仍是读书人的“正途”，洋务派与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仍被歧视，从数理化到英文，并无多少人学习。罗丰禄的同学、留学英国的严复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总办（相当于校长），仍要回乡参加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否则会被人歧视。清朝学子普遍学习英文是在将近十年后的1905年废科举办学校才开始的，这时李已去世数年。不过，李鸿章的言过其实是当时的外交策略，也有一定收效，使美国媒体有某种程度的自省：“这些评论中无疑有一些深刻的观察，显示出总督对关于他个人的很多评价也做了仔细的思考，并且断定西方世界对于清朝历史总体上是无知的。这番评论的最后将白人总结为自负。事实上，这位清朝人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其他人也在想的事情。”（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

管理、效率一直是他关心的问题，所以他对美国多党政治下的政府运行效率表示怀疑：“总督的私人观察表明，他对于美国政府系统的效率抱有怀疑。他认为有太多的党派、太多的官员，而官员失职的代价却很小。”他的理由是，如果只有一个主人，他会小心地监管他的仆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一千个主人，这些主人都会让别人去监管、承担责任，“显然总督选择一个主人的体制”。（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

李鸿章访美期间，美国新的总统选战已拉开帷幕，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已获共和党提名，向在任总统、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发出挑战，角逐下任总统。在李鸿章离美到达加拿大后，1896年9月1 1日的美国《奥马哈每日蜜蜂报》（Omaha Daily Bee）报道了一位美国记者采访的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他反问这位美国记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这位记者回答自己是民主党人，李鸿章笑着说：“哦！那太糟糕了。民主党要失势，麦金利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几个月后，大选揭晓，麦金利赢得选战，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证明李鸿章的预测准确。真不知道他作此预测的根据是什么，一般说来，在任总统竞选连任的胜算较大。就在十几天前，他刚与克利夫兰总统在纽约会晤，是与其谈话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他得出了克氏将败的结论吗？他访美总共不足十天，是他对美国政治早有深入观察和深刻了解，还是源自他对政治的敏感、直觉？人们不得而知。但在大选几个月前，他就如此斩钉截铁地断言克败麦胜，并且判断准确，自有他的道理。可惜，这家报纸未报道他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笔者查阅了不少中文文献，也未见有关文字。如能知道他的判断依据、分析方法，当是精彩的政治分析个案。

美国西部各州排华最厉害，李鸿章向美国媒体表示，因此自己不到美国西部就到加拿大访问，然后从加拿大直接回国而不从美国西海岸回清朝。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于9月14日搭乘一美国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归程。途经日本横滨，他因甲午之耻拒绝上岸，改乘清朝轮船招商局轮船回国，10月3日到达天津。这次耗时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宣告结束。

这次欧美之行的所见所闻肯定对李鸿章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认为欧美的强大是从制度上保障了“上下一心”，在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时“沥陈各国强盛，清朝贫弱，须亟设法”。但清朝政治舞台留给他演出、施展的时间、空间已经无多。回国后他依然处于投闲散居状态，并因误入圆明园受到朝廷的严厉呵责，“罚俸一年”。直到1900年1月，他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才重返政坛，但不久他就忙于处理庚子之事、辛丑缔约，于1901年1 1月初病逝。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等。

注释：

[1] 文中译文除注明外，皆为许媚媚译。

[2]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俄］谢·尤·维特著，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3] 即《基瑞法案》（Geary Act）。

[4]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下），郑曦原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339—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