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对于上述混乱和复杂的问题，不存在“宇宙大爆炸式”的解释模型，而是要从涵盖不同学科的四个背景进行分析，即之前提及的经济、制度、创新或互动，及政治或社会背景。

第二章到第五章探讨经济背景，研究的是生产布局，或企业和工作岗位的走向，以及各个家庭的地理布局和工人的区位选择。第二章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是人们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产生的迁徙，还是工作岗位或企业需求生产地点的迁徙，导致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城市区域之所以发展，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企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人们的游乐场。第三章探讨的是产业为什么总是集中在一起，它们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遵循什么样的空间经济模式。第四章着眼于为什么某些城市和地区的价格和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和地区，这与财富创造的整体经济过程有何关系。

第五章探讨了个人的作用和他们对居住地的偏好；对于企业，我研究了它们的选址偏好；对于上述二者，我着眼于他们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任何广义的经济过程，例如城市区域的发展，都是无数个人的选择结果。所有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关键的争议问题，那就是城市化模式对这些偏好有何种程度的反应。我认为偏好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极为有限地使用既有城市和城市系统的特点来推断“人们想要什么”或“偏好于偏好”（prefer to prefer）什么。

对经济学家来说，本书的论述虽然主要使用文字和实例，并辅以一些数字和模型，但努力采取中间立场以对理论的技术原理表示尊重（Leamer，2012）。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模型，而是要找到一个经济学框架，刻画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那些主要的经济模型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我们还是无法完全解释城市区域发展的选择性问题（selectivity）。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每次重大的根本变化浪潮都会强化某些“赢家”地区，并产生一批“输家”地区。产生这样的选择性可能有许多原因：“先发的偶然性”（即运气）、制度、创新的地理分布、思虑周详的行动或国家的政策。纽约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仅仅是因为“先到先得”吗？硅谷坐落于旧金山附近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之一需要住得离年迈的母亲近一些吗？是否有更深层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原因能够吸引这些产业来到这些地方？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吗？而它们的创新能力又是什么？或者是因为国家和政府行为青睐这些地方？

人们普遍认为“好的制度”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且这种观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城市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发展经济学考虑制度的正式含义（国家、宪法、规则、法律和正式政策）。但制度也有非正式含义，即经济中由关键的“团体”或“群体”构成的组织，包括精英网络、公民社团和社区团体。我很想了解的是，它们之间往往非有意的互动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学校教育、态度，甚至是正式的政策。

各国大都市区都有相似的正式制度，但各自拥有的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且这些群体在所在地区彼此连结形成独立社会的方式亦不相同。与纽约相比，达拉斯的社会结构存在许多重要差异，图卢兹的社会结构看起来与波尔多的相当不同。巴黎和伦敦因为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不仅其正式制度不同，同时也存在非正式制度差异。这些差异对大都市区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吸引、发展或排斥某些经济活动有很强烈的影响。在第二部分，我着力于城市区域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地区范围内的非正式制度化行动方面的研究。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大量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并将二者结合，通过探讨当地互动背景在创新的地理分布中的作用，思考当地互动对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经济体系有何作用。创新行业往往高度集中（即集聚）在相对较少的城市，这些城市是企业、人才库和知识所在地。例如，为什么信息技术坐落于圣何塞，金融在伦敦和中国香港，娱乐业在洛杉矶，而医药业在巴塞尔？这些行业在某些城市（大范围来说在某些国家）中的位置决定了高技能工作的位置，并决定了其收入排行。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问题，因为创新的地理分布不仅改变主要的创新中心，也改变整个经济及其所有地区。创新中心从创新中获得许多收益：高薪工作岗位、高收入、高财政能力。源自大都市中心的创新，在应用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时，其影响会波及整个经济，因为创新产业最终会成熟，可以迁往别处。了解创新与发展的空间轨迹和时间路径是发展经济学与地理经济学的圣杯。它是经济发展研究中最难以捉摸、最复杂的问题。

在论述经济背景的第一部分，我们将探究创新的经济租金的时空路径。在这部分，我探讨了创新与城市中的人际互动。每一种创新方式都有其具体的供应架构，即将理念、企业家、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的品味和习惯相结合的方式。这就是不同国家和城市仍然有其独特“禀赋”的原因。不同的技术诀窍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构成了行为环境，而以行为环境形式存在的城市禀赋会在第十章加以分析。此外，许多近距离的互动有特定的形式，即我在第十一章分析的面对面接触。为什么面对面接触对创新和当地禀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某些城市和地区有许多交叉的面对面接触情况，并给这些地方带来了“人气”？

政治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部分原因。城市区域在不同方面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又通过种种隐形的途径置身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城市区域也是其居民、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大量规范判断（normative judgements）的主体。本书中最后一部分着眼于整体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城市和城市系统。

对于政治机制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创造新城市、区域当局和政府的能力，同时论述了集权程度较高的社会和分权程度较高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二、企业和人员在区域之间的流动率；三、土地及土地开发在经济中的角色；四、各地区劳动力规制与工资的差异程度。这四种机制对重要的经济和地理结果产生影响，这些结果包括各地区生产要素（劳动力、企业和知识）的重组力度，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群体的聚集或分离模式；利用地理“退出”（流动性）与“发言权和忠诚”影响政治和经济过程。所有这些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即使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中，城市和地区也将在其政治和规范争议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正如我指出的，本书分析的大都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创新和创造，然而，它也带来了动荡和不均衡，也必然充满冲突。世界经济的赢家地区，即那些大中城市和地区之间存在差距，这些城市和地区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距。各国的生存能力一直依赖于它们把社会的赢家和输家整合到一起的能力，包括人员和地区两个方面（人口中的赢家和输家，地区中的赢家和输家）。某些情况下，无法整合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其他情况下，会导致一体化、贸易甚至文化开放的倒退。21世纪，面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动荡不安，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面对不平衡发展和动荡不安的现实，公共政策如果能发挥作用，它应该做什么？第十三章探索的是效率和公平与地区发展的关系，确定效率和公平的恰当组合关乎发展和公正的关系。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城市和地区，意味着应致力于我们想要的效率和公平的组合，它们会体现在城市数量、规模、形式以及相互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