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破坏性创新：地理与经济学

为什么有些城市如此富有？

无论何时，都会有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富有。目前，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包括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苏黎世，这些城市地区的收入比其本国经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大约1/3，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处于世界经济层级体系的富裕层级。在美国国内，旧金山的人均收入是其最贫穷大都市区的3倍。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这些贫富地区之间绝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差异，即使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生活成本和生活品质，差异仍然存在（但会有所减小）。

这其中的某些差异在国际层面上仅是一个动态追赶问题。例如，上海和圣保罗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有一天它们甚至可能达到美国或欧洲最富有城市地区的水平。过去，像布法罗、锡拉库扎和克利夫兰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都非常高。人们在那里赚取了巨额财富，漂亮的豪宅、剧院和其他建于城市鼎盛时期的公共建筑等都彰显当时经济的繁荣。今天在旧大陆的很多收入水平相对不高的城市也以宫殿、剧院和历史遗迹等形式显示其曾经的富有。通常，这些历史财富的有形表现形式反映了它们曾经有过的高度不平等和很高的平均收入，威尼斯、伊斯坦布尔、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等城市在其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奇怪的是，城市经济学对这些富有的城市和地区的存在含糊其词。大多数城市经济学家坚持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的繁荣不可能持续存在。相反，过高的住房和劳动力价格会摧毁这些城市。如我所说，在美国，对于一些像纽约这样的高物价城市来说，表面上看，这么说好像没错。近几十年来，纽约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像达拉斯或奥兰多这些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那样快，但是纽约的实际收入确实较高。还有其他高收入城市，如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在保持高收入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增长。一方面是高收入和高价格，另一方面是人口、就业和收入的变化，我们会看到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但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与经济学家都认为，许多城市“太昂贵”以至于对它们自身不利。

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探讨这场辩论。首先，如果平均价格（生活成本）很高，某个特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大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差异，那么该地区就可能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既有经济活动的贸易和搬迁成本较低时就更是如此，这便是常识中的现实认知。第二种可能性更复杂，来自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如果固定资源的平均价格水平（生活成本）很高，就会反映出许多问题（如对建筑的限制）。面对这些问题，不具备在这些区域生存所需的高工资或高生产率的人和企业不得不离开。根据空间一般均衡理论，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由当地的生活成本决定，促使企业和人员分类并自行选择留下或离开，从而带动该区域的人口变化。这些变化本应该带来区域间的效用均等化，我试图在第二章找到这种均等，但事与愿违。第三种可能性是住房和本地服务（如美发厅）等固定资源的价格比其他区域高，但平均工资和实际收入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本地区主要贸易活动中的工资和收入反映为创新租金。这些租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外部性弥补了该地区其他非贸易领域的工资和价格。例如，发型师赚钱多是因为对冲基金交易员与他们的发型师分享了一部分创新租金。反过来他们又都在本地市场消费，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母市场的发展。后一个动态阻碍了价格回归均值与地区之间的效用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