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复兴的原因何在？

波士顿的经济在20世纪经过了三次崩溃与复苏的大起大落，而三次复苏似乎都是技术工人的供给带来的（Glaeser,2003）。为什么技术工人会流向或驻留在波士顿这样处于寒冷地区的老城市呢？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02）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有创造力的阶层”会追求一系列特定的舒适性，包括咖啡馆、美术馆、音乐以及总体为波希米亚式的包容氛围（他是以同性恋者的数量来衡量的）。这些要素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以及高收入、高人口增长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一些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现在也宣称，伦敦是世界新晋富豪的游乐场，而这正是伦敦成为世界城市的原因（Glaeser,2010）。因此城市复兴呈现偏好驱动的特点：年轻的新一代拒绝了父母对于郊区的偏爱，转而选择位于寒冷地区的人口密集型老城市。

佛罗里达和格莱泽等人的观点对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许多衰落城市的市长正在制定旨在吸引25岁左右的同性恋者到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计划（Swope,2003;Shea,2004）。在读完佛罗里达的《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the Creative Class,2002）一书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就敦促该州的各个市长组成“酷市”（Cool Cities）咨询委员会，以帮助改变本州各城市的沉闷形象；底特律的市长因此自称“嘻哈”市长。在欧洲，柏林市长吹捧他的城市“不富裕但性感”。此种策略可不是只归责于佛罗里达一人，新工党的政客在多年前首推“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运动时，还从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他的作品毫无疑问使各城市都宣传自己很“酷”的做法甚嚣尘上（Shea,2004;Kotkin,2005）。

用消费者偏好解释城市复兴之所以吸引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解释不需要逻辑跳跃；本质上只是对一些总体一致的微观经济原理进行推断。消费品和服务中的创新收益大多造福于那些具备高替代弹性、风险厌恶度低以及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的人。反过来，高替代弹性意味着搜索意愿很强，因为发现新的商品和服务离不开搜索。而搜索意愿一般需要长期的视野养成。满足这些标准的是那些受过教育、向上奋斗、仍在对多种商品培养品味的年轻人。总之，他们看起来很像佛罗里达说的有创造力的阶层（Tabarrok and Cowen,1998）。

正如我在第二章指出的，这种解释的一个缺点是，很多被认为受到人们偏好的消费舒适性，在规模相似的大都市区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因此，虽然消费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喜欢生活在城市地区而非农村地区，但是解释为什么决定要居住在某个大都市区而不是别的大都市并非易事。从1995年至2010年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大都市统计区（MSAs）都出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净流入，但是远远没有夏洛特或亚特兰大那样多。而拉斯维加斯超过所有城市（Franklin,2003）。在佛罗里达罗列出的有创造力的城市名单中，不仅有旧金山和纽约，还有奥斯汀和奥兰多。所以现在不仅要对那些寒冷地区的人口密集型老城市做出解释，也要对温暖地区不断扩张的新生城市做出解释。但是除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共性很难找到。奥兰多的人口混居情况与伦敦或纽约街头的情况不一样；奥兰多缺少那些更大更古老的城市具备的波希米亚式包容传统（以及一样的狭窄街道和小街区模式）。奥兰多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人们不会搬来这里享受咖啡馆文化和自发互动、修复迷人的老房子、举办阁楼派对，或者在普拉达专卖店闲逛。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美国独有的特例，欧洲也有相似的事例，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然而，即使按照严格的标准衡量，寒冷地区的老城市和阳光明媚扩张发展的城市也都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名单中，绝不会是非此即彼。看看不同类型的城市吧，比如，具有猎奇性和多样性的简·雅各布斯风格的城市；看起来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0）描述的“高社会资本”地区一样的同质、睦邻、传统和基于自信之地；提供匿名郊区生活的“互不干扰”式城市。所有这些城市类型的大量案例都表现出它们具备高收入水平以及高技能人才集聚的特点。请注意，我们刚才并没有区分复兴和新生地区。这也说明上述城市类别不仅描述了菲尼克斯和波士顿两座城市，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波士顿作为单独一城的特点，在那里，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被扩张地区包围，只是其外围人口不如菲尼克斯郊区密集。

经过对这种模式的仔细研究发现，那些以偏好解释城市复兴的理论家似乎颠倒了因果关系：在那些位于寒冷地区的老城市中，技术工人的集中为城市的舒适性创造了市场。但是这些工人对舒适性的偏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地方得以发展并更加富有。对“能人夫妻”（power couples，夫妻双方在“新经济”中都拥有高技能工作）的研究显示，许多这样的夫妻选择住在大都市区，因为这会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共同就业的机会，并使他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做出调整，以应对就业变化或就业损失（Costa and Kahn,2000）。因为扩张的居住模式和以汽车为主的运输系统，能人夫妻在硅谷和奥兰治县这样的地方工作生活与在伦敦或纽约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相差无几。从技术工人的偏好回归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关的劳动力需求，重新聚焦于“技术城市”角度解释城市复兴，其优势在于它既包括了寒冷地区人口密集型老牌城市的复兴，也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囊括了一些温暖地区扩张发展的新城市，使我们可以对城市形态与城市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做出判断。

某些观察家指出，20世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布局曾经走偏，即以有价值的土地错误配置为代价推动了短暂的经济快速增长。历史上，城市一直是思想交流的中心，随着制造业的退场，城市应该再次承担起这个强大而更加持久的职责（Cheshire and Sheppard,1995;Drennan and Lobo,2007;Frey,1993）。老牌城市被认为必将衰落的原因是，它们遭受了制造业撤离带来的解聚，制造业先迁移到郊区，然后搬迁到阳光地带，最后移往发展中国家。历史可能在这方面戏弄了我们，当我们倾力去了解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时，它却不再是许多城市的经济基础。

制造业的解聚从本质上终结了中心城市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终结城市的集聚。曼哈顿的企业优势不再是其航道功能，波士顿的港口也不再是它首要的经济资产。“新经济”对于邻近性的需求反而是由信息促成的，这常常要求人们在彼此邻近的地区工作。信息并不稀缺，事实上现代世界充满着各种信息，所以获取信息需要临近性似乎有些违背常理，特别是在我们已经能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的情况下。邻近性的优势不在于获得的信息量，而在于传递信息的能力。因为大量信息虽新但不是标准化的，信息的传递往往需要面对面的互动，这对于学习、建立信任及降低风险至关重要。正如我在第十一章阐明的那样，面对面接触是一种“软”交换：这使互动双方可以在具体的情景中对信息有共同的理解，从而创造出创新所需的人际关系。因此，寒冷地区人口密集的老牌城市能像一些扩张的新郊区那样在“新经济”中蓬勃发展也是合情合理的。新老城市在适当的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它们的外观或建造形式，也不是它们表面上的社会学特征，而是它们的经济基础。

为了深化这一分析，我现在要研究现今许多城市地区的社会特征和舒适性特征。我会说明这些特征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一说明过程中，我会进一步强化第二章中提出的对城市发展的舒适性或消费驱动理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