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经济现状与展望

（一）概况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国名意为“日出之国”，领土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及72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8万平方千米。主体民族为和族，通用日语，总人口约1.26亿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投降，美国派军队占领日本。1947年，日本颁布《新宪法》，由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战后，日本奉行“重经济、轻军备”路线，励精图治，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陷入长达30年的经济衰退，伴随而来的是政府债务高企和老龄化、少子化等严峻的社会问题。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由于其资源匮乏，所以日本高度依赖进口。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此外，以ACG（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通常指电玩游戏或GalGame）的总称）产业为首的文化产业和发达的旅游业也是其重要象征。至今，其仍较好地保存着以茶道、花道、书道等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

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以及发展历史，日本的经济现状分析与全球其他三大单一货币经济体有所不同，分析指标为进出口、人口问题、汇率和政府债务状况。

（二）进出口

外贸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与日本的基本国情紧密相关。日本自然资源极度匮乏，除煤炭、天然气、硫黄等极少量矿产资源外，其他工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燃料等都需要从海外进口。另外，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于日本，因此，火山活动在日本全国都非常活跃。据统计，世界全部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中超过两成都发生在日本。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入关”⁽⁴⁾后，日本开始取得和其他缔约方同样的平等地位。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为日本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此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主要贸易对象为美国、亚洲国家和欧盟国家。日本财政年度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

从图2-20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后，日本外贸状况急剧恶化，尽管从2016年开始，日本的贸易账（Balance of trade）有所转暖，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形成趋势，进入2018年，日本的贸易账再次恶化，这也拖累了日本经常账（Current Account）的表现。

2019年1月11日，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18年11月的外贸数据。数据显示，日本11月贸易账前值为-3217亿日元，此次公布值为-5591亿日元。11月末季调经常账前值为13099亿日元，此次公布值为7572亿日元。11月季调后经常账前值为12113亿日元，此次公布值为14387亿日元。

由于外贸在日本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举足轻重，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联储连续加息，未来将会对全球市场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目前日本外贸的局面对于急于摆脱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困境的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人口问题

尽管日本的国土面积和我国的云南省面积差不多，但是，2017年日本的人口达到1.26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7%。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人口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1926年，日本人口达到6000万人，1967年，日本人口超过1亿人大关。然而，随后日本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1%左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据统计，日本总人口为1.2709亿人（2015年人口普查），与上一次人口普查（2010年）相比，日本总人口减少962607人。2017年，日本总人口为1.2671亿人，比上年减少22.7万人。

按照日本总务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编撰的《2018日本统计手册》的预测，日本在2030年总人口将跌破1.2亿人的关口；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跌破1亿人的大关。最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的有效劳动力将在21世纪中叶跌破5000万人的关口（见表2-5）。

现代日本的人口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老龄化；二是人口减少。按照联合国的规定，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人口比例，该比例超过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超过14%的社会是老龄社会。衡量老龄化速度的指标是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至14%所需的时间。数据显示，日本年满65岁人口数量超过35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达27.7%，创下自1950年开始采用现行标准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从图2-21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日本最快。日本从老龄化社会步入老龄社会只用了14年的时间，英国用了5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70年的时间，法国则用了130年的时间。

不仅如此，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象在恶化。21世纪以来，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2005年是日本人口绝对值开始减少的第一年，这在日本人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2004年，日本人口（不包括在日本的外国人，以10月1日的人口数为准）为12778.7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12776.8万人，较2004年减少1.9万人。预计到2029年，日本的总人口将跌破1.2亿人；2053年，日本的总人口将跌破1亿人。在此背景下，日本有效劳动力也在减少，目前日本的劳动人口数量正在以每年50万人的规模减少，这对于深陷困境的日本经济来说绝对是坏消息（见图2-22）。

（四）汇率

汇率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或比价，或者说是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随着国与国之间沟通交流，特别是经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汇率的作用越来越大。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指数⁽⁵⁾诞生，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浮动汇率制的时代。在浮动汇率制的时代，汇率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即让汇率下降，会起到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反之，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汇率上升，则起到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

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根据自身的国情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因此，日元汇率对于日本外贸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1年，日本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1971年12月，1美元=308日元，这是日元的最低水平，此后日元开启了升值之路。1995年4月，日元创下战后最高纪录，1美元=79.75日元，这并没有结束。“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避险情绪高涨，加之各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和措施的差异，全球恐慌指数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10月31日，1美元仅可兑换75.56日元，再次刷新日元战后的最高纪录。日元飙升对日本经济摆脱金融危机极为不利，尽管此后随着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日元汇率有所回落，但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不稳定性大幅上升，全球恐慌指数居高不下，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日元汇率仍处于高位，这对于急于摆脱通货紧缩、经济停滞困局的日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从图2-23可以看出，近年来，不仅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处于下降通道，而且日元的实际汇率持续走高。因此，日本未来的前景不容乐观。

（五）政府债务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百废待兴。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复苏，日本在欧美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金融系统模型——利用国民储蓄进行投资。这个模型是企业家和中产阶级财富迅速积累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模型带来的经济成功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任何系统模型的成功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美国外，全球其他各国均在加速战后重建。因此，只要有国家在某些方面有优势，将会获得巨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接管日本，为日本打造了一个文明的政治制度，而且在《日本宪法》的指引下，日本只需要全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即可。

在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过程中，一个美国人厥功至伟，他就是“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1950年，戴明以较低的价格和较好的质量占领市场的战略思想与日本文化注重细节的思想无缝对接，日本各行各业全盘接受了戴明的思想并切实实施，从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日本奇迹”。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日本的经济奇迹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制造业的巨大优势使得日本产品在全球获得了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

回顾过去40多年日本的发展轨迹，日本目前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并不断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人口红利的急剧下滑并转变为人口负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战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在1972年达到2.33%的高点之后快速下降，并在2005年人口出生率为负，这使得日本快速从老龄化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变，这一方面使得日本的有效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2）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签订将日本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加上日本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随处可见，包括在美国，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不满。为了有效抑制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以下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见图2-24）。

《广场协议》签订后，协议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到1987年，美元兑日元汇率最低曾跌到120，这意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了50%，即日元兑美元升值了一倍。

日元的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达到最高38915.87点，此后开始下跌，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点，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000点左右。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前后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这直接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受此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几近停滞。按美元计，2017年日本GDP的绝对值甚至低于1994年的水平（见图2-25）。

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因为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所以，日本在战后3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强力的宏观管理以及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文明接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过，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日本经济举步维艰，这直接导致日本政府债务快速飙升。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债务恶化的速度开始加快，1996年，日本政府债务/GDP的比率正式突破100%。2009年，这一比率正式突破200%。2018年，这一比率已经达到238%，在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并在不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螺旋式上升（见图2-26）。

从目前情况看，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短期内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六）结论

“失去的三十年”（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至今）已经成为表述日本经济社会的专用术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非常艰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20世纪60—80年代，日本依靠精准的管理和技术的革新使得“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风靡全球，不过，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以及全球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业陷入困境，一些知名的日本制造业巨头，如三洋（SANYO）、索尼（Sony）、东芝（Toshiba）、佳能（Canon）、高田（Takata）因各种原因业绩急转直下，甚至破产，这使得日本结构调整的难度陡增。

（2）通缩的拖累使得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稳定和通缩，通货膨胀和风险，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日本国内持续的通缩环境，是日本得以在高额债务情况下能够低利率融资的基础，而通货膨胀将揭开日本国债市场的“潘多拉魔盒”。另外，日本人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会导致个人储蓄持续减少和政府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从而削弱日本国债市场稳定的根基，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定时炸弹”。

（3）国际格局的变化对日本极为不利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俄罗斯的持续强硬使得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中举步维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日态度的转变也使得日本在国际舞台的能量大幅减弱。这些将为日本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