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背景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区的重视。近年来，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一直都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R&D经费支出迅速增长，2011年全国R&D经费内部支出⁽¹⁾达到8687.01亿元，其支出数量相当于1995年的近25倍。按可比价格折算，中国R&D经费支出增长经历了由大幅波动向逐步稳定转变，近年来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5%上下。从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11年达到历史新高1.84%，而美国在2010年该比重就已经达到3.26%。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瑞典等20个国家已经率先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国家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其中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²⁾，而在中国，2006—2011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51.7%，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因此，如何促进技术进步，加快国家科技竞争力培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引进或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取后发优势。因此，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技术和资金的巨大缺口时，技术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决定了技术引进及模仿创新，这成为我国迎头赶上的最佳途径。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成功突破了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发展瓶颈的桎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系列研究却发现，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导致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libotti，1999；林毅夫等，2004；林毅夫、张鹏飞，2006）。不少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发现，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粗放型的投资扩张，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依旧不显著。长期依赖技术模仿和放弃对技术的控制，尽管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在长期范围内，国家将丧失技术创新的能力（金碚，2004）。我国目前在关键技术上自给率较低，美国和日本的关键技术自给率仅为5%左右，中国超过50%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远高于发达国家30%的平均水平（毛蕴诗、汪建成，2006）。从具体产业来看，我国部分产业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的重点对象，汽车、家电到电脑、通信设备等产业都可以发现明显的“技术锁定”踪迹（冯德连，2007）。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使得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并不能从国外获得，加之适宜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专业技术发展受限，要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就必须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金碚，2004）。从国家角度来看，创新选择决策对宏观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依靠先进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和对消费者的满足能力必然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时代要求（黄茂兴、李军军，2009）。

从微观角度来看，国家、区域、行业的创新选择决策及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主要取决于各类研发活动主体的创新选择决策，微观创新决策的整体导向决定了宏观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我国R&D活动的三大执行部门，2011年我国企业R&D经费支出达到6579.33亿元，企业R&D人员数量达到284.60万人，占相应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5.74%和70.84%⁽³⁾，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这就意味着企业创新选择的总体趋势将影响行业和地区技术选择，并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对企业创新选择决策的研究将进一步厘清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情况，对国家整体技术路径转变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导向等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除了现实意义本身引起了笔者对企业创新选择的研究兴趣，开放经济环境对于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也是确立本书选题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国外的资本流动和商品流通加快，国内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市场，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策略，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OFDI），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主要的引资国行列。理论上一般认为，OFDI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创新，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因此，伴随外资进入出现的各类三资企业不仅会因外资产权使企业本身的创新选择决策发生变化，其他本土企业也将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途径受到影响从而改变自身的创新选择决策。另一方面，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激烈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通过“干中学”、加大创新投入等方式保持利润以维持生存，同时其伴随的外部效应还能够使本行业和其他上下游关联企业从中获益，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这些将不仅使企业自身的决策条件发生变化，企业在进行创新选择的过程中也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背景。因此，本书基于封闭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创新选择模型的建立及其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扩展能够更加明确企业创新由于外资、国际贸易等因素所产生的变化，更加贴近经济现实，对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过程中的微观企业行为政策引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