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7世纪东亚政治变动与区域秩序

中日朝三国间的战争与政治变动

15世纪的东亚地区秩序，是中国明朝与各地区统一政权间建立的册封朝贡关系。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因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开展秘密贸易，使得既有的和平外交关系与和平交流方式开始动摇，并在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后发生重大转折。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束了日本长达一百多年的战国时期。他向大名势力透露其欲征服明朝傲视东方的雄心，并于1592年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其实，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大名势力扩张，以及恢复16世纪中期以后中断了的日本与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

战争初期，因日本在统一过程中积蓄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上接受西洋技术制造了新式火枪，于是日军很快攻占汉城（今首尔，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后曾称京城），并继续挺进，最后直逼明朝国境。节节胜利的日军北上，遭到了朝鲜水军及义兵抵抗。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阻断了北上日军的军需供给。朝鲜各地义兵组织游击战，也不断进行抵抗。此外，明朝为了在辽东地区进行防御，防止战火蔓延至本土，便派出军队，与朝鲜军联合攻下平壤城，使得战局发生逆转。明朝军队南下途中，在高阳碧蹄馆败给日军，战争进而陷入僵局。此后，明军不顾朝鲜的意见试图和日军讲和。

明朝以日军撤退为前提，提出了讲和条件，即应允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本向明朝政府朝贡。对此，丰臣秀吉提出娶明朝公主为后宫，割让朝鲜八道中的四个道，以及无论册封与否也要恢复勘合贸易等条件。但是，明朝政府却认为，只有将日本纳入到册封朝贡体系中，才能实现讲和，于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1596）。丰臣秀吉见自己提出的其他要求均没被采纳，1597年再次发动了战争。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后，受朝鲜军和明朝军队联合反击，孤军作战的日军完全撤离朝鲜。

日本前后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持续7年时间，最终在东亚各地区出现王朝政权交替等政治变动。基于这些新变化，东亚地区新的国际关系即将出现。

继丰臣秀吉之后，德川家康开创了日本江户（今东京）幕府时期（1603）。德川幕府上台后，为恢复因战争中断了的日本与朝鲜和明朝间的外交关系不断展开交涉。

幕府对朝政策，尽管在不同时代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维持了以对马藩为媒介，恢复和维持邻国关系。因两次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日朝外交关系中断，经济颇受影响的对马藩，甚至通过秘密伪造两国国书，积极为恢复两国关系充当桥梁。1607年，朝鲜和幕府讲和后，向幕府派遣“回答兼刷还使”。1609年，朝鲜又允许对马藩通过在釜山设立的“豆毛浦倭馆”这一机构，重新恢复对朝贸易往来。日朝关系得以恢复，这与当时的局势不利于朝鲜也有关系。就当时的朝鲜而言，既需要应对在北方逐渐发展壮大的建州女真势力对其构成的威胁，还需要正式终止对日战争状态并恢复邦交关系，从而在南部建立稳定的对外关系。

对明朝方面，幕府则欲通过琉球恢复两国关系。1609年，经家康允诺，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建立了主从关系。但萨摩藩采取了不干预琉球王国和明朝间固有的朝贡关系的方针，因此琉球王国处在既属明朝又属萨摩藩的特殊地位。当明朝拒绝通过琉球与幕府进行交涉后，幕府只能通过往返东南亚地区的朱印船，与明朝开展间接贸易。“朱印船”是得到幕府承认允许与外国展开交易的贸易船舶，主要在以长崎为中心的海域开展活动。因此后明朝颁布禁令，1635年“朱印船”也停运。

幕府以对马藩为媒介，成功恢复了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但是，幕府与明朝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却遭到了失败。此后，幕府彻底实施海禁政策。而另一方面，又在长崎垄断针对荷兰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承认以对马藩为媒介与朝鲜展开的贸易，和以松前藩为媒介与蝦夷地（今北海道）、桦太（今库页岛）开展贸易，以及萨摩藩通过琉球王国与中国开展的贸易。

朝鲜、明朝与日本三国正展开战争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努尔哈赤势力不断壮大，甚至还曾向明朝提出要派兵支援朝鲜。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为“后金”，随后向明朝宣战，并占领了辽东地区的抚顺（1618）。明朝一方面积极备战，准备讨伐后金，另一方面又以在“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时曾派援军为由，要求朝鲜派援军讨伐后金。对此，为不激怒后金，维护朝鲜安全，朝鲜国王光海君想与明朝和后金同时开展双重外交。但是，由于明朝的压力，以及在朝鲜内部出现理应向曾派兵援朝的明朝提供援兵的舆论，光海君最终决定派兵。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援军遭到惨败。这与光海君指示朝鲜军避免积极应战及投降后金的密令有直接关系。此后，朝鲜光海君拒绝明朝增派援军的要求，并想与后金和亲以维持和平，因此与主张援明的官吏矛盾不断激化。1623年，朝鲜发生了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军事政变（仁祖反正）。

对此，明朝政府一开始谴责，认为“仁祖反正”是动摇明朝与朝鲜之间已有册封朝贡关系之根基的“篡夺”行为。当时，仁祖需要得到明朝册封，并承认其新政权的正统性地位，以巩固其统治。于是，仁祖特别强调光海君联合后金欲背叛明朝，以及表明将积极协助明朝讨伐后金行动之意。明朝政府因后金威胁面临危机，迫切需要朝鲜的援助，便以册封为条件要求朝鲜“援明抗金”。仁祖从明朝获得带有条件的册封后，采取了“亲明排金”外交路线。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可以很快“排金”。相反，仁祖因内部没有构建坚实的政权基础，所以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以维持现状，即一方面强调“亲明”，一方面又试图不刺激后金。

这一时期，后金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基后，1627年发动战争讨伐朝鲜。因战备不足，朝鲜撤退到江华岛做长期作战准备，同时接受后金的“兄弟关系”提议实现讲和。对朝鲜而言，一直以来都维持了优于女真族的地位，因此与女真族建立的后金签订兄弟之盟，本身就是屈辱行为。加之，后金经常向朝鲜提出物资要求，更加重了朝鲜的经济负担，这样便使朝鲜走上排金路线。尽管取得了经济利益，但是后金对朝鲜日益高涨的排金情绪也表示出了不安。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清朝在与明朝对抗的同时，要求朝鲜接受藩属关系。朝鲜国内要求与清朝积极作战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更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同年12月，清军出兵朝鲜。在南汉山城作战45天后，仁祖最终投降。朝鲜同意清朝提出的藩属关系而进行朝贡，并断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以及在清军讨伐明朝时增派援军。清朝在消除来自朝鲜的后顾之忧后，最终于1644年推翻明朝，在中国大陆建立新的王朝。

后金（清）两次向朝鲜发动战争，是源于明、后金（清）、朝鲜等三国在17世纪初呈现复杂外交关系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日本的幕府或对马藩均提议向朝鲜提供武器，进行军事援助，还致力于积极改善“壬辰倭乱”后恶化了的日朝关系。对此，为了警戒日本并牵制清朝，朝鲜对日本采取了温和外交政策。“丙子胡乱”爆发前，朝鲜派往日本使节团的名称，从包括对日本的和亲邀请予以“回答”与“召回俘虏”之意的“回答兼刷还使”，更名为意指两国基于“信义”开展交流的“通信使”，可以充分反映这一政策。

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朝鲜为舞台，中、朝、日三国间发生了四次战争，由此建立了新的东亚地区秩序。其中，尤其是明清交替过程被人们认为是以“夷”变“华”，对当时的东亚秩序带来了深刻影响。

“大航海”热潮涌入东亚地区

15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秩序正发生变化。其时，欧洲国家已开展“大航海”，经过东南亚，涌入到东亚地区。16世纪中期以后，葡萄牙在澳门建立根据地，并开始垄断对华、对日贸易。同时，西班牙在马尼拉独占对华交易，并逐渐掌握了倭寇进行转口贸易的途径。不久，荷兰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独占对日贸易，在东亚贸易中奠定其优越地位。这个时期，通过海洋贸易，欧洲与美洲新大陆所产白银不断流入东亚，并与日产银一道，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银作为流通媒介的庞大的经济圈。

欧洲国家在开拓殖民地的同时，通过从罗马教皇那里接受的“传教保护权”，积极宣传天主教。澳门成为天主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教中心。

耶稣会在东亚地区正式传播，并非始于中国，而最早始于日本。1549年，圣方济各·沙勿略抵达日本九州，之后也有不少传教士陆续到日本传教。当时日本正值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大名在各地展开激烈竞争，他们对西方人威力强大的大炮表示出兴趣，甚至有部分大名后来成为天主教徒。江户幕府在建国初期，承认外国人的经商和传教活动，但在获悉荷兰人散布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觊觎日本领土的消息后，便禁止传教活动。1637年，天主教信徒在九州岛原发动政变。随后，幕府全面禁止天主教活动。这导致与天主教有关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日本的贸易被迫终止，只允许与信奉新教的荷兰进行贸易。

在中国，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于1583年进入大陆后，天主教才正式传播。他在传教实践中，尊重以尊孔祭祖为代表的中国风俗习惯，并穿儒士服装，同时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叫“利玛窦”。耶稣会内部认为这种传教方式走向了异端，并予以批判。在17世纪中期以后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展开了围绕是否尊崇祭祖等中国文化与风俗习惯有关的“礼仪之争”。在此过程中，教皇派遣使节向清朝传达“勅书”，告诫中国礼仪是迷信行为。对此，清朝政府认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因此只承认尊重中国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而一律禁止其他宗教在中国传教。

自16世纪末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外国船舶经常出入朝鲜半岛沿岸。西方船舶访朝目的，根据国家和时期都有所不同。起初，大部分外国船舶是因漂流偶然抵达朝鲜，或因断粮、断水、补充燃料等原因临时靠岸，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为以测量和考察、要求通商及传教为目的的秘密靠岸。朝鲜政府应对外国船舶的策略，并没有采取“一刀切”态度，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对于漂流船舶，不论国籍，一律按照船舶人员的意愿予以遣返。在收留遇难人员，并给他们提供食宿的同时，严禁其与朝鲜居民进行接触，随后予以遣返除因恶劣天气被迫漂流至朝鲜的情况外，对于凡提出测量、通商、传教等要求的西洋船舶，朝鲜一律予以拒绝，态度十分强硬。

明清交替与东亚地区秩序变化

1644年，清朝攻占北京城。尽管推翻了明朝政府，但是各地反清运动不断，且气势凶猛。特别是明朝将军郑成功，在1661年成功驱逐荷兰后，以台湾为根据地，通过海上活动，对清朝构成了极大威胁。清朝在1656年首次颁布禁海令，1661年又颁令严禁沿海居民的移民活动，由此进一步强化其海禁政策。

1683年，清政府在平定台湾郑成功势力后，放宽海禁政策，允许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与此同时，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江苏上海等四地建立海关，管理海外交通和贸易，并征收进出海关的船舶关税。这就意味着，即便没有建立册封朝贡关系，但只要具备支付关税等一定条件，也可以与清朝进行贸易。为了将这种通商形式与朝贡区别开来，故称为“互市”。1757年以后，只允许在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时，也一直保留这种通商形式。以广州为中心，以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为主的欧洲各国的船舶来到中国。

17世纪中期，俄罗斯将势力扩张到了黑龙江流域，在尼布楚、雅克萨筑城的同时，为了与清朝政府通商，还派使节数次前往北京，但都遭到失败。在镇压台湾郑氏势力后，为了控制东北边境地区俄罗斯哥萨克和移民增多，清朝于1685年收复位于黑龙江边俄罗斯所占领土雅克萨（雅克萨战争）。俄罗斯先暂撤到尼布楚，随后再次向雅克萨发动攻击。对此，清军再度予以回击。经长时间谈判后，1689年清政府与俄罗斯在尼布楚签署划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其结果，清朝获得黑龙江流域领土的控制权，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而俄罗斯方面，也得以继续开展北京贸易。至此，中国东北地区边界虽然得以确定，但西北蒙古地区与西伯利亚间的边境问题却没有明确下来，因此有关贸易纠纷日益增多。为解决这个问题，1727年，中俄两国决定将以前任意开展的贸易仅限在恰克图（《中俄恰克图条约》）。当时确定的边界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俄罗斯与蒙古间的国界。

清朝通过与俄罗斯签署确定两国领土边界问题的条约，承认了俄罗斯具有同等主权国家地位，但在划定中朝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有缔结条约。

当时的清朝与朝鲜，隔着鸭绿江和图们江互相往来，纠纷时有出现。1685年，在长白山附近考察的清朝官员，被渡过鸭绿江放山（采山参）的朝鲜人杀害。这个事件当时引起外交问题。此后，在1690年、1704年、1710年，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为解决中朝边境问题，清朝政府派大臣前往该地区勘察边界。1712年5月15日，在鸭绿江、图们江两江分水岭设立“穆克登碑”，作为查边定界的凭证。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围绕“图们江”问题，清朝与朝鲜两国再次出现领土纠纷。

清朝中央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有礼部和理藩院。理藩院除了管理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藩属以外，还负责管理从西北两面陆路进入中国的俄罗斯与廓尔喀、浩罕等中亚国家的外交事务。礼部则主要负责管理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等朝贡国，以及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日本、印度、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互市国的外交事务。

清朝的对外政策，也反映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上。首先，朝鲜与中国国土相连，虽然曾计划讨伐清朝，但在清朝的现实压力下，最终还是被纳入到清朝为主导的册封朝贡关系之中。为纪念“壬辰倭乱”时明朝向朝鲜派援军的神宗皇帝，朝鲜修筑大报坛，可见朝鲜对明朝的信义仍根深蒂固。同时，朝鲜并没有将清朝视为“中华”，并从理念上已经构建了将自身解释为继承“明朝之礼”中华文明的“小中华思想”。这种在思想层面维护和明朝间的“信义”，以表示对清朝精神抵抗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此外，从18世纪中期以后，朝鲜还通过引进西方文化，逐渐迎来引进清朝文化的繁荣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在目睹和切身体会这一过程后，提出了不再排斥清朝文化而是积极引进清朝文化为内容的“北学论”思想。

与朝鲜不同，日本幕府受清朝施加的压力相对少，较为自由，于是不接受清朝册封，只以长崎为中心开展交易，成为清朝的互市国。就这样，日本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关系之外，此后出现了视朝鲜、琉球、荷兰、阿伊努（アイヌ）为“夷”的华夷思想。

明清交替这一中国内地政治变动，为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建立独立的中华思想，以及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思想中脱离出来，提供了重要契机。这对朝日关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壬辰倭乱后，应日本邀请，朝鲜再次派遣通信使，是为了牵制清朝，并防止日本再侵朝鲜。幕府通过朝鲜通信使的访日，积极向内展示将军权威。但是，17世纪后期，以清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逐渐趋稳，幕府权威得到巩固，也就失去了对通信使的需求，于是1811年后两国停止互派通信使。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对外基本上严格贯彻海禁政策，其自给自足经济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因为欧洲国家的贸易船还只是极少数，因此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其结果，与南北美洲不同，当时东亚地区国家没有被纳入到从属于欧洲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中。

18世纪末，比起其他西方国家，英国已在广东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然而，在中国市场，英国的商品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英国开始往中国出口印度产鸦片。此后，东亚地区迅速被卷入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分工体系中。

栏目

东亚地区册封朝贡关系

在古代东亚地区，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念。“华夷”观念一开始指称中国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与其周边民族“夷（狄）”间的文化差异，最初只是解释中国内部各民族关系的一种文化观念。但是这一概念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指称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建立的政治关系。册封朝贡关系是其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册封朝贡关系，原型可追溯到统一王朝秦代，经过汉代，到了隋唐时期，其性质更为明确，到明朝时期，其体系的构建最终完成。

那么明朝的册封朝贡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我们看明朝与朝鲜的关系。1392年，朝鲜国建立。在建国初期，明朝虽然立即承认朝鲜建国，但却一直没有册封朝鲜太祖李成桂。朝鲜国王最终获得明朝的册封，是通过明太祖驾崩后围绕争夺帝位发生的“靖难之变”实现的（1399年）。其时，朝鲜国王太宗从明朝建文帝那里得到册封，并向建文帝提供军马援助（1401年）。不久，建文帝在帝位争夺战中失利，朝鲜便再次向刚刚即位的永乐帝提出册封请求（1403年）。对因非嫡长子在继承帝位时缺乏正统性的永乐帝而言，这无疑是承认其为中国合法天子之意，因此欣然允诺朝鲜的这一请求。此后，朝鲜对明朝维持事大政策，力求巩固政权稳定，同时通过朝贡贸易发展经济和文化。明朝对朝鲜采取的态度是，只要朝鲜不对明朝构成威胁，明朝也绝不干涉朝鲜内政。

以倭寇问题为肇端，明朝与日本之间册封朝贡关系得以建立。1370年，明太祖向统治日本九州地区的后醍醐天皇之子怀良亲王派遣使者，主要有两个目的：讨伐经常出入中国沿海的倭寇，奉劝派遣使者向明朝朝贡。1371年，怀良亲王向明朝进贡，被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将明朝册封的关系视作统治九州地区的重要手段。1392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镇压在九州地区独自行使政权的南朝势力和倭寇，此后也试图通过与实施海禁政策的明朝开展贸易，以扩大幕府财政收入。恰逢此时，明朝内部发生如前所述的“靖难之变”，所以与朝鲜被册封一样，足利义满也分别在1401年和1403年获得了明朝建文帝和永乐帝的册封，被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开始勘合贸易。于是，曾经存在的明朝与足利义满之间只有朝贡而没有册封的特殊关系得以改变。

朝鲜和日本两国关系，也在以明朝为中心建立的朝贡册封关系中得以确立。1404年，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名义，向朝鲜国王发出书契。此后，朝鲜国王向幕府将军派遣通信使，而幕府将军也以“日本国王”名义再次派遣使节前赴朝鲜。两国互派通信使，主要是因两国均为受明朝册封的藩国，为了建立对等信义关系。

但上述仅限于朝鲜与幕府之间的关系，而并不适用于朝鲜与对马的关系。为征讨倭寇，朝鲜建国初期便攻击倭寇根据地对马岛。1443年，朝鲜与对马最终正式签署《癸亥条约》，明确规定对马向朝鲜朝贡的次数、时间和船舶的数量。可见，朝日关系表现为双重结构：即在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册封前提下，朝鲜国王与室町幕府将军之间是对等关系；而朝鲜国王与对马岛岛主之间则是上下关系。

综上所述，15世纪以后，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朝贡册封关系逐步建立。当时，东亚地区新建政权之间相互需要承认对方政权地位的状况，使这种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

古代琉球

14世纪，现在的冲绳地区主要有北山、中山、南山三大势力，1492年，由中山建立统一王朝，即琉球王国。通过明朝皇帝册封的关系，琉球国王与明朝展开密切外交和贸易活动，还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积极开展中转贸易。

琉球王国向明朝皇帝进贡琉球产的马匹、硫磺、磨刀石、纺织品，日本产的刀剑等武器、屏风、扇子，以及东南亚的胡椒、苏木和象牙等物品；同时，又从中国引进铁制器具、纺织品和陶瓷等。琉球王国的船只还以向明朝进贡为名，往返暹罗、苏门答腊、爪哇、安南等东南亚地区，这些船只频繁出入那霸港。琉球王国船只在日本的兵库港停靠，将东南亚地区的苏木、胡椒和明朝的铜钱带到日本国内。1469年，琉球发生政变，新的王朝诞生，但是与亚洲各国的外交、贸易仍旧十分活跃。那霸港因博多、堺港等日本商人，及其他外国商人经常出入，而变得繁华。但是，16世纪中期，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入侵，以及中国和日本商人积极推进海外贸易，琉球贸易开始衰退，其地位随之减弱。

1609年，日本萨摩藩侵略并征服琉球王国，并将琉球王国对华进贡贸易纳入其管理范围。1644年，中国的清朝建立，取代之前的明朝。1654年，清朝决定册封琉球王国。1663年，册封使东渡抵达琉球王国。此后，每次琉球王国的国王更迭，都会迎来清朝的册封使。琉球王国每两年一次向北京派遣进贡使，拜见中国皇帝，献上国书与礼品。进贡使归国后先向琉球国王提交报告书，随后也派人到萨摩藩报告中国国情。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1870年。

此外，琉球王国也向幕府派遣使节。1634年，琉球使节在京都拜见幕府将军。1644年以后，则直接派使节拜访江户。琉球使节分为庆祝将军更换的庆贺使和琉球国王向新就任的将军表示谢意的谢恩使。

就这样，琉球向中国皇帝和日本将军都派遣使节。古代琉球王国，不论在政治外交还是经济贸易方面，都扮演了东亚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