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

第一节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况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有迹象表明势头正在减弱

从增加值的增长率来看，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4个百分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提高了约11.8%和8.6%，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5.4和2.2个百分点。从趋势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从2017年第三季度的4.个百分点下降到2.4个百分点。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势头正在减弱。

从行业信心的角度出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千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景气状况的调查结果，行业景气指数在2015—2016年经历了低谷，2017年有所复苏，但2018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下滑，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繁荣经历了起伏，这与新兴产业的高风险、高回报特征有关。企业家信心指数在2015年第四季度经历了低位，从2016年第二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开始增长，然后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企业家们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从新兴产业企业的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上半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95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分别提高了23.32%和20.77%。显示出强劲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从子行业的角度来看，根据东吴证券的研究结果，收入实现增长的前五大行业是云计算、智能制造、信息安全、金融技术和医疗信息，增速分别为37.7%、27.9%、19.0%、18.5%和15.0%。

二、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优势凸显，竞争力不断增强

网络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五大领域在我国初步形成，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珠江三角洲和西部金三角地区的发展格局是其主要聚集区。上海、无锡、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在生物医学、物联网、云计算、海洋工程和石墨烯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环渤海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航空航天、节能环保发展迅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学和数字创意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西部金三角地区已形成以电子信息、光电子和硅基新材料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格局。此外，西南地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硅材料基地和核电设备制造基地，大部分风电项目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已聚集在西北地区；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29.9%增加到2017年的40.9%；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贵州大数据、福建泉州集成电路集群、湖北武汉的集成电路和光电、安徽合肥的新型显示和智能语音、湖南轨道交通设备和数字创意、江西航空设备和中药制造等已成为在国内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优势将更加突出。比如，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香港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广州、深圳在产业端研发创新与运营方面的优势，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在制造和配套能力方面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手机、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协作配套能力有望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将显著提升。

三、“双创”工作持续升级，进一步促进创新型企业发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高涨。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2018年上半年，中国新增企业约18100家，市场主体总数首次超过1亿个。平台支持创新和创业能力不断提高。中央企业共有40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970多个创新和创业平台，以及35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基金管理规模接近2万亿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全国各地将创新和创业作为未来的兴区之本，创新和创业大赛在多地都有举办，社会反应强烈，适于中小型科技企业开展融资的金融平台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四、新技术的商业化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Gartner发布的2018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处于触发期的新兴技术主要有生物技术、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微尘、通用人工智能、4D打印、知识图谱、神经形态硬件、数据安全区块链、外骨骼、边缘人工智能、自动驾驶Level5、会话式人工智能平台、自愈系统技术、立体面显示与5G；处于期望膨胀期的新兴技术主要有量子计算、AI PaaS、深度神经网络ASIC、智能机器人、自动移动机器人、脑机接口、智能工作空间、生物芯片、数字孪生、深度神经网络、碳纳米管、物联网平台、虚拟助理、硅阳极电池与区块链；处于幻觉破灭期的新兴技术主要有互联家庭、自动驾驶Level4、混合现实、智能织物与增强现实。

根据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所展示的规律，许多新技术在波折中向前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拉大，将带来一定的发展泡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确实会有许多新兴产业成功地经历泡沫错觉期并进入生产高原，如深度神经网络ASIC和5G将很快进入实质性工业化阶段。

五、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重大改革措施，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不断优化。在中央层面，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了《关于共同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启动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该基金将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提出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从短期来看，研究与实验发展（R＆D）费用扣除额的增加将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型公司的业绩；从长期来看，该举措将起到引导企业重视研发与重视创新的作用，对于科技创新驱动型的新兴产业（如半导体、5G、新能源汽车、云计算、生物医药等）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018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版）征求修订意见的公告，充分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

在地方层面，许多地方正在加快政策创新。例如，2018年11月，深圳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在技术、资本、人才、准入、监督、标准和知识产权方面对新兴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为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设立专项资金；9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通过凝聚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深化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应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的协同创新，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推动人工智能示范等应用，构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红利将体现于：一是扩大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创造更加优良的创新和创业的投资环境，以促进新技术的孵化；三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型的应用和推广，例如，加快形成一批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如智能医疗、智能驾驶等），建设一批应用示范项目。

第二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日益严峻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封锁和打压，对中国企业在芯片、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并购行为实施更严格的安全审查。2018年8月13日，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8》被总统特朗普签署为法律，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旨在促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现代化进程并增加其管辖权，更有效地防止某些类型的国外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签署此法案将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我国企业赴美新兴领域的投资遭受安全审查的概率大幅增加，且通过安全审查的难度不断攀升；二是中国与美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将变得更难，未来技术的出口管制和相关的并购交易等会越来越难；三是新规定并没有清晰界定“实质性违反、错误、虚假、重要资料”这些词，裁定主要取决于裁决人的主观判断，这可能导致滥用安全审查权。目前，已经出现了多起我国企业终止并购美国企业的失败案例：湖北鑫炎收购美国Xcerra被CFIUS终止，蚂蚁金服收购MoneyGram（速汇金）被CFIUS终止，凯桥资本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思被迫暂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可能设置更多的障碍干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放合作、国际化布局等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兴产业。但是，我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些核心技术仍受制约。在人工智能算法训练环节，需要较高的计算能力，目前CPU+GPU架构已成为大多数人工智能企业的主流选择，一些公司（如百度等）正在使用FPGA搭建智能系统，而这几类芯片基本需要从国外进口，CPU主要由英特尔和AMD两家公司供货，GPU基本由英伟达公司垄断，FPGA主要由Xilinx、Altera、Lattice等公司供货。中国大多数硬件层面的智能芯片公司处于终端推理环节，如寒武纪1A处理器、地平线BPU芯片、华为麒麟芯片等。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高性能芯片仍是核心短板，特别是在云上训练环节。

美国可能会加强对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出口限制。2018年8月，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十七章的B章节，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改变了前期出口管制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聚焦授权出口管制、防止“新兴科技”外流，为商品和技术的出口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其对象是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它主要针对3个方向：军事（含军民两用）相关产品、国家安全机密、高新技术，其主要实施对象可能就是中国。

三、安全隐私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有待健全和完善

近年来，一些新兴技术巨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隐私和安全，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新技术应用的广泛关注。例如，2018年4月，脸书遭遇了数据泄露丑闻；同年5月，亚马逊Alexa窃听用户对话。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正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服务和产品的安全、标准化、质量保证体系和用户数据保护存在不足和隐患。例如，调查显示约40%的用户对拼车的安全有所顾虑。共享经济平台在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和实时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记录了大量用户信息和活动数据。但是，缺乏内部和外部监管机制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风险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的个人数据管理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同时，隐私信息的开放及其例外规则不够清晰，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有效的政策或机制来解决数据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隐私或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然而，建立全面的隐私数据监控和保护机制需要时间。

四、部分高新技术领域人才供需缺口较大

我国严重缺乏具备基本技能和跨学科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并且在短期内难以缓解人才结构性供需矛盾。部分新兴产业行业高新技术表现尤为突出，如根据2018年腾讯研究院和BOSS直聘联合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约有30万人工智能人才，市场需求量达数百万人。在人才结构方面，中国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结构远不够理想：应用层人才很多，但高级算法工程师和具有实践能力的顶尖研究人员极为匮乏；相反，美国人工智能人才大多集中在基础和技术层面。在人工智能基础层，中国只有1300名从业人员，而美国的相关人数为17900人，是中国的13.77倍；在技术层，中国从业人数为1200人，美国从业人数为29400人，是中国的2.45倍；在应用层，中国从业人数为24300人，美国从业人数为31400人，是中国的1.29倍。可以看出，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层和技术层的人才数量远远高于中国。

第三节 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针对美国持续压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建立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机制，以及做好应对持久战的战略准备。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对美国贸易和投资政策及法律的研究和判断，密切跟踪政策动态，准确预估后果，并提高整体应对水平。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新兴领域，采用应对策略的制衡，利用安全审查机制在相互制衡下追求相对稳定。另一方面，要促进跨部门的工作协调，加强信息、人才等业务、外交、产业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建立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

二、专注于补齐基础层软硬件短板

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进行科研顶层统筹的经验，汇集国内优秀研发力量组建一些协同创新中心。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GoogleX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等。瞄准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系全局的新兴领域技术短板，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三、强化新兴领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业务是数据驱动的，需要加强相关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以避免脸书的数据泄露和亚马逊Alexa窃听用户对话等问题的产生。首先，在技术层面加强网络攻防、评估实验，加强数据加密、数据备份、电子认证、数据防伪、防篡改、隐私保护等安全技术，推动安全可靠的服务器、海量高可靠性存储设备和高性能安全网络设备的开发和产业化。其次，在服务级别层面开发网络安全、云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安全终端和芯片等产品和服务，构建完整的数据安全产业链，以整合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和云平台安全功能。最后，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信用信息保护机制，严厉打击破坏消费者个人信息、恶意竞争和垄断的行为。

四、加强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

在金融安全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多数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期性等特点，有必要增加对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支持产业发展。应积极推进首台（套）保险制度，加强新产品推广应用；鼓励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形成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的三方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地方银行量身定制合适本地行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加强对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保护和执法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人才方面，新兴产业的一些相关技术具有辐射能力强、交叉整合能力强应用潜力大的特点，限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专业教育可能不适用。可考虑借助互联网实现技术教育的泛化（如借鉴国外大规模在线教育Coursera等的经验），降低个体获得新兴前沿技术的门槛。

五、建设包容审慎和底线监管的制度环境

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涉及多部门、多领域，需加强统筹管理，加快建立牵头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协同管理的机制，树立包容审慎和底线监管思维，既能放得开又能管得住。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及完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及时清理和调整不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破除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同时，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审慎出台新的准入政策，如借鉴美国在无人机、自动驾驶方面制定的系列制度（如无人机试点项目备忘录、自动驾驶汽车载客运行等）。二是完善新兴领域立法和道德准则构建。例如，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的有益尝试，特别是借鉴德国的自动驾驶道德准则，在人工智能价值判断、利益优先级方面做出开创性探索[1]。

注释

[1] 陆平：《海外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互联网经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