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您

一场小戏

早晨六点多钟。波皮科夫本来是个候补法官，如今担任某市镇的法院侦讯官，这时候睡得正香，只有领到了旅费、住宅费和薪金的人才会睡得这么酣畅。他还没来得及买床，因此目前躺在诉讼案卷上睡觉。四下里一片寂静。甚至窗外也没有声音。可是后来房门外面，前堂里，有个什么东西发出抓挠声和沙沙声，仿佛有一头猪走进前堂来，身体靠着门框蹭来蹭去解痒。过了一会儿，房门发出凄凉的尖叫声，开了，后来却又关上。过了大约三分钟，房门又开了，那尖叫声特别苦恼，闹得波皮科夫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

“谁呀？”他不安地瞧着房门，问道。

门口出现一个蜘蛛般的身体，脑袋很大，头发乱蓬蓬的，两道浓眉很长，胡子又密又乱。

“侦讯官老爷住在这儿，是吗？”那个脑袋用沙哑的声音说。

“是住在这儿。你有什么事？”

“你去跟他说，伊凡·菲拉烈托夫来了。我是接着传票才到这儿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早？我在传票上写明十一点钟来！”

“那现在几点钟？”

“现在还没到七点呢。”

“嗯。……还没到七点。……我们，老爷，没有钟。……这么一说，你就是侦讯官？”

“对，就是我。……好，你走吧，去等着。……我还要睡觉。……”

“你睡，你睡。……我等着。等一会儿不碍事。”

菲拉烈托夫的脑袋不见了。波皮科夫翻一个身，闭上眼睛，然而睡意完全消散了。他又躺了半个钟头，舒舒服服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纸烟，随后，为了拖延时间，慢条斯理地喝牛奶，一杯喝完又喝一杯，总共喝下三大杯。……

“他把我吵醒了，混蛋！”他抱怨道，“我得告诉女房东，要她晚上把门锁上。……那么，一大早干点什么好呢？见鬼。……我现在就审问他吧，省得待一会儿再审了。”

波皮科夫把脚伸进拖鞋里，在内衣外边披上一件斗篷，使劲打个呵欠，牵动得颧骨都痛了，然后他靠着桌子坐下。

“你到这儿来！”他嚷道。

房门又尖叫起来，伊凡·菲拉烈托夫在门口出现了。波皮科夫翻开面前的《后备兵阿历克塞·阿历克塞耶夫·德雷胡诺夫被控虐待妻子案》，拿起钢笔，开始按法官的气派，用疏朗的笔法很快地写下审讯记录。

“走过来点，”他说，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你回答我问的话。……你是伊凡·菲拉烈托夫？普斯狄烈夫乡，冬金诺村的农民？今年四十二岁？”

“是，老爷。……”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放牲口的。……给村社放牲口。……”

“从前受过审吗？”

“是，老爷，受过。……”

“那是犯了什么罪，在什么时候？”

“复活节前，我们乡里有三个人给叫到法院里去做陪审员。……”

“这不算受审。……”

“那谁知道呢？把我们扣在法院里，前后差不多有五天呢。……”

侦讯官把身上的斗篷裹一裹紧，放低喉咙说：

“您被传到此地来，是为了给后备兵阿历克塞·德雷胡诺夫虐待妻子一案做证人。我预先向您交代一下：您得始终说实话，而且凡是在这儿说过的话，日后到法庭上宣誓作证的时候也得照着说。好，关于这个案子您知道些什么呢？”

“我先得领盘费，老爷，”菲拉烈托夫叽叽咕咕说，“我坐大车走了二十三俄里的路，可马是人家的，老爷，那得出钱。……”

“盘费以后再谈。”

“怎么能以后再谈？人家跟我说，盘费得当堂要，要不然，过后就领不着了。”

“我没有工夫跟你讲盘费！”侦讯官生气地说，“你说一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德雷胡诺夫是怎样虐待他妻子的？”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菲拉烈托夫叹道，不住地眼，他的浓眉跟着一上一下地活动，“很简单，他打人呗！……那时候我正赶着奶牛去饮水，河里不知谁家的鸭子在游水。……到底是地主家的鸭子还是庄稼人的，那就只有基督知道了，可是那当儿，有个牧童叫格利希卡的，拣起一块石头来，使劲扔过去。……我就问了：‘你干什么扔石头？那会把鸭子砸死，’我说，‘……你不管打中哪只鸭子，得，那可就把它打死了。’……”

菲拉烈托夫叹口气，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

“那石头连人都能活活砸死，别说是鸭子了，鸭子是娇嫩的活物，一根细劈柴都能把它打死。……我说啊说的，可是格利希卡不听。……当然，这孩子还小，一点脑筋也没有。……我就说：‘你怎么不听话？我拧你的耳朵！傻瓜！’”

“这跟案情没有关系，”侦讯官说，“请您专讲那些跟案情有关的事。……”

“是，老爷。……那当儿，我刚动手揪住格利希卡的耳朵，没想到德雷胡诺夫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了。……他跟工厂里的小伙子们在岸上走着，不住抡胳膊。他的脸又肥又红，脑门上那对大眼珠瞪得鼓出来，身子不住摇晃。……他喝醉了，该死的东西！人家还没从教堂里做完弥撒出来，他倒已经灌满一肚子酒，叫魔鬼看着高兴了。他瞧见我揪顽皮的男孩的耳朵，就一个劲儿嚷道：‘不准你揪基督徒的耳朵！要不然，’他说，‘我揍你一顿！’我就一老一实，规规矩矩对他说了一遍……全是真话。我说：‘你走你的路，醉汉。’他冒火了，走过来，老爷，抡起胳膊啪的一声打我的后脑勺！……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我就问：‘你又不是调解法官，有什么权利打我？’他就说：‘得了，得了，万纽哈，你别生气，打是疼，骂是爱，这是闹着玩的。今天，’他说，‘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我这才明白，我是天下最好的人。……我，’他说，‘在工厂里领了二十卢布工钱，除了经理以外我再也没有上司了。……我，’他说，‘恨不得朝所有的人啐唾沫！今天，’他说，‘经我打过的人可不少，各式各样，数都数不清哩！走，’他说，‘咱们喝酒去！’我说：‘我可不想跟你一块儿去喝酒。……人家还没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呢，你倒去喝酒。’这时候，跟他一块儿的另外几个小伙子，像一群狗似的把我围住，磨我说：‘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一个人怎么也敌不过那么多人啊，老爷！我不想喝酒，可是后来，这班该死的东西！”

“那你们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那儿只有一个地方！”菲拉烈托夫说，叹了口气，“我们上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的客店里去了。我们每回都上那儿去。那地方糟透了，滚它的！说不定那地方你也知道。……你顺着大路走到冬金诺村，右边是地主谢威陵·弗兰崔奇的庄园，再往右是普拉赫托沃村，客店就夹在它们中间。说不定你认识谢威陵·弗兰崔奇吧？”

“要称呼‘您’。……不能总是你啊你的！既然我对你……对您尚且称呼‘您’，那您就更应该客气点！”

“那是自然，老爷！难道我不明白？不过你听我往下讲。……我正讲到我们上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那儿去。……他说：‘拿酒来，我给钱！’”

“这是谁说的？”

“就是这个人……就是德雷胡诺夫呗！他嚷道：‘拿酒来，没出息的东西，要不然我就把酒桶底砸破！’他说，‘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我们一人喝下一大杯，停了一会儿，我们又喝，照这个样子，不出一个钟头，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各自喝下八大杯！我有什么不敢喝的？我放开量喝，才不在乎呢：又不是我出钱！哪怕端来一千杯，我也喝得下！我，老爷，什么罪也没犯过！您费心审问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就知道了。”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没怎么样。喝酒的时候，不错，打过架。不过后来就规规矩矩，心平气和了。”

“打人的是谁？”

“那还用问。……他嚷道：‘我一下子心里亮堂了！’他嚷啊嚷的，就动手，不管是谁的脖子都给一拳。他的性子上来了。他又打我，又打阿勃拉姆，又打那些小伙子。……他端过一杯酒来叫你喝，又使足劲打你：‘你喝，我要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力气！我要朝所有的人啐唾沫！’”

“那么他打过他妻子吗？”

“玛尔法吗？玛尔法也挨了揍。……那当儿我们正喝得痛快，玛尔法到酒店来了。她说：‘回家去，斯捷潘兄弟来了！你这个强盗，’她说，‘别再喝酒！’他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上去就照准她的脊梁咚的一声！”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没什么缘故。……他说：‘叫你尝尝这滋味。……我领了二十卢布。’可她是个单薄的娘们儿，长得精瘦，一个跟头栽下去，连眼珠都往上翻了。她就对我们诉苦，嘴里叫着上帝，可是他又揍她。……他管教了又管教，没完没了！”

“为什么你们不护着她呢？一个发酒疯的人是会把女人打死的，可是你们理都不理！”

“这哪儿用得着我们出头？她的老婆，当然由他管教嘛。……两口子打架，外人可不兴插嘴。……阿勃拉姆要他消停下来，免得酒店里乱得不像样子，他却打阿勃拉姆一个耳光。阿勃拉姆的工人就揍他。……可是他抓住他，举起来，往地上一摔。……于是那一个就骑在他身上，一个劲儿捶他的脊梁。……我们揪住他的腿，把他从他身子底下拉出来。”

“把谁拉出来？”

“那还用问。……就是让人骑在身子底下的那个呗。……”

“谁骑着？”

“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呀。”

“呸！你说清楚点，傻瓜！你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我，老爷，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一五一十，都是本着良心说的。德雷胡诺夫管教老婆，这是真事。……哪怕到法庭上宣了誓，我也这么说。”

侦讯官听着，不时从菲拉烈托夫的冗长而不连贯的发言里摘出几个字记下来，钢笔沙沙地响。……他屡次涂改记录。

“我一点罪也没有……”菲拉烈托夫嘟哝说，“你要问谁，老爷，自管去问。……为这么个婆娘犯不上往法院里跑。”

在宣读记录的时候，这个证人呆瞪瞪地瞧了一会儿侦讯官，不住地叹气。

“这些婆娘惹来那么些麻烦！”他声音沙哑地说，“盘费，老爷，是你付给我呢，还是你开个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