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

某县城有一幢官府的深棕色房子，平时，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以及掌管农务、酒类专卖、军事的衙门和其他许多衙门，轮流在那儿开会。这一天是秋季那种阴云密布的日子，地方法院分院巡回到此地，在那所房子里开庭审案。当地一个官员讲起上述那幢深棕色房子，俏皮地说：

“这儿又有尤斯契齐雅，又有波丽齐雅，又有米丽齐雅，完全成了贵族女子中学。”

然而，大概，正如谚语所说的，“七个保姆反而带出个瞎眼的孩子”，这所房子外貌阴森，好比营房，旧得快要坍了，里里外外的设备一点也没有舒适的影子，弄得新来的、没有官职的人见了，无不感到吃惊，心里发闷。甚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它也好像被浓重的阴影覆盖着。每到月光明亮的夜晚，树木和小民房就连成一大片阴影，沉入安宁的睡乡，唯独它高踞在朴实无华的景物之上，凭着它那堆石头，压得人透不出气来，有点荒谬而不合时宜，破坏了周围普遍的和谐；它没有睡觉，仿佛过去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如今无法摆脱沉痛的回忆似的。房子内部完全像个谷仓，一点也不招人喜欢。看起来也真奇怪，那班风度优雅的检察官、委员、首席贵族，在自己家里往往因为屋里有一点淡淡的煤烟味，或者地板上有一块小小的污斑就大吵大闹，如今在这儿，通气窗嗡嗡地响，冒烟的蜡烛发散着刺鼻的气味，污黑的墙壁老是挂着水珠，他们反倒满不在乎了。

地方法院九点多钟开庭。审讯毫不迟延地进行，显然要加紧办完。案子一个个提出来，结案很快，就跟不唱诗的弥撒一样，因此那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人脸像春汛的潮水般奔流过去，人们的动作、发言、灾难、真情、假话也一闪而过……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由此得出具体而完整的印象。……临到下午两点钟，已经办完很多案子：两个犯人被判做苦工，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被判褫夺公民权，关进监狱，一个犯人宣告无罪释放，一个案子延期审理。……

两点钟整，庭长宣布审问“农民尼古拉·哈尔拉莫夫被控杀害妻子”一案。法庭仍然由审讯上一案的法官们组成，只有辩护人的位子由新人接替，他是候补法官，年纪很轻，没有胡子，穿一件礼服，纽扣发亮。

“带被告！”庭长下命令道。

可是被告事先已经押来，这时候往被告席走去。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农民，年纪大约五十五岁，头顶完全光秃，蓄着棕红色大胡子，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小孱弱的兵，荷着枪。

差不多就在被告席旁边，押解兵出了一点小岔子。他忽然脚底下绊一下，手里的枪掉下来，可是他没容它掉下地就抓住，枪托猛地砸在膝盖上。旁听席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这个兵满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砸痛了，或者因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害臊。

法庭上先是照例问明被告的姓名、籍贯等，调换陪审员，传唤证人，带领他们宣誓，这以后就开始宣读公诉状。书记官生着窄肩膀，脸色苍白，身子太瘦，因而制服显得很肥，他脸颊上贴着一块膏药，这时候用低沉的男低音读起来，读得很快，就像助祭念经的声调那样不高也不低，仿佛生怕累坏他的胸肺似的。法官桌子后面的通风窗就来给他帮腔，不住地嗡嗡响，两种声音合起来，给法庭的寂静添上一种催人入睡的麻醉性质。

庭长还不算老，脸容极为疲倦，眼睛近视，这时候坐在圈椅上，纹丝不动，把手掌放在额头旁边，仿佛在挡住阳光，不让它照到眼睛似的。他在通气窗和书记官发出的嗡嗡声中想自己的心事。临到书记官略为停顿一下，换口气，开始念新的一页，他忽然全身一震，用暗淡无光的眼睛看一下众人，然后低下头去凑近旁边法官的耳朵，叹口气问道：

“您，玛特威·彼得罗维奇，是在杰米扬诺夫旅店里住着吧？”

“对，在杰米扬诺夫那里住。”法官回答说，也全身一震。

“下一回，大概我也要在那家旅店住了。求上帝怜恤吧，契皮亚科夫旅店里简直没法住！通宵吵吵闹闹，乱哄哄的！脚步声啦，咳嗽声啦，孩子哭哭啼啼。……不像样子！”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富态的黑发男子，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一把梳理整齐的漂亮胡子，这时候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用拳头支住脸，在读拜伦的《该隐》。他眼睛里充满读得入神的表情，眉毛惊讶地越扬越高。……他偶尔往椅背上一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过了一分钟，又埋下头去看书。辩护人用铅笔没削过的一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偏着头沉思。……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得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小学生和职员们才会有。他过一会儿就要发言，可是这丝毫也不使他激动。再者，他的发言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根据上司的指示，按照沿用已久的陈词滥调把它写成的，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光彩，枯燥乏味，过一会儿，在陪审员面前，他会不动感情、有气无力地把它念完了事，这以后就坐上马车，冒着雨，经过泥泞的道路，去火车站，回到城里，然后很快又接到命令要到某县去，再宣读新的发言……实在无聊！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可是不久那寂静、那无处不在的单调、那烦闷，也感染他了。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平心静气地眨着眼睛。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他在这儿遇到的情形跟他原来预料的全不一样。他头上本来压着杀人致命的罪名，可是他在这儿却没碰见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关于严惩的响亮语句，更谈不到有人来关心他那不同寻常的命运。坐在上面的法官，谁也没有把长久而好奇的目光停在他身上。……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

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

“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像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摊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在看守所里。

“被告，”庭长对哈尔拉莫夫说，“您能向法庭说明一下发生凶杀案以后那两天您在什么地方吗？”

“我在野外走来走去。……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如果您没杀人，那为什么躲起来呢？”

“我吓坏了。……我怕吃官司。……”

“哦。……好，坐下吧！”

最后一个受审的是给死去的老太婆验尸的县医生。他把他还记得的验尸报告里的话以及今天早晨他到法庭来的路上想起来的话对法庭陈述了一遍。庭长眯细眼睛瞧着他那身乌黑发亮的新衣服，瞧着他讲究的领结，瞧着他活动的嘴唇，听他讲话，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个懒洋洋的想法在他头脑里自动冒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穿短上衣，为什么他做了件长的呢？为什么偏穿长的而不穿短的呢？”

庭长身后传来皮靴慎重的响声。这是副检察官走到桌子这边来，要取一个文件。

“米哈依尔·符拉季米罗维奇，”副检察官低下头凑着庭长的耳朵说，“这个柯烈依斯基办理的侦讯工作马虎得出奇。被告的亲哥哥他没审问，村长他也没审问，那所小屋的情形也没有写清楚，一点也看不懂。……”

“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庭长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叹口气，“他老朽了……不中用了！”

“顺便说一句，”副检察官继续低声说，“请您注意旁听席上第一排右边起第三个人……论相貌像是个戏子。……他却是当地的大财主。有将近五十万家当呢。”

“是吗？从外表倒看不出来。……怎么样，老兄，我们要退庭休息一阵吗？”

“审完这一案再休息吧。”

“随您的便。……哦？”庭长抬起眼睛瞧着医生说，“那么您认为她是当场毙命的？”

“是的，由于脑部受到严重的损伤。……”

医生讲完，庭长就瞧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中间的那块空当，问道：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离开《该隐》，否定地摇一下头。可是辩护人出乎意外地活动起来，嗽了嗽喉咙，问道：

“请您说一下，大夫，凭伤口的大小能够判断……判断犯人的精神状态吗？换句话说，我是想问一下：伤势的轻重能否使人有权利认为被告处在感情激动的状态？”

庭长抬起睡意蒙眬、神色淡漠的眼睛瞧着辩护人。副检察官丢下《该隐》，瞧着庭长。他们光是呆呆地瞧着，既不微笑，也不惊奇，更不困惑，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也许吧，”医生迟疑地说，“如果考虑到犯人……呃呃呃……用斧子劈下去的力量……不过……对不起，我不大明白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辩护人提出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再者他觉得也无须回答。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本来是不知怎么钻进他头脑里来的，只因为受到寂静、烦闷、通气窗的嗡嗡声的影响，才从舌头上滑出来了。

法庭叫医生退席，开始检查物证。头一样检查的是一件农民长外衣，袖子上有一块深棕色的血迹。法庭审问这块血迹的来源，哈尔拉莫夫供道：

“老太婆去世大约三天前，片科夫给他的马放血。……我正好在那儿，喏，当然，我就帮了帮忙，这才……这才把衣服弄脏了。……”

“可是刚才片科夫供述，他不记得放血的时候有您在场。……”

“我不知道。”

“坐下吧！”

他们开始检查那把使老太婆死于非命的斧子。

“这不是我的斧子。”被告申明说。

“那么是谁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斧子。……”

“庄稼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斧子。您的邻居伊凡·季莫费伊奇跟您一块儿修理过雪橇，他供述这正好就是您的斧子。……”

“我不知道。不过，我敢当着上帝起誓，”哈尔拉莫夫往前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指，“……我敢当着真正的造物主起誓。我以前什么时候有过斧子，现在可记不清了。以前倒真是有过那么一把，好像比它小一点，可是我的儿子普罗霍尔把它弄丢了。在他当兵的大约两年前，他去砍柴，跟伙伴们喝开了酒，就把它弄丢了。……”

“好，坐下吧！”

这种自始至终的不信任，这种不愿意听他讲话的态度，惹恼了哈尔拉莫夫，他怄气了。他开始眼睛，颧骨上泛起红晕。

“我敢在上帝面前起誓！”他伸直脖子，继续说，“要是您不相信，那就请您问我儿子普罗霍尔吧。普罗霍尔，斧子哪儿去了？”他猛地转过身对着押解兵，忽然用粗声粗气的男低音问道。“哪儿去了？”

这真是沉重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好像蹲下去，或者矮了半截似的。……凡是法庭里的人，头脑里统统像闪电似的掠过同一个吓人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想法：这可能是不祥的巧合吧。没有一个人敢大起胆子瞧一瞧兵的脸。人人都情愿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听错了。

“被告，同看押人讲话是不许可的。”庭长赶紧说。

谁也没看见押解兵的脸，恐怖像肉眼看不见的人，戴着面具，飞过法庭。民事执行吏悄悄离开位子站起来，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法庭去了。过了半分钟就传来兵士换岗所常有的那种脚步声和响声。

大家就都抬起头来，极力装得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