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

从前，在莫斯科住着一个人，名叫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里亚多夫斯基。他毕业于大学法学系，在某铁路局供职，可是假如您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就会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从金边的夹鼻眼镜里坦率爽朗地瞧着您，用平静、柔和、吐字不清的男中音回答您说：

“我做文学工作！”

大学毕业后，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剧评。他从剧评转到书报评介栏，一年后就发展到每星期发表一篇评论性的小品文了。然而根据这一点却不应当得出结论说：他是业余工作者，他的写作具有偶然的和暂时的性质。每逢我看见他那装束整洁的瘦小身材、宽大的额头和马鬃般的长发，每逢我听着他讲话，我总觉得他的写作似乎不是取决于他写什么，怎样写，而是一种生来就有的生理现象，犹如心跳一样，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似乎他的全部文学纲领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像瘤子一样了。我甚至在他的步伐、手势、弹烟灰的姿态里也看到这个纲领，从头到尾，连同它的种种叫嚣、乏味、庄严之处，都清清楚楚。遇到他带着充满灵感的脸容把花圈放在某一名人的棺材上，或者带着尊严而郑重的神情为一封贺电征集签名的时候，他俨然是个以写作为业的人。他那种极力要结交著名文学家的热情，那种在没有才能的地方也能找到才能的本领，那种经常热情洋溢的神态，那种每分钟达到一百二十次的脉搏，那种对生活的无知，在为青年学生募捐的音乐会和文学晚会上像女人那样大惊小怪地奔忙张罗的样子，那种力求接近青年人的心情，即使他没有写过文章，也足以给他造出“作家”的名声来了。

像他这样的作家，很适合于说：“我们这种人是不多的！”或者“缺了斗争，那还算是什么生活？前进啊！”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跟什么人斗争过，也从来没有前进过。临到他开口畅谈理想，那也不会显得肉麻。每到大学周年纪念日，在达契雅娜节，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唱起《我们欢乐吧》来，总是荒腔走板，同时他那眉开眼笑、不住流汗的脸仿佛在说：“您瞧，我喝醉了，我在纵酒行乐啊！”可是就连这样，对他也是很相称的。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真诚地相信他的写作权利，相信他的纲领，不存任何怀疑，显然对自己很满意。只有一件事使他伤心，那就是他发表文章的报纸却订户很少，名气也不大。不过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相信他迟早会在大杂志上立足，发挥才能，大显身手，因此他那小小的悲哀在灿烂的希望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

我常到这个可爱的人家里做客，认识了他的亲妹妹，女医生薇拉·谢敏诺芙娜。乍看上去，这个女人神色疲倦，她那病恹恹的样儿使我吃惊。她年轻，身材苗条，相貌端正，粗眉大眼，然而跟活跃的、优雅的、健谈的哥哥相比，却显得乖僻，萎靡，疏懒，阴沉。她的动作、笑容和话语有点勉强，冷淡，漠然，人们都不喜欢她，认为她骄傲，头脑不那么聪颖。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她是在休养。

“我亲爱的朋友，”她哥哥常对我说，叹口气，用好看的、作家的手势把头发撩到后边去，“永远不要凭外貌评断人！您瞧这本书吧：它早已被人读过，翻旧，卷了边揉皱，丢在尘土里，像是没用处的东西了，可是您一翻开，它就会使您脸色发白，流下泪来。我的妹妹就像这本书。您掀开她的封面，瞧一瞧她的灵魂，就会吓一大跳。前后不过三个月的工夫，薇拉经历到的事不下于人家一辈子的经历呢！”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不住地回头看，拉住我的衣袖，放低声音说：

“您要知道，她毕业以后，跟一个建筑师恋爱，结婚了。十足的悲剧啊！新婚夫妇还没过完一个月，那丈夫，唉！就得伤寒病死了。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她自己也从丈夫那儿传染了伤寒，临到养好病，却听说她的伊凡死了，就吞下大量吗啡自杀。要不是她的女朋友们出力，我的薇拉早就升天了。您听听，难道这不是悲剧？难道我的妹妹不像一个女一号，已经演完了一生的五幕剧？让观众去看轻松喜剧吧，可是这位女一号却要回家休息去了。”

薇拉·谢敏诺芙娜熬过那不幸的三个月以后，就搬到她哥哥这儿来住。行医不合她的心意，没有使她感到满足，反而使她厌倦。再者，她也没有给人留下精通医学的印象，跟她的科学有关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听她谈起过。

她已经丢开医学，什么事也不做，沉默寡言，跟囚徒一样，低下头，垂下手，懒散而缺乏光彩地打发她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总算还能引起她的兴致，而且多少给她的暗淡生活带来点光明，那就是她所爱的哥哥近在身旁。她爱他本人，爱他的纲领，钦佩他的小品文，遇到别人问她哥哥在做什么，她就压低喉咙，仿佛生怕惊扰他或者妨碍他似的，回答说：“他在写作！……”照例，他一写东西，她就在他身旁坐下，眼睛不放松他写作的手。这时候她就像是害病的动物在晒太阳取暖。……

冬天一个傍晚，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坐在桌旁，正给报纸写评论文章，旁边坐着薇拉·谢敏诺芙娜，照例瞅着他的写作的手。批评家写得快，既不涂改，也不停顿。笔尖咝咝响，吱吱叫。桌子上，在他写作的手的旁边，放着一本厚杂志，已经翻开，刚裁开书页。

杂志上有一篇写农民生活的小说，署名是两个大写字母。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读得兴高采烈。他发现作者在描写方式上得心应手，自然景物的描写近似屠格涅夫，笔调真诚，非常熟悉农民的生活。批评家本人不过是靠书本和传说来了解这种生活罢了，然而他的感觉和内心的信念却促使他相信这篇小说。他预言作者会有光辉的前途，强调说他急不可待地等着看小说的结尾，等等。

“精彩的小说啊！”他说，往椅背上一靠，愉快地闭上眼睛，“主题思想极其动人！”

薇拉·谢敏诺芙娜瞧着他，大声打个呵欠，忽然提出一个意外的问题。一般说来，每到傍晚，她已经养成习惯，常常烦躁地打呵欠，提出简短而奇突的问题，往往跟正事无关。

“沃洛嘉，”她问，“什么叫勿抗恶？”

“勿抗恶？”哥哥睁开眼睛，反问道。

“是啊。你是怎么理解的？”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假定有贼或者强盗来找你的麻烦，要打劫你，可是你非但不……”

“不，你下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吧。”

“理论上的定义？嗯！……哦，那又何尝不可？”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踌躇不决地说，“勿抗恶指的是对于道德范围里被称为恶的事情一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说完这话，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就埋头去研究一个中篇小说了。这个中篇小说是一个女人写的，描绘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同她的情夫和私生子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她的不合法的地位何等难堪。对动人的主题思想也罢，对情节也罢，对表现手法也罢，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一概感到满意。他简略地转述中篇小说的内容，摘录几个最好的段落，然后添上他自己的话：“不是吗，这一切多么忠于现实，多么富于生活气息，多么美丽如画！作者不但是小说艺术家，而且是细腻的心理学家，善于看透人物的心灵。为了举例，我们不妨指出女主人公同丈夫相遇的时候，作者对她的内心状态的生动描写”，等等。

“沃洛嘉！”薇拉·谢敏诺芙娜打断他那评论家的文思，说道，“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从昨天起就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人类生活建立在勿抗恶的原则上，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大概会消灭。勿抗恶使犯罪的意志得到充分自由，于是这个世界就会大乱，文明当然也就完了。”

“那么会剩下些什么呢？”

“强盗和妓院。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也许会谈一谈这个问题。谢谢你提醒我。”

过一个星期我的朋友果然履行他的诺言了。这样做很合时宜，当时是八十年代，我们社会上和报刊上正在纷纷议论勿抗恶，议论审判、惩罚、战争的权利，在我们圈子里有的人开始不用仆人，或者到农村去种地，或者断绝肉食和性爱。

读完哥哥的文章，薇拉·谢敏诺芙娜想了想，几乎叫人看不出来地耸了耸肩膀。

“写得很可爱！”她说，“不过我仍旧有许多地方不理解。例如列斯科夫的《神职人员》里，有个种菜的怪人为所有的人种菜：为买主，为乞丐，也为打算偷菜的人。他的做法合理吗？”

根据妹妹脸上的表情，根据她的口气，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明白她不喜欢他这篇文章，他那作家的自尊心大约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震动。他不免懊恼地回答说：

“盗窃是不道德的现象。为盗贼种菜无异于承认盗贼有权利存在。如果我办一家报纸，分成两部分，除了宣传正直的思想以外，还要照顾敲诈勒索，那你会怎么说呢？按照那个菜园主的逻辑，我岂不应当也给敲诈者和坏蛋留出地盘，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不是吗？”

薇拉·谢敏诺芙娜什么话也没回答。她从桌旁站起来，懒洋洋地走到长沙发跟前，躺下。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沉思地说，“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对恶进行的斗争有一种虚伪的味道，仿佛有什么东西没有说穿，或者掩盖着似的。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抵制恶的办法属于偏见之列，这类偏见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们再也没有力量丢开，因此再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它们了。”

“这话怎么讲？”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向你说清楚。也许人们认为必须对恶进行斗争，认为有权利这样做，其实是想错了，就像，比方说，认为人的心脏形状同纸牌上的心相似，也是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在对恶进行斗争的时候没有权利用武力，而该用同武力相反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你这张画不被人偷去，那就不要把它藏起来，而要交出去。……”

“高明，高明得很！要是我想娶一个有钱的商人女儿，那么为了阻止我做这种卑鄙的事，那个商人女儿倒应当赶快主动嫁给我呢！”

兄妹俩一直谈到半夜，互不相让。如果有个局外人听见他们谈话，就未必闹得清这一个争什么，那一个又争什么。

每到傍晚，兄妹俩照例坐在家里。他们没有熟识的家庭可去，再者，他们也没感到有必要去结识别人的家庭。至于剧院，只有上演新戏的时候他们才去，这是当时写作者的风气。音乐会他们是不去的，因为他们不喜欢音乐。……

“你要怎么想都由你，”薇拉·谢敏诺芙娜第二天说，“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倒已经部分地解决了。我深深地相信：由别人施之于我本人的恶，我没有任何理由反抗。有人要杀死我吗？那就请便。杀人者不会因为我自卫而变得好起来。现在，对我来说，只有这个问题的另一半需要解决：对于施之于别人的恶，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薇拉，你可别发疯呀！”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说，笑起来，“依我看来，勿抗恶成了你的固定的观念了！”

他有心把这场乏味的谈话变成玩笑，可是不知怎的，这已经没法变成玩笑，他脸上的笑容显得勉强而做作。妹妹再也不在他桌旁坐着，再也不恭恭敬敬地瞅着他那写作的手了。他每天傍晚都感到身后的长沙发上躺着一个同他意见不合的人。……于是他的后背似乎发麻，发僵，他的灵魂里似乎吹来一股凉气。作家的感觉是记仇的，不依不饶的，永远也不会原谅人。妹妹成了头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挑起和触动这种不安的感觉的人，这种感觉宛如装满盘盏的木箱，拆散倒容易，再要把它按原样放好，就办不到了。

若干星期，若干月过去了，可是妹妹没有放弃她的思想，也不在桌旁坐着了。春季有一天傍晚，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在桌旁坐着写文章。他在分析一个中篇小说，其中描写一个乡村女教师拒绝一个她所爱而且也爱她的、富有的知识分子，这仅仅是因为一结婚，她就不能继续做她的教师工作了。薇拉·谢敏诺芙娜躺在长沙发上想心思。

“上帝啊，多么枯燥无味！”她伸个懒腰说，“生活过得多么没劲，多么空虚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你呢，却把最好的岁月消耗在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工作上。你像炼金术士似的，老是翻这种没人要的旧垃圾。啊，我的上帝！”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放下笔，慢腾腾地回过头去瞧他的妹妹。

“瞧着你都乏味！”妹妹接着说，“《浮士德》里的瓦格纳挖蛆，不过他总算是在找宝贝，你呢，却是为找蛆而挖蛆。……”

“这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是的，沃洛嘉，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想得很久很苦。我终于相信你是个无可救药的蒙昧主义者和墨守成规的人。喏，你问一问自己吧：你这种热心而勤恳的工作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说：能带来什么呢？是啊，你老是翻这堆陈旧的垃圾，可是其中凡是可以提取的东西，早已由别人提取出来了。不管你怎样在研钵里捣水，不管你怎样分解水，可是除了化学家已经说过的话以外，你再也说不出什么新的名堂来了。……”

“原来是这样！”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站起来，拖着长音说，“不错，所有这些都是旧垃圾，因为这些思想是永恒的，可是照你的看法，什么才是新的呢？”

“你做的是思想领域里的工作，想出新的东西来是你的本分。不应该由我来开导你。”

“我成了炼金术士！”批评家讥诮地眯细眼睛，惊讶而愤慨地说，“艺术和进步居然是炼金术？！”

“你要明白，沃洛嘉，我觉得你们这些有思想的人如果专心致志于解决大问题，那你现在极力要解决的那些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顺带解决了。如果你坐着气球上天，看一看全城，那么你也就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看见了田野、农村、河流。……人们制造硬脂，同时，作为副产品，也就得到了甘油。我觉得当代的思想似乎停在一个地方，粘住不动了。它充满偏见，萎靡不振，畏畏葸葸，害怕广阔浩渺的翱翔，犹如我和你怕登高山一样。这就是保守思想。”

这类谈话不会不留下痕迹。兄妹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天比一天坏。有妹妹在场，哥哥就不能工作。他知道妹妹躺在长沙发上，瞧着他的后背，就心里生气。每逢他试着回到过去的局面，打算跟她分享他的喜悦心情，她却病态地皱起眉头，伸懒腰。每天傍晚她都抱怨乏味，谈思想的自由，谈墨守成规。薇拉·谢敏诺芙娜给她的新思想吸引着，口口声声说她哥哥热衷的工作其实是偏见，无非是保守思想徒劳无益地试图维系已经过了时的并且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罢了。她的比拟无穷无尽。她时而把哥哥比作炼金术士，时而比作守旧的分裂派经学家，那种人是宁可死掉也不接受新信念的。……

她的生活方式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她能一天到晚躺在长沙发上，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书也不看，光是沉思，同时她的脸上露出冷漠严峻的神情，这是思想偏执、信心强烈的人常有的。她开始拒绝仆人服侍她，亲自打扫自己的房间，把垃圾倒出去，亲自擦半高腰皮靴，刷衣服。哥哥瞧着她做粗活露出的冷峻神色，就不能不气愤，甚至痛恨。她总是带点庄严的神情干这种活儿，他却觉得这有点生硬，虚伪，认为这是伪善和做作。他已经知道他没有力量触动她的信念了，就索性像小学生那样挑她的毛病，讥诮她。

“你不抗恶，可是又反抗我用仆人！”他挖苦说，“如果用仆人是恶，那你为什么反抗？这是自相矛盾嘛！”

他痛苦，愤慨，甚至羞愧。每逢他妹妹当着外人的面做那些胡闹的事，他就不由得害臊。

“可怕呀，好朋友！”他私下里对我说，绝望地摇手。“原来我们的女一号还要演一出轻松喜剧呢。她精神变态到了极点！我已经灰心了，随她要怎么想就去怎么想，可是她何苦说出来，何苦惹得我心情激动呢。她应当想一想：我听了她的话是什么滋味？她居然当着我的面，用亵渎神明的态度，拿基督的教义来肯定她的错误，我听了是什么滋味呢？我连气都透不出来了！我那小妹妹居然宣扬她的学说，极力曲解福音书来为她自己辩护，故意不提耶稣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那件事，把我气得简直浑身发烧！老兄，这就是一知半解、思想浅薄的结果！这都是不容许人全面发展的医学系造成的。”

有一回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下了班，回到家里，碰见妹妹在哭。她坐在长沙发上，低下头，绞着手，眼泪扑簌簌地顺着她的脸淌下来。批评家善良的心痛苦地收紧了。他的眼睛里也淌下泪水，他一心想亲近妹妹，原谅她，也请她原谅，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他就跪下去，吻她的头、手、肩膀。……她微微一笑，笑得那么古怪，那么辛酸。可是他快活地大叫一声，从桌上拿过一本杂志来，热烈地说：

“好哇！我们要照老样子生活了，薇罗琪卡！求主保佑吧！我给你准备了一篇多么好的作品啊！我们与其喝讲和的香槟酒，不如一块儿把它读一读！精彩美妙的作品啊！”

“哎呀，不，不……”薇拉·谢敏诺芙娜推开那本书，惊恐地说，“我已经读过！不用了，不用了！”

“你是什么时候读过的？”

“一年前……两年前……我早就读过，我知道，我知道！”

“嗯！……你害了狂热病！”哥哥冷冷地说，把杂志丢在桌子上。

“不！你才害了狂热病，不是我！是你！”

薇拉·谢敏诺芙娜又泪流满面。哥哥站在她面前，瞧着她颤抖的肩膀，沉思了。他心里想的并不是凡开始按新方式、按自己的方式思索的人都会经历到的孤独之苦，也不是人在严肃的思想转变时期难免遇到的痛苦，而是他那受到侮辱的纲领和他那受到伤害的作家的自尊心。

从此以后，他对待妹妹就冷漠，漫不经心，任意讥诮，虽然容忍她在他的寓所里住着，却像容忍一个寄食的老太婆似的。她也不再跟他争论，对他的信念、讥诮、挑剔一概用鄙夷的沉默回报，这就越发惹得他生气了。

夏季有一天早晨，薇拉·谢敏诺芙娜穿着上路的衣服，背一个小包，走到哥哥跟前，冷冷地吻他的额头。

“你上哪儿去？”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诧异地说。

“到某某省去做种牛痘的工作。”

哥哥送她出门，走到街上。

“瞧你这个胡闹的人，简直是想入非非……”他嘟哝说，“你要钱用吗？”

“不要，谢谢。再见。”

妹妹握一下哥哥的手，走了。

“你怎么不雇一辆出租马车？”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喊道。

女医生没有回答。哥哥在她后面瞧着她那褪色的夏季长外衣，瞧着她脚步懒散、身体摇晃的样子，勉强叹一口气，可是心里没有生出惜别的感情。妹妹在他眼里已经成为陌生人了。而且在她眼里，他也成了陌生人。至少她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他。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挨着桌子坐下，着手写文章。

此后我就一次也没有见过薇拉·谢敏诺芙娜了。如今她在哪儿，我不知道。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却仍旧在写文章，放花圈，唱《我们欢乐吧》，为“莫斯科定期刊物撰稿人互助基金”奔走。

有一次他得了肺炎，卧床三个月，先是在家里，后来在戈里岑医院里。他的膝盖上生出一条瘘管。大家纷纷议论，说应该把他送到克里米亚去疗养，就开始为他募捐。可是克里米亚没有去成，他死了。我们把他葬在瓦冈科夫斯克墓园里，靠左边葬着许多演员和文学工作者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这些写作工作者在鞑靼饭馆里坐着。我讲起不久以前我到瓦冈科夫斯克墓园去过，见到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的坟墓。那座坟墓已经完全荒芜，几乎跟地面平齐，十字架也倒了，必须把它修整一下，为此就得募点钱。……

可是大家听完我的话，毫不动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于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募到。谁都不记得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他完全给人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