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

一列从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邮车里，年轻的中尉克里莫夫坐在吸烟乘客的车厢里。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胡子刮光，论相貌很像商船的船长，多半是个家道殷实的芬兰人或者瑞典人，一路上吸着烟斗，讲话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套：

“啊，您是军官！我弟弟也是军官，不过他是海军军官。……他是海军军官，在喀琅施塔得服役。您到莫斯科去做什么？”

“我到那儿去服役。”

“啊！您成家了吗？”

“没有，我跟我姑姑和妹妹住在一起。”

“我弟弟也是军官，海军军官，不过他成了家，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啊！”

这个芬兰人不知为什么那样惊讶，而且一说“啊”字就露出欢畅的和傻呵呵的笑容，不住吧唧他那臭烘烘的烟斗。克里莫夫身体不舒服，觉得回答他问的话费力，就满心憎恨他。他恨不得从那个人手里夺过咝咝响的烟斗来，扔到座位底下去，把那个芬兰人赶到别的车厢里去才好。

“这班芬兰人和……希腊人，都讨厌得很。”他想，“全是些根本多余的、谁也不需要的、讨厌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地球上白占地方罢了。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他一想到芬兰人和希腊人，全身就生出一种类似恶心的感觉。为了对比，他有心想一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可是他一回想这两个民族，却不知什么缘故，只想起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裸体女人、挂在姑姑家里五斗橱上面的外国石印画。

总之，军官觉得自己反常了。虽然他占据着整个长靠椅，可是不知怎的，他觉得长靠椅上容不下他的胳膊和腿。他嘴里又干又黏，脑袋里弥漫着沉重的雾，他的思想似乎不但在他脑子里漫游，而且钻到脑壳外面，飘荡到由昏暗的夜色笼罩着的座位和乘客中间去了。他透过脑子里的雾，像透过梦境似的，听见喃喃的说话声、车轮的辘辘声、车门的开关声。车站上的钟声、汽笛声、乘务员的吆喝声、乘客在月台上的奔跑声，比往常来得频繁。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飞过去，因此这列火车似乎每分钟都在一个车站上停住，响亮的嗓音不住地在外面叫喊：

“邮件装好了吗？”

“装好了！”

烧炉工人似乎过于频繁地跑进来看温度表，迎面开来的列车的响声和车轮过桥的轰隆声不停地响。这种嘈杂声、汽笛声、那个芬兰人、烟草的迷雾，跟他脑子里那些凶恶而摇曳的模糊形象混在一起，像那样的形象，论形式和性质是健康的人想不出来的。总之，这一切压在克里莫夫心上，像是叫人受不了的噩梦。他十分苦恼，抬起沉重的头，瞧着车灯，阴影和模糊的斑点正在灯光当中转动不停。他想要点水喝，可是他那焦干的舌头几乎不能动弹，几乎没有力量回答芬兰人的问话。他极力想躺得舒服点，想睡一觉，然而办不到。芬兰人倒睡着了好几次，又醒来，点上烟斗，对他“啊”的叫一声就又睡着了，中尉的腿在长靠椅上仍旧放不舒服，凶恶的形象仍旧立在他的眼前。

在斯皮罗沃站，他走到车站上去喝水。他看见有些人坐在桌子旁边，急急忙忙吃东西。

“他们怎么会吃得下东西！”他暗想，极力不闻充满烤肉气味的空气，也不看那些咀嚼的嘴巴，他觉得这两样东西都讨厌，惹得他直恶心。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跟一个戴着红军帽的军人高声谈话。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可是她的笑容也好，她的白牙也好，太太本人也好，都跟火腿和煎肉饼一样在克里莫夫心里留下可憎的印象。他不明白戴红军帽的军人坐在她身旁，瞧着她健康的笑脸怎么会不觉得难受。

他喝过水，回到车上，芬兰人正坐在那儿吸烟。他的烟斗咝咝地响，吱吱地叫，好比下雨天穿着一双破了窟窿的雨鞋走路一样。

“啊！”他惊奇地说，“这是什么站？”

“我不知道。”克里莫夫回答说，躺下来，闭上嘴，免得吸进辛辣的烟味去。

“我们什么时候到特维尔呢？”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我不能回答您的话。我有病，今天我感冒了。……”

芬兰人拿起烟斗在窗框上敲一阵，开始讲他那当海军军官的弟弟。克里莫夫不再听他讲话，满心怀念他那张柔软舒服的床，怀念那个装满凉水的水瓶，怀念他妹妹卡嘉，她是最善于为人铺床，安慰人，把水端给人喝的。等到他脑子里闪过他的勤务兵巴威尔，想到那个勤务兵给主人脱掉又重又热的长靴，把水送到他的小桌上来，他甚至忍不住微笑了。他觉得只要躺在他自己的床上，喝到水，他的梦魇就会让位给酣畅健康的睡眠了。

“邮件装好了吗？”远处响起一个低沉的说话声。

“装好了！”一个男低音差不多就在窗口那儿回答说。

这儿离斯皮罗沃已经有两三站路了。

时间像在奔驰，飞得很快，车站上的铃声、汽笛声、停车站似乎没完没了。克里莫夫灰心丧气地把脸藏到长靠椅的角落里，两只手抱住头，又开始想他的妹妹卡嘉和他的勤务兵巴威尔，可是他妹妹和勤务兵跟那些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旋转起来，不见了。他那滚烫的呼吸喷在长靠椅靠背上，返回来，烘痛他的脸。他的腿放得不舒服，有一股风从车窗吹到他背上，然而不管这是多么难受，他却再也不想变换姿势了。……沉重的、梦魇般的倦怠渐渐控制了他，锁住他的四肢。

等到他决定抬起头来，车厢里已经大亮。乘客们纷纷穿上皮大衣，活动起来。列车停住了。系着白色围裙和佩着号牌的搬运工人在乘客们身旁忙忙碌碌，提起他们的皮箱。克里莫夫穿上军大衣，信步跟随别的乘客走出车厢，觉得走路的好像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他感到他的燥热、口渴和通宵不容他睡眠的凶恶形象仿佛随着他一同走出车厢了。他心不在焉地领了他的行李，雇好一辆街头雪橇。赶车的答应把他送到波瓦尔街，可是索价一又四分之一卢布，他却没有还价，更没有争吵，乖乖地坐上雪橇。数目大小他还能懂得，然而钱在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克里莫夫回到家，他的姑姑和妹妹卡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把他迎进去。卡嘉来迎他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铅笔，一只手拿着练习簿，他这才想起她正在准备参加教员考试。他没有回答她们的问话和问候，烧得光是喘气，毫无目的地走遍各个房间，来到自己的床前，一头倒在他的枕头上。他满脑子都是芬兰人、红军帽、一口白牙的太太、烤肉的气味、闪烁的斑点，他已经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也听不见惊慌的说话声了。

等到他醒过来，他看见自己睡在床上，脱了衣服，看见他的水瓶和巴威尔就在眼前，不过这并没有使他觉得凉快些，软和些，舒服些。他的胳膊和腿仍旧放得不舒服，他的舌头贴紧上颚，他听见芬兰人的烟斗吱吱地叫。……床旁边有一个身子结实和留着黑胡子的医生忙忙碌碌，他宽阔的后背不时碰着巴威尔。

“没关系，没关系，年轻小伙子！”他唠唠叨叨说，“挺好，挺好。……银，银。……”

医生管克里莫夫叫作“年轻小伙子”，把“行”说成“银”，把“对”说成“堆”。……

“堆，堆，堆，”他很快地说，“银，银。……挺好，年轻小伙子。……你可别灰心啊！”

医生那些说得很快而不大在意的话、他那副饱足的面貌、他那句老气横秋的“年轻小伙子”，惹恼了克里莫夫。

“为什么您把我说成年轻小伙子？”他呻吟着说，“多么肉麻！见鬼！”

他给自己的声音吓一跳。这声音那么干巴巴，衰弱，娇声娇气，他很难听出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挺好，挺好，”医生嘟哝说，一点也不生气，“别发脾气。……堆，堆，堆。……”

在家里也跟在火车上一样，光阴飞逝，快得惊人。……在卧室里，白天的亮光不断跟夜晚的黑暗交替。医生似乎没有离开过床边，每分钟都可以听见他在说“堆，堆，堆”。一张张脸在卧室里川流不息，其中有巴威尔，有芬兰人，有上尉亚罗谢维奇，有司务长玛克西敏科，有红军帽，有一口白牙的太太，有医生。他们一齐说话、摇手、吸烟、吃东西。有一次克里莫夫甚至在白天的亮光下看见他军队里的亚历山大神甫披着圣带，手里拿着圣礼书，站在床前，嘴里念念有词，脸上现出克里莫夫以前从没见过的严肃神情。中尉想起亚历山大神甫平时常常用好意的取笑口气把所有的天主教信徒都叫作“波兰人”，就有意跟他开个玩笑，叫道：

“神甫，波兰人亚罗谢维奇闹出波澜来了！”

然而亚历山大神甫，这个平时喜欢发笑、兴致很高的人，这时候却没有笑，反而越发严肃，在克里莫夫胸前画十字。晚上有两个影子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那两个影子是他的姑姑和妹妹。妹妹的影子跪下祷告，她对神像叩头，她的灰色影子就也在墙上叩头，因此变成两个影子在祷告上帝了。房间里始终有烤肉的气味和芬兰人的烟斗气味，不过有一次克里莫夫闻到刺鼻的神香气味。他恶心得扭动着，叫起来：

“神香！把神香拿走！”

没有人答话。他只能听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些教士在唱诗，声音不高，有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等到克里莫夫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卧室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朝阳射进窗子，隔着放下的窗帘照进来，颤抖的阳光像刀刃那么明亮爽利，在玻璃水瓶上闪烁。外面传来车轮的辘辘声，可见街上已经没有雪了。中尉瞧着阳光，瞧着熟悉的家具，瞧着房门，头一件事就是笑起来。那舒畅、快乐、惹人发痒的笑意使他的胸膛和肚子颤抖不已。他全身完全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和生活的乐趣中，大概只有第一个出生而且第一个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克里莫夫热烈地巴望活动，巴望有人来谈谈。他的身体平躺在那儿不动，像块木头，只有他的手在动，然而这一点他自己几乎没有留意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到琐碎的事情上去了。他为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笑声高兴，看到这儿有水瓶，有天花板，有阳光，有窗帘上的带子也高兴。哪怕在卧室这样狭小的天地，他也觉得上帝的世界那么美丽，多彩，宏伟。等到医生进来，中尉就想到医学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医生又是多么温和可爱，一般说来人们都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

“堆，堆，堆……”医生啰啰唆唆地说，“挺好，挺好。……现在身体可是大好了。……银，银。……”

中尉听着，快活地笑了。他想起芬兰人、一口白牙的太太、火腿，他想吸烟，吃东西了。

“大夫，”他说，“您叫他们给我一点加盐的黑面包，和……和沙丁鱼。”

医生拒绝了，巴威尔不听命令，不肯去拿面包。中尉忍不住哭起来，就跟使性的孩子一样。

“小娃娃！”医生取笑说，“妈妈，睡吧，睡吧！”

克里莫夫也笑了。等医生走后，他睡了一大觉。他醒过来，仍旧很高兴，满腔幸福的感觉。床旁边坐着他的姑姑。

“啊，姑姑！”他快活地说，“我得了一场什么病？”

“斑疹伤寒。”

“原来是这样。不过现在我好了，太好了！卡嘉在哪儿？”

“她不在家。大概到什么地方参加考试去了。”

老太婆说着这些话，低下头去织一只长袜子。她嘴唇颤抖起来，扭过脸去，突然失声大哭。她在绝望中忘掉医生的禁令，说道：

“唉，卡嘉呀，卡嘉！我们的天使不在了！不在了！”

她那只长袜子掉下地，她弯下腰去拾，这时候她的包发帽从头上掉下来。克里莫夫看着她的白发，什么也不明白，只是为卡嘉担心，就问道：

“可是她到哪儿去了？姑姑！”

老太婆已经忘掉克里莫夫，专心想着自己的愁苦，说道：

“她从你这儿传染伤寒，她……她死了。她前天下葬了。”

这个意外的可怕消息完全被克里莫夫领会了，可是不管这个消息多么可怕，多么惊人，却不能扑灭病愈的中尉心里洋溢着的那种动物性的欢乐。他又哭又笑，不久就叫骂起来，因为他们不给他东西吃。

直到一星期后他穿上睡衣，由巴威尔搀扶着走到窗前，瞧着春天的阴霾天空，听着街上路过的大车装着的旧铁轨那种刺耳的磕碰声，他的心才痛苦得缩紧，他哭起来，用额头抵着窗框子。

“我是多么不幸啊！”他喃喃地说，“上帝，我是多么不幸啊！”

于是欢乐让位给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那种不能挽回的损失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