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本讲述书法故事的小书。谈及书法，人们多少会生出些高冷的感觉，认为那是一些被称为“书法家”的风雅之士寂然凝虑、思接千里，继而临池研磨、挥毫落纸创作出的艺术品。它们经过精心装裱之后，被送进展览馆、美术馆，供人隔着玻璃瞻仰膜拜。

其实，书法的故事并不是这样开始的。

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宣称“没有大写的艺术”（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我且将他的话略作改动，那就是“没有大写的书法”——我们今天视为艺术品的古代书迹大多不是为着艺术的崇高目的而制作出来的，而是有着实际的功用：商朝人为了侦探神灵的喜好，在龟甲兽骨上刻字；西周的君王为了标榜赫赫战功，在青铜器上铸铭文；汉代的囚徒为了给客死他乡的伙伴留下点记录，便于其家人来找寻骸骨，会在随葬的砖块上刻下亡者的基本信息。还有悼念先人的文章、戍边兵士的家书、观赏书画的读后感、为园林题写的牌匾，它们的首要目的是“有用”。

我援引一件价值连城的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它可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宝贝。据说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把玩，并一次次地赋诗，一次次地写下长篇观后感。那么，王羲之究竟为何要书写这件作品呢？他心里恐怕没有抱着什么“大写的艺术”的念头。这只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翻译成白话，大致意思如下：“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王羲之拜上。”

你可能会恍然：这不就是一封短信吗！可不是吗，如今科技发达，我们跟亲友联络写封邮件、发条微信就行。王羲之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互联网，只能手写。其实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都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信自然没有题目，但当它们变成后人尊崇的法帖之后，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命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取信的开头两个字或者四个字。这封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四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或许你已经发现了，跟今天的一些书法家不一样，古人挥毫泼墨不是为展览、为比赛、为悦目。对他们来说，书法是工具，不是目的；是生活，不是表演。正因如此，他们的字才活泼生动、元气满满。而我写这本小书目的之一，就是想把今天被视为艺术品的古代书迹还原到它们最初的语境中，通过书法去展现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情态、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

王羲之随手给朋友写了封短信，寥寥二十八个字，却能够穿越千余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让我意识到“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而“传承”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后者更难。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没有真迹存世，就连大名鼎鼎的《兰亭序》也是唐代人的摹本，那是什么促成了王字传统跨越时空的传承？王羲之书法本身的艺术水准固然重要，但仅凭其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坐稳千年“书圣”的宝座，其中既有技术的助力，亦有文化的加持。就技术层面而言，中国艺术有临、摹、刻帖、拓片等特有的复制手段，书画原迹一经好手摹拓，便可一本化为千本，有如明月倒影千江。文化层面的因素更丰富，包括体制（复古传统、艺术史书写、皇家与文人趣味）、机构（宫廷、博物馆收藏）、个人实践（历代书法家的追摹和转化）等等。技术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保证了王字传统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循环。因此在这本小书中，我不仅仅谈论书法家和他们的作品，还想试着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书法的经典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延续的。

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传播社会”（la société de communication）中。我们在征服空间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与朋友联络无须像王羲之那样提笔作书，再派人跑腿送信；只要动动手指，甚至语音输入就可写信，然后一键便可速达全球任何角落。然而，我们在掌握时间上却越来越衰弱——作品有多少能流传，又能流传多久，心中毫无把握。如何同时驯服时间与空间，我们或许能从古代书法的传承中汲取些有益的经验。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