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山海经》一书号称难治，其中最难处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其成书年代，二是其性质。关于成书时代，过去学者有“夏代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西晋说”等等。晚近以来，随着《山海经》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对于其产生时代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此书各部分成书时代不一，非一时一人之作，全书是先秦至秦汉间逐渐附益而成。而对于其性质，有以下数种观点：鲁迅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中国小说史略》），袁珂认为“《山海经》非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徐旭生认为：“《山海经》中之《山经》为我国最古地理书之一，并非如清代修《四库全书》诸臣所斥为小说家言，固无疑问。其‘海内’‘海外’‘大荒’各经，亦保存古代传说甚多。其真正价值绝不在《禹贡》诸篇之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持此说。新近一些学者又提出《山海经》是“方物书”“小说家书”“综合志书”等说法。总之对《山海经》性质的界定存在很大分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争议，首先要从《山海经》书名称“经”问题入手。

古今大部分学者认为《山海经》书名之“经”等同于儒家“六经”之“经”，指典籍、经典而言。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从大禹、伯益著《山海经》的旧说入手，认为书名“经”字非“书籍”之谓，而是指“经历”“推步”，意谓大禹治水，平定九州，推步、经历山海道里而述其所在之物产、风俗及神话。笔者以为，《山海经》之“经”仍当作“典籍”“经典”解。今略陈已意如下。

一《山海经》之“经”非“推步”

持《山海经》之“经”为“经历”“推步”说者，时间远者有清代学者郝懿行，后有现代神话研究专家袁珂先生，最近者有张春生先生。郝氏《山海经笺疏》云：“经，言禹所经过也。”袁珂也说“《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所经，初非为‘经典’之义”。张春生进一步推衍其说，谓“如上所说，‘天下名山’既为禹所经，其里数又为禹所步，因此，‘经’字除了‘经过’‘经历’之外，还应当包含‘推步’这层意思在内”。他还举《海外东经》中“帝命竖亥步”一段记述来说明“步”即是推步，并说其术具载于《淮南子·天文训》。末了又说刘歆《七略》将《山海经》列于“数术略”“形法家”之首，《汉书·艺文志》承之。也可证明其说。其实仔细推敲起来，上述证据均不能成立。

第一，谓《山海经》所记山川为禹所经历，前提是肯定《山海经》为记禹治水敷土之旧说。由其内容来看，《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的确有实地调查的数据为基础，但这和书名的“经”字并无直接关系。今经学者们考明，《山海经》中“海外”“海内”及“大荒”各经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与山经部分不同。如此，则其说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

第二，《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按：此句为注误入正文）。此处之“步”为推步不假，然而与《山海经》称名并无直接关系。

第三，刘歆及《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入“数术类”“形法家”之首，固然可以说明《山海经》与某种术数有关，但也不能成为《山海经》称名的直接证据。班固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形法的核心是相术，即因形而求吉凶。有的学者认为将《山海经》与相人、相畜、相宫室之类的书并列在一起，殊为不类。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云：“此以形气言相，非专门名家难言之。然以《山海经》次其间，则其驳也。”由此来看，前人已经意识到，将《山海经》视为“推步山、海道里远近”的术数之书是有问题的。既然如此，《山海经》书名之“经”亦不能理解为“经历”“推步”。

二《山海经》书名本意非“山海之经纪”

叶舒宪等学者所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是近年《山海经》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书中认为，将《山海经》之“经”解为“经历”这种说法不可信，并别求新解。该著引述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中》云：

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在此基础上，叶舒宪进一步推论认为：“把‘经纪’与山川连用，大致可以看出《山海经》的本来意思是‘经纪山海’或‘山海之经纪’吧。‘山海之经纪’就是‘山海’之条理、秩序。”其实这个推论也很有问题。

以《山海经》本身的内证即可证明，将《山海经》书名之“经”理解为“经纪”是不妥当的。如“五藏山经”各部分均作“某某经”，如《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等，其下均分作“某次某经”如《南次二经》《北次二经》等，显而易见“经”字并非“经纪”。再如《山海经》卷五末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此处之“经”皆以量词“篇”为单位，显见是指典籍而言。再如《海外南经》载：“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据毕沅校，此段文字中“四海之内”，《淮南子·地形训》“海作极”。是《山海经》之言“四海”本意为“四极”，即四方边远之地，“海”字意为“极”，而非“江海”之“海”。叶舒宪先生显然是把《山海经》之“海”误解为后一义了，所以才说“经纪山海”。其次，上引《海外南经》中言“经”星辰，“纪”四时，“经”“纪”显然均为动词，如果依叶先生之说，则《山海经》书名应作“经山海”才是。显然，将《山海经》之“经”理解为“经纪”是说不通的。

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一书系统地梳理了前人关于《山海经》研究的成果，对以往《山海经》研究中的一些难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山海经》应是一部由上层统治者掌握的记载矿产资源的地理书，其产生时代当在西周（前此张步天亦认为《五藏山经》为西周王官之学的产物），即使到了汉代，《山海经》也属皇家专藏文献，不是一般人可以阅读的。这些观点都极富启发意义。但他又据上所述指出：“《山海经》一名的原始含义就是关于山川和远方各地的地理区划。”这个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且不说将《山海经》书名“经”字理解为“划界”，进而引申为“地理区划”不符合“经”字的本义。退一步讲，侧重于行政目的的“地理区划”和《山海经》记载矿产资源所在位置并不相符合，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山海经》本有图有文，是图文并行的，文字当是对图的解释和说明。考虑到这一事实，将《山海经》书名中的“经”字解释成“地理区划”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三《山海经》称“经”的两个取向

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时期人们对当时中国境内及周边山川、矿物、动植物及风物的认识和想象，以及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祀典和神话传说的地理书，这在其主体部分“五藏山经”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书名中的“经”，仍当理解为“经典”之经，即指“典籍”“书籍”。西汉刘秀（原名歆）《上山海经表》曰：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臣秀昧死谨上

刘歆文中六次提到《山海经》，从其上下文语境来分析，都是指一部书而言。最重要者，刘歆以《山海经》与《尚书·禹贡》相提并论，并认为其书与大禹治水有关。很显然，《山海经》书名称“经”，在刘歆眼里，已与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之称“经”大略相同。经秦火之后，天下篇籍散佚严重，故汉代人十分重视前代书籍。刘歆以为《山海经》也是前代经典，因为书中所述“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为了证明其观点，刘歆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内容都是信而有征的。退一步讲，如果书名中“经”字做“经历”“推步”讲，书名应当是“经山海”才对，不然就不能成词了。

晋人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其《序》中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则《山海经》之言其几乎废矣。……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郭氏之《序》，首言世人不解《山海经》，皆疑其所记虚妄，此非达观之论。他举出前人怀疑《左传》《国语》等书言周穆王西游会西王母之事为虚诞，但汲冢竹书有《穆天子传》言其事，表明学者们的怀疑无据；郭氏还以司马迁不轻疑《禹本纪》《山海经》怪物引以为戒，认为《山海经》为上古之书，所以疑之者，皆因疑者识见不及也。又两言《山海》，《山海》者，即《山海经》之简称，犹《诗经》可简称为《诗》、《书经》可简称为《书》。由此来看，郭璞亦以《山海经》之“经”视为上古以来的书籍、典籍，与解经的“传”相对，而非“经历”“推步”之意。

秦汉以来，随着思想界风气格局的变化，儒家典籍多经典化而称“经”，而《山海经》既非儒书，且颇多涉及“怪力乱神”之内容，为何也称“经”呢？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山海经》称“经”是典籍流传整理的需要。先秦典籍的编辑生成和流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同一学派或同类性质的文献，常常以类相从，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在一起。为区分师说与后学之说，常以“经”字冠师说。如《墨子》一书，既有墨翟的言论，也有其后学的言论；前者常称“经”，以示与后学之说的区别。再如《韩非子》的《储说》《说林》等也采取这种形式。《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产生最早，之后肯定有人为之作“传”，为与这类解释性文本相区分，故称前者为“经”。刘歆整理《山海经》，也存在原文同“传”的区分问题。今本《南山经》末云“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意谓“《南山经》中所记载的山……”，毕沅、郝懿行都认为此条非经文，也非刘歆所加，这显然是汉代以前学者整理经文所记。这说明汉代以前学者也曾校理过《南山经》，只不过其文字未全部保留下来而已。

第二，先秦以来“经”并非只是儒家典籍的专属，道家、墨家、法家的师说均可称“经”，《山海经》称“经”与此相类，也与西汉时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西汉至武帝朝，国力达于鼎盛，出于朝廷四面开疆拓土的现实政治需要，使类似《山海经》这样的记载殊方异域之地理、物产、风俗的文献受到朝廷的充分重视，并被奉为经典；东方朔之识异鸟，刘向之说贰负，即其例也。其次，《山海经》中涉及物占和灾异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印证了汉代兴起的谶纬之学的合理性，因此《山海经》也被“经典化”。刘歆的上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即认为《山海经》之“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据张步天统计：“《山海经》记载的占验凡62处，其对象大多是动物，而且是少见的野生动物，这与上古先民从事的狩猎生产不无关系。据统计，在62处占验记载中，59处出自‘五藏山经’，3处散见于海经。”占验事象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吉验。如“见则其国大穰”（《西次三经》玉山条）、“见则天下安宁”（《南次三经》凤凰条）等；第二类是凶象。如大量见于“五藏山经”的“见则天下大风”“大水”“大兵”“大旱”“多土功”“有火”等占验事象。这些事项因出自先秦旧籍而具备了天然的权威性，也符合当时人们迷信“古已有之”的好古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它也恰恰能与西汉谶言灾异理论意欲以谶言应验宣示天意民心的政治用心达成一种密合无间的关系，所以引起“朝士”及“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的风气。

到东汉，这种以《山海经》为“经典”的看法已经比较普遍。如王充《论衡·别通篇》就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山海经》的著作权已经归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君大禹。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言：“（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也是将《山海经》目之为记录大禹功业的“经典”了。

第三，《山海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战国时代已经被屈原大量引用作为其诗歌创作的素材，到汉代也成为赋家辞赋创作取材的重要渊薮，这也是《山海经》“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屈原《离骚》《天问》等作品引用《山海经》的情况，见于王逸《楚辞章句》的有关注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也说“三闾所称草木多出于《山海经》”；不仅草木，即山川地理、民俗风物、人物典故等，出于《山海经》者亦复不少。仅《离骚》一篇，据今人张春生统计就有20例之多。这个问题，笔者指导的硕士生马昕露的《〈山海经〉与〈楚辞〉名物互文性研究》一文也有详细讨论。至于汉代辞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引用《山海经》的地方就更多了。笔者指导的硕士生李雨涵在其学位论文《〈山海经〉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中钩稽有关材料，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讨论，此处不再展开。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在以“润色鸿业”为创作目的的西汉辞赋家心目中，《山海经》也已是敛材聚事的文学“经典”了。

总而言之，《山海经》一书称“经”，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经历”“推步”“疆理”的意思，其实原本只是标明此为载录山川地理、矿产资源、动物植物、风俗人情等的典籍。后来因为其书与战国以来文人创作，以及西汉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现实需要的契合而有经典化的趋势，从而也带有“经典”的性质。虽然只是对《山海经》书名中“经”字的理解不同，却事关《山海经》的深入研究，因此不能忽略。“名正”而后“言顺”，明乎其本义，《山海经》的研究亦可循此理而渐趋深入。

四 关于《山海经》注译

《山海经》一书，旧题大禹或伯益所著，实则是春秋战国至汉初学者多次编辑而成。其材料来源比较复杂，有相当一部分当是来源于先秦时期人们的实地考察记录，也有一部分材料则是有关的口传资料。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五藏山经”部分可能最早编成，而《海经》和《荒经》则后出。书中涉及内容十分丰富，以往有的学者认为是“地理书”，有的认为是“神话书”，也有的认为是“上古巫书”，异说纷呈，莫衷一是。从《山海经》文本来看，此书是以山川地理为纲，简要记录所涉之地地理状况、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各地的风俗、神话、传说、祭祀、原始部族、原始宗教等内容。

因为其内容包罗万象，就给这部书的定性和归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十三篇”，将其置于“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归入“史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山海经》“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允也”，遂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产生时代又早，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很难对其进行归类。我们要读懂此书，就必须明白，其中山川地理大体上以编者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为依据，但也有据当时的传闻，甚至是凭想象的内容。涉及的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巫术等内容，则出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巫祝、方士的传承。今本《山海经》全书虽然只约三万二千字，但可以称得上是上古时期一部“百科全书”。今天我们要阅读《山海经》，须要关注《山海经》的多重价值：第一，地理学价值。第二，神话学价值。第三，历史学价值。第四，民族学价值。第五，宗教学价值。第六，民俗学价值。第七，文学价值。第八，语言学价值，等等。以上诸方面，也可以说是阅读《山海经》的多种角度，角度不同，阅读所得也有异。

《山海经》自经刘歆等人编定，东晋郭璞为之作注，之后历代学者，尤其是明、清两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其文本校勘、注解、研究。近三十年以来，学者们对《山海经》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仅《山海经》的注本，就有数十种。然而由于整体上对《山海经》这部书的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这些注本大多各有侧重，不够全面。再加上语言和背景知识的障碍，普通读者阅读《山海经》仍有相当大的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尽可能立足对《山海经》的全面认识，充分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文本进行简明的注解和翻译，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关注《山海经》的研究有年，有感于近些年考古学、中西文化交流、神话学、语言学等研究领域产生的新成果对《山海经》研究的推进，故不揣谫陋，努力撰成这部《山海经注译》，为爱好《山海经》的读者提供一个简明的读本。本书体例如下：

第一，《山海经》文本以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为底本，参考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袁珂《山海经校注》等校勘成果；

第二，《山海经》文本注释重点针对山名、水名、动物、植物、矿物，注释文字力求简明，一般不列详细考证，个别注释只列主要证据；

第三，对文本的翻译采取意译方式，涉及名物、地名等，如有今名，则取今名，如无对应今名，则保持原称。

第四，注释广参古今各家，择善而从。限于篇幅，注中首次引述举全称，之后用简称。如郭璞《山海经注》简称“郭璞《注》”，王崇庆《山海经释义》简称“王崇庆《释义》”，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简称“吴任臣《广注》”，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简称“毕沅《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简称“郝懿行《笺疏》”，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简称“吴承志《今释》”，吕调阳《五藏山经传》简称“吕调阳《传》”，袁珂《山海经校注》简称“袁珂《校注》”，徐显之《山海经浅注》简称“徐显之《浅注》”，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简称“谭其骧《论》”，郭郛《山海经注证》简称“郭郛《注证》”。其他征引次数不多者，举文献全称。征引各家著述版本于书末“参考文献”中详列。

当然，由于本人学养有限，书中肯定存在许多疏漏和错误，敬希识者通人予以指正。

韩高年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