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比亚

在《历史绪论》这部著作中，最著名可能也是最核心的理论是：在沙漠生活的艰苦环境中，部落所必需的集体生活会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群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伊本·赫勒敦将这种情形称为“阿萨比亚”（‘asabiyya，群体情感）。在《历史绪论》中，这个词出现了超过五百次。“‘asabiyya”的动词词根“‘asaba”的意思是“他扭动（某物）”，“‘usbah”的意思是“一群人合在一起相互保护”。在中世纪时的阿拉伯语字典中，“‘asabiyya”一词的解释是“一种强大的依附关系，它把一些持有同样兴趣或同样观点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一个很老的笑话是说每一个阿拉伯语的动词词根都有一个和骆驼有关的东西或者名词。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全是说笑。“‘usub”这个词和“‘asabiyya”有相同的词根，词根意是“一只除非大腿被绳子捆住，否则就不会一直产奶的母骆驼”。）也许伊本·赫勒敦强调、“‘asabiyya”是因为沙漠部落居民们的生活是彼此相互依靠、紧密相依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asabiyya”可能是指彩色的缠头巾或者发带，以这样的头饰作为部落或群体联盟的标志：“ta‘assaba”的意思是“他在头上束着头巾或者条状物”。

前面的第一种解释貌似更为可信，而且在威尔弗雷德·塞西杰的《阿拉伯沙地》（Arabian Sands）中，这位探险家是这样描述阿拉伯半岛空白地相互依存的游牧民的：

贝都因人的社会是部落制的。所有人都属于某一个部落，同一部落的所有成员都有某种血亲关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的关系越近就越有彼此间的忠诚，人们忠诚于部落同伴，这种忠诚是超越个人情感的，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有例外。这种情形让部落法律的存在成为可能，部落法律的基础是部落成员的认同。部落法律可以在世界上最我行我素的种族中运作，因为一个孤注一掷拒绝部落决议的人会遭到人们的排斥。

塞西杰还写道：“阿拉伯人是一个只有在严酷条件下才能做到最好的种族，当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轻松，他们的表现会逐渐恶化。”

伊本·赫勒敦被一些现代学者描述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可能他的确如此，但是这样的说法要在十分严格的定义下才可行。以塞西杰而论，他不仅对游牧部落内部的联系感兴趣，也对他们的放牧技术、社会礼仪、饮食、衣着、给骆驼配鞍袋的方式等内容感兴趣，但是这些细节并没有吸引到伊本·赫勒敦，而且，如果不是有史料记载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从来没在游牧部落中生活过。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就是“阿萨比亚”（群体情感）。正如他所呈现出的，“群体情感”貌似是说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从部落成员那里寻求支持。在这种“群体团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静止的，因为“‘asabiyya”一词貌似也有精神动力的隐含意义和生命冲动（élan vital）的意味。“阿萨比亚”将一个部落推向强盛。“……很明显，王权就是团体情感的最终目标。”“阿萨比亚”是神的工具之一，神通过“阿萨比亚”来让神的计划在人类身上实现。

按照《历史绪论》中的说法，能控制一个足够强大和重要的“阿萨比亚”群体的领导者也许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并为他本人和家族赢得“mulk”（王道）。（部落成员不一定是彼此的血亲，因为在部落内部也可以结成委托关系。）伊本·赫勒敦认为，群体的团结，再加上部落民的粗朴坚韧和勇气，可以给拥有上述特质的部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如果再有宗教上的凝聚力的话，这种优势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他甚至还提出“阿拉伯人只能利用一些宗教性的外衣来获得王位的权威性，比如拥有预言能力或是圣徒地位，或者一些伟大的宗教事迹”。因此那些野蛮，有时候还有些宗教狂热的部落民能够击败和征服各大帝国和城市，并从此建立起新的政权。

但是在几代人的时间内，也许是三代，或许四代，这些部落征服者就会丧失他们的“阿萨比亚”，成为文明人。他们沉溺在奢华、放纵和享乐之中。娇柔的城市生活会导致退化。政权的统治者现在已经不再依靠勇猛的部落战士的保护了，他不得不征收过高的税赋来支付军人的军饷，否则就会有进一步的问题。当政府被认为腐败、奢侈，统治者就变得脆弱；当统治者被看作是不虔诚的，那么他的统治就要走入末日了。他的政权将会被下一波来自沙漠的清教徒式部落民攻击并最终覆灭。于是他的城市被新的部落战士们占领，他们来自沙漠，开始了又一轮的循环。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这一永恒循环做出了总结：“在特征上，部落既是国家的替代品，也是国家象征的替代品，部落是国家缺陷的替代品，也是新国家的种子。”王朝的衰老是无可挽回的。“就像人类一样，朝代也有其自然寿命的极限。”

伊本·赫勒敦甚至用《旧约》的内容来支持他对世代衰败的看法：“在《妥拉》（Torah）中，有如下的内容：‘神——你的主，是全能又有戒心的，他惩罚罪孽，自父及子，至三、四代。’这段内容说明一个族谱上的四代人是祖传威望的极限。”（但是我们并不明白的是，他提出这段内容究竟对《历史绪论》的核心理论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把伊本·赫勒敦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放在一起对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这本书中，吉本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因于未开化主义（barbarism，野蛮主义）和宗教。

与之相反的是，伊本·赫勒敦认为未开化主义和宗教是帝国建立的源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相信帝国被周期发生的蛮族入侵轮替，他也相信宗教是对“阿萨比亚”的强大补充，这对一个征服者征服旧有的政权，并建立起一个新政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宗教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帝国的接合剂，帝国统治者们的职责应该是维持宗教的法律，这样的行为将让他们获得后世的救赎。最初的阿拉伯部落征服者如果不是拥有新宗教带来的团结心，那么他们是绝对无法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并没有宗教因素启发蒙古人或是察合台突厥部落的征服者，而且在马林王朝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宗教也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伊本·赫勒敦提出，净化式的改革运动很少能维持超过一百年的时间，或者至多能够维持一百二十年。吉本在他的著作中担心奥古斯都的欧洲（Augustan Europe，十八世纪前半期）是否会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而伊本·赫勒敦则认识到了阿拉伯人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

伊本·赫勒敦的神学历史模式貌似在处理穆罕默德指挥的早期伊斯兰阿拉伯的征服和正统哈里发时期的历史事件时十分成功，同样也合理地解释了中世纪多数时期的北非历史。这种神学历史模式适用于解释十一世纪时穆拉比特王朝（the Almoravids）的兴起，该王朝的统治者曾是桑哈加（Sanhaja）柏柏尔部落成员，他们是遵循马利克教法学派的逊尼派（Maliki Sunni），他们的军事力量（al-Murabitun，Almoravid）自此之后开始驻扎在小型堡垒（ribats）中。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王朝会在十二世纪时衰落。这一理论模型看起来也可以解释十二世纪时的那些自称救世主的穆瓦希德人（Mahdist Almohads）是如何兴起的，他们的领导者是马斯慕达柏柏尔人（Masmuda Berbers），他们的势力于十三世纪时衰落。

伊本·赫勒敦提出的这种“四代人就换人坐江山”的周期循环模式是否也适用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实际上这种循环理论看起来也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他本人也举出了一些例外情形，在城市化程度更深、人口更多的伊斯兰世界东部和安达卢西亚，伊本·赫勒敦的周期循环理论是不适用的。在《警示之书》中，他也提到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政权也构成了其特殊的情况（详见第五章）。即便是在北非地区内部，他的这种模式貌似也没有普遍适用性。首先，扎纳塔柏柏尔马林王朝的“阿萨比亚”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宗教意识或宗教目标的推动，而且他们的王朝（1217~1465）所延续的时间远超过四代人之久，同样的现象在哈夫斯王朝和阿布杜·瓦迪德王朝也出现了。

“阿萨比亚”是由神意所决定的，因为它是真主的工具之一。但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在世和刚刚去世的那段时间，世间是不需要“阿萨比亚”的，这是因为那段时间是各种神意宣示、天使、奇迹出现的时代，这些事物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律法没有相关性。伊本·赫勒敦对于部落“阿萨比亚”的概念具有不寻常的热情，可是今天的很多人都把部落主义（tribalism）看作是中东地区发展的征结所在。的确，“阿萨比亚”的概念和它对历史发展的阐释在《历史绪论》一书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一些对《历史绪论》的现代解读中被过分强调了。除了特意挑选出来的几个马格里布阿拉伯和经过曲解的柏柏尔部落发展史，以及从中得出的循环理论之外，《历史绪论》中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