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

《历史绪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伊本·赫勒敦提出了具有悲观色彩的周期循环理论，其背后存在着一种历史神话性（historical mythology），这是早期的阿拉伯编年史学家们所共同具有的特点，他们在分析伊斯兰教最初一百年的征服中的阿拉伯战士时也持有这种历史神话性。在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中，那些战士被描述为质朴、粗粝、蛮横、无所畏惧的人物。他们对舒服的靠垫、丝绸、珍馐玉盘或气派的排场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在更早以前，前伊斯兰蒙昧时代的阿拉伯诗人曾歌颂过沙漠生活的朴素和危险，这种对沙漠生活的态度一直流传到了伊斯兰时期。

伊本·赫勒敦身怀向往地回顾正统哈里发（Rashidun Caliphs）的时代，这是最初的四位哈里发的年代：“世间的奢华享乐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遥远，在对他们宗教的记录中，他们的审美取向更倾向于拒斥华美的东西，而习惯沙漠景色和居住在沙漠中，他们习惯了粗陋的俭朴生活。”伊本·赫勒敦还称赞了穆达尔（Mudar）阿拉伯部落的饮食，说他们把碾碎的石头和血加入骆驼毛里一起煮饭吃。他提出，尽管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征服中，最初的穆斯林们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哈里发欧麦尔（‘Umar）用一块皮革给自己仅有的衣服打补丁。哈里发阿里（‘Ali）曾说过：“金子和银子！去诱惑别人吧，不要来找我！”阿布·穆萨（Abu Musa）曾不吃鸡肉，因为鸡肉对当时的阿拉伯人来说十分少见，人们对鸡肉并不了解。当时的阿拉伯人没有筛斗和笸箩，因为他们吃带糠的谷物。

这些颇有苦修主义的故事情节来自“阿拉伯人的黄金时代”，它们是历史-文学修辞方法的一部分，编年史家们汇集了这些未必可信的苦行故事，用它们来比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堕落。高大的建筑，镶嵌宝石的短刀，装饰庭园的果树，奢华的珍馐美味都预示着厄运来临。我认为，正是这种道德训诫（moralizing），比新提出的社会生态理论更大地启发了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引擎论。“整个世界都是虚幻、无意义的。它引向死亡和毁灭。”

就像帕翠莎·柯容所观察到的，贫穷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被看作对美德的坚守：“在族长统治下的麦地那，我们可以确定，社会中的各种事物都是处理得当的，因为社会规模小、简单、清贫，政府管理处于最低的限度，完全公正，而且没有任何类型的压迫和暴力，除非是对待为非作歹之人。那里没有宫殿，没有法庭，没有皇冠，没有宝座……没有监狱，没有守门人，没有赋税，没收财产或强制劳动，没有社会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每个人的生活都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嗟乎，奢侈被证明是具有腐蚀性的，由于穆斯林对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取得的军事胜利，战利品越积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上面所述的小国寡民乌托邦的覆灭。

长期的物质享受会带来经济崩溃和帝国覆灭的观点直到今日依然存在。在2015年出版的《生物史：西方的衰落和灭亡》（Biohistory:Decline and Fall of the West）中，作者吉姆·彭曼提出，成功的文化都注定要灭亡，因为繁荣和舒适会改变人的秉性，会让人们没有维护或永存自身的能力。西方世界也注定会重蹈罗马和希腊帝国之覆辙，在描述灭亡的顺序时，作者引述了维柯的话：“人的本性首先是残忍，然后是苛刻，之后是和蔼，再之后是精美雅致，最后是放荡。”（关于维柯的更多讨论详见第四章。）吉姆·彭曼还引述了塔西佗（Tacitus）的句子：“繁荣丰盛是美德的标尺或试金石，因为比起忍受悲苦，在欢乐中谨防堕落是更难做到的事。”按照吉姆·彭曼的说法，精英人士特别脆弱，因为他们居住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中，他们的精力会被丰裕所折损。和伊本·赫勒敦一样，彭曼认为艰苦的生活条件对部落战士有利。但是和伊本·赫勒敦与维柯不一样的是，彭曼是借助对儿童的抚养模式、忧患意识的减轻程度和对女性控制的放松程度来研究和识别文明衰亡过程的，他认为上面提到的因素是文明衰亡背后的破坏因素。

“比起定居民族，贝都因人的举止更良善。”通过对比，定居民族太在乎奢华和享乐，随后被贪婪和放纵所污染，因此“定居的生活是文明的最后阶段，也是由盛转衰的起始点。它也是邪恶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距离良善最远的地方”。这种偏见是可以在《古兰经》和社会传统的背景中看到的。在《古兰经》17:16处：“当我要毁灭一个城镇的时候，我命令其中过奢侈生活者服从我，他们的生活放荡不检。于是话语成真，我毁灭了他们。”还有一段经过考据的先知箴言：“只有当世上的人们攀比他们修建的建筑高度时，世界末日才会来临。”

伊本·赫勒敦有些概括化地把城市生活表现得比乡村生活更容易。但是十四世纪时的北非城镇居民并非全都过着奢侈舒服的生活。卖水的商贩、皮革工人、澡堂的煤火工、养鸡的农民并不会觉得他们和奢侈生活的罪恶影响有什么瓜葛。从另一方面来说，伊本·赫勒敦并不熟悉偏远社群中的繁荣，比如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和十五世纪诺福克和萨福克的情景。更进一步说，乡村和城市生活的界限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北非和意大利，十分常见的现象是农民们早上骑着马离开城镇，来到他们耕作的田地和果园中，傍晚时分再骑着马回到城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