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撰写过十二卷的大部头讨论人类历史兴衰的世界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历史理论著作《历史绪论》（Muqaddima）是这样评论的：“无论在何时何地，这部作品都毫无疑问是现有的同类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尽管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对汤因比的文明螺旋上升-衰落理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他仍然同意汤因比对伊本·赫勒敦的好评：“阅读那些作品实在是种美妙体验，它们既丰富又门类繁多，精妙深奥，如海洋般浩瀚，从中能够得到各种新旧思想。”研究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学者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对《历史绪论》一书的评价是：“毫无疑问的是有关伊斯兰文明最佳通论作品”。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宣称伊本·赫勒敦是“一位出色的归纳型社会学家（inductive sociologist），他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学概念和理想类型方法被提出之前，就早已经是这一门研究方法的宗师了”。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内容中看到的那样，伊本·赫勒敦的思想在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小说《歌之版图》（Songlines）中得到了引述，他的思想也是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系列科幻小说《沙丘》（Dune）的理论基础，同样地，伊本·赫勒敦的历史观也在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的精彩小说《平民史诗》（The Harafish）中有所体现。伊本·赫勒敦本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价值和独创性也毫不怀疑，他说过：“人们应该知道，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凡的创新之举，是特别有用的一件事。经过深入缜密的研究，我可以说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完完全全的科学创举。事实上，我还从没见过有别的什么人用过这样的方法讨论历史。”“我们……受真主的启发，祂引导我们走向这门学问，我们要毫不犹豫地阐述真主的真理。”

瓦利·阿勒丁·阿布杜·拉赫曼·伊本·赫勒（Wali al-Din ‘Abdal-Rahman Ibn Khaldun，1332~1406）出生在突尼斯，他在前半生担任过各种顾问和文官职位，为菲兹（Fez）马林王朝（Merinid）的统治者、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Hafsids）、特莱姆森（Telmcen）的阿布杜瓦迪德家族（Abd al-Wadids）和格拉纳达的纳斯里王朝（Nasrids）效力。在1375年时，他从政治事务中抽身，隐居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个偏僻城堡中，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完成了《历史绪论》的初稿，这部作品所关注的是历史进程的规律和王朝的兴衰。在1378年，他重新回归社会并在突尼斯担任教职，同时也在当地的一些图书馆里担任顾问。他在这时候开始撰写一部长篇编年史著作，打算以此作为他的历史发展规律著作的后续。他在1382年动身去往马穆鲁克（Mamluk）王朝统治的埃及。他在那里开始担任马里克教法学派（Maliki）的大法官，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扩展和修订自己以前的著作。在1400年，他在大马士革城外和后来的世界征服者帖木儿（Timur，亦作Tamerlane）进行了一次值得纪念的会面。伊本·赫勒敦几年后在开罗去世，他被埋葬在当地的苏菲派墓地中。

《历史绪论》是一部关于历史运行法则的理论巨著，同时也是一部伊斯兰社会及其艺术与科学的摡括性调查研究。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总体上的人类社会；第二章论述游牧民族的社会；第三章讨论的是政府、哈里发和各个王朝的国王；第四章是关于社会与城市；第五章讨论的是贸易和各种谋生手段；第六章则是关于科学和艺术。虽然作者写后续编年史的初衷貌似是要完成一部北非柏柏尔人（Berbers）和各阿拉伯部落的历史，他的这本后续著作的全名为《警示和记录历史的展开和事件，以及同时代的伟人之书》，简称《警示之书》，但在书写过程中，他的历史视角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程度。《历史绪论》的英文版是三本厚厚的大书，然而标准的阿拉伯语版本的《警示之书》则有整整七卷。按照书中的说法，《历史绪论》的初稿是在1377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正是这部作品让他名声大噪，比他后来写出的其他历史作品更有名。

《历史绪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会犯错？他认为，有三件事会导致历史书写的错误。一者，为党派倾向。二者，为轻信。三者，为忽略事物可能性的本质。这三点错误是他在作品中最早提出，也是最看重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的编年史家并没有对形成统治和人类社会分化的大致规律加以任何严肃的考虑。他们没有考虑到历史的“batin”（内在意义），而只是记录下历史的“zahir”（外在表象）。伊本·赫勒敦仔细检索了之前历史事件的记录并以存疑的立场对待这些记录。人们需要考察事件的起因和影响，随后考察事情的发展在不同的情形下是否会有不同。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警示之书》（al-‘Ibar）是一部可以算是冗长的作品，从理论上看是一部以《历史绪论》所概括出的原则为基础的编年史。另外一部短得多的作品为《伊本·赫勒敦和他在东方与西方的旅程》，后文多简称为《旅程》（Al-Ta‘rif），尽管伊本·赫勒敦的一生见多识广、经历丰富，但是他并未对此着墨太多，书中很少出现关于他自己的揭示，但是这本书仍然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是一部“自传”。

在近两百年中，伊本·赫勒敦作品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伊本·赫勒敦能不能被看作世界上第一位社会学家呢？他究竟是不是社会学家呢？他对历史加以理论化的陈述是否受到希腊哲学原则的启发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们夸大了？伊斯兰教貌似是他历史思想的核心，但伊斯兰教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在他的思想中起作用呢？或者他是不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呢？他是不是一名苏菲派的信徒呢？他为什么在马格里布（Maghreb）和埃及树敌众多？他的王朝螺旋上升和衰落理论是否能套用在马格里布以外的地方呢？他本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觉得游牧民族是好还是坏呢？他相信未来学（futurology），又是一名历史学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呢？

上述问题都是现代评论家们探讨过的问题。对于伊本·赫勒敦，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这种情形也说明了他并未十分清晰地表达自己。有关他的书目数量很多。阿齐兹·阿兹梅（Aziz al-Azmeh）在其著作《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in Modern Scholarship）中罗列了超过850个条目，由于时间已经又过了几十年，这一数字一定至少已经翻倍了。芝加哥大学的在线马穆鲁克研究参考书目中有总数达854的书本和文章是关于伊本·赫勒敦的，这其中还不包括被设置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条目之下的作品。如果有谁想要将所有关于伊本·赫勒敦的著作读完的话，此人一定还没完成这愿望就已经先离开人世了。只要是检索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在欧洲学术研究中出现过的伊本·赫勒敦研究的话，你就可以对东方主义（东方学，Orientalism）的发展历程有差不多一半的感知了。即便如此，欧洲学者还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了伊本·赫勒敦，这是因为在他写作的时期，欧洲人已经放弃翻译阿拉伯文著作了（翻译活动的全盛期到十二世纪时就已经结束了）。

关于伊本·赫勒敦的书已经有那么多了，我曾很犹豫是否要再加上您手头上的这一本。因为伊本·赫勒敦本人就曾写过：“人们应该知道，以下的这些事情对人类追求知识和掌握完全的学问有害：过量的工作（要做）；数量繁多的各种技术术语（以应对不同的目的）；以及（用在那些著作中的）大量（不同）方法。”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在十四世纪的北非就已经存在太多的过量研究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著作都是对伊本·赫勒敦生平和著作的积极又符合习惯的叙述，但是他们的叙述充其量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对伊本·赫勒敦作品的了解都已经模糊了，而且当学生们处理到《历史绪论》的最后几章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做合适的记录了。因为这本书太长，已经经过了选择性的简化和删减，其著作所传达的信息已经被现代化和理性化了。从十九世纪以来，有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伊本·赫勒敦之思想加以西化的驱动力，这股力量将伊本·赫勒敦描述成了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先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孟德斯鸠、维柯（Vico）、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Durkheim），他们都是伊本·赫勒敦的学术晚辈。想要让伊本·赫勒敦也能像他们一样引人注目和与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和现代历史学、社会学所处的今日世界相比，伊本·赫勒敦身处的世界和《古兰经》与《一千零一夜》的世界有着更多的共性。然而在伊本·赫勒敦所述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他已经把猴子放在了仅次于人类的位置上，这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十分接近却又远远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如果把伊本·赫勒敦关于“利润”的见解与卡尔·马克思以劳动为基础详细阐述的“价值理论”相比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思想中相似的地方。

就像帕翠莎·柯容（Patricia Crone）所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文明社会和现代文明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相似之处在有些方面是有迷惑性的。我们必须把现代性和现代性缺席的后果拿开，然后才能对历史上的文明社会和现代文明社会两者间的相似性有所把握。”尽管伊本·赫勒敦对北非各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以及部落精英的发展循环有着非常有趣的阐述，但是它和现代世界所关注的事物并没有多少特定的关联，因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多少地方还存在历史上的那种城镇与部落之间的共生关系，那种共生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已经不存在了。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哪个政权还在依赖游牧民的军事支持。在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民族国家、民主和独裁政治的世界里，伊本·赫勒敦的理论还能和今天有多少关联呢？正因如此，我并不打算用伊本·赫勒敦的著作来解决今天世界的问题（但是与此相反的是，我打算用反过来的方式——用现代著作来阐述伊本·赫勒敦和他所处的世界，以现代著作来阐明他的作品）。因为恰恰是伊本·赫勒敦和现代世界之间的不相关才使得他如此有趣又重要。当我在阅读《历史绪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似遇到了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客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又刺激的事。相比那些理所当然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还能在《历史绪论》中看到其他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一个完全沉浸在伊本·赫勒敦思考方式中的现代读者可能会体验到前现代（premodern）、与今日存在根本不同的了解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事情诱因的基础是天意，社会组织的原动力是获得宗教救赎。在战争的结果、预知未来吉凶等事务上，天使和小鬼也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且，现代西方意识中以意识形态为构成基础的政党政治理念在十四世纪的马格里布地区和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苏丹国那里是不存在的。

虽然《历史绪论》还没有经过合宜编辑的阿拉伯语版本，但是波灵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在195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历史绪论》（The 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这个译本的第二版在一九六七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加入了书目并有一些更正。这本书的译者是弗兰茨·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教授，他是一位极其博学和高产的学者，他悉心收集了《历史绪论》的各种现存手抄本，他的目标就是能翻译出一本最终勘定的权威文本。多年以来，罗森塔尔的译本得到了许多赞扬和一些批评，他面对翻译中的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将在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十章中有更详细的讨论。法语版《历史绪论》的学术性翻译与《警示之书》部分内容的翻译版本和英语版的情况类似，法语版的译者是阿布杜萨勒姆·哈达迪（Abdesselam Cheddadi），该版本由七星诗社编辑出版（

在罗森塔尔后来的写作中，他认为研究者最好别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有关伊本·赫勒敦的东西。中东历史学家亚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曾试图阻止他的学生们把伊本·赫勒敦当作博士学位的研究对象。我曾在1960年代时买了一本罗森塔尔的翻译版并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请允许我澄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使用了阿拉伯语版本作为补充参考）。

最后要提的是，《历史绪论》中有一些和书面阅读有关的注释。我在翻译阿拉伯语的时候使用了标准翻译方式的简化方式。当一个向左撇的单引号（’）用在阿拉伯语的人名或事物上时，它所代表的是字母ع（ayn），而向右撇的单引号（‘）则表示ء（hamza）。ع表示擦音（glottal scrape），ء表示不发音的喉塞音（unvoiced glottal stop），因此以rasa’il为例，i是在a之后直接发音。阿拉伯文的史料使用希吉拉历（hijri，亦称伊斯兰历、回历），这套历法是太阴历，以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从麦加至麦地那的迁徙为元年。因为希吉拉历和西方使用的公元纪年不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日期要用公元中的两年标记。西方人习惯的人名姓氏在中世纪时候的阿拉伯世界是不为人所知的。“阿布”（Abu）、“阿比”（Abi）的意思是“某某人之父”。“伊本”（Ibn）的意思是“某某人之子”。“巴努”（Banu）的意思是“某某人的儿子们”。马格里布是指称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艾非奇亚（Ifriqiyya）是今天突尼斯的大致疆域。我常常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辨认，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来指称当时的地理位置，但是当然了，这些国家在十四世纪时是不存在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指的是西班牙仍处于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引自《古兰经》的经文，如果不是罗森塔尔自行翻译自《历史绪论》的话，那就是来自A.J.阿伯里（A.J.Arberry）转译的《古兰经》（The Koran Interpreted，2 vols.，London，1955）。《古兰经》的章被称作“苏拉”（Sur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