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

阿忑（Atē）是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女儿，她由于在人、神之中鼓动愚蠢的行为，被宙斯逐下奥林匹斯山。芭芭拉·塔奇曼将她描述为昏聩女神，集恶作剧、妄想、荒唐于一身。据说阿忑会蒙蔽受害者，令其无视道德，漠视底线，“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塔奇曼认为，这样的神给人们提供了犯错的借口。在荷马笔下，众神之王宙斯坚持认为，如果人类遭遇“无妄之灾”，那绝不是神的过错，而是“他们内心的无知”。令他们遭难的不是命运，而是蹩脚的战略。然而，在雅典的各项事务中，人们还是会经常向众神求助，寻求种种征兆，征询各种神谕。

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启蒙时代，人们有了一种新选择。他们不再迷信神对事物的种种解释，开始重视人的行为和决定。与此同时，战争变得复杂起来，光靠几个人勇猛作战是无法获胜的，想打赢战争更需要合作与计划。雅典军事委员会由10名将军（strategoi）组成，他们个个独当一面，能在前线带兵打仗，抵抗强敌。由此看来，战略起源于这些将才身上，也就是构成他们有效领导力的各种素质。修昔底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0～前395年，曾经是个将军。他在与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兵败安菲波利斯，因为城池失守而被流放二十年。其间，他有机会像了解雅典人一样去研究斯巴达人。他后来回忆说，“我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观察各种事务”。他利用这段时间记录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经过，写成了自认为颇具权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是一场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从前431年持续到前404年，斯巴达人大获全胜。雅典是战前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但战争结束时已日渐式微。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启蒙精神的典范，他用不掺杂任何感情的审慎言语描述冲突，就权力与目的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评论探讨了选择对结果的影响。他不再将人类事务归因于反复无常的命运和恶作剧的众神，而是将责任集中在政治领导者及其战略上。他秉持经验主义，只要有必要、有可能，他就要通过勤奋研究尽力对各种事件做精确描述。他的叙述阐明了战略的几大中心主题：时代环境的局限、结盟作为力量源泉的重要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应对内部对手和外部压力所带来的挑战、防御性的沉稳战略面临快速果断进攻时的困境、意外的打击，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语言作为战略工具的作用。修昔底德强调的这些主题，常常被看作在说明权力的不可抗拒性，以及强者面对叫苦连天的弱者或种种道德考虑时的不为所动。在此基础上，修昔底德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之一。人们一直认为战略理论家致力于研究权力，认为自身利益是对行为的最好解释，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在更加教条的现实主义看来，缺乏一个统治国际事务的绝对权威往往会导致各国本能地没有安全感。如果它们没有胆量相信他国的善意，那么就必定采取预先防卫的措施——而这些先行的措施反过来又会使对方产生不安全感。从这个方面来看，修昔底德的重要性在于，他揭示了这种不安全感是永恒存在的。

从非教条主义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确实是现实主义者，他如实反映了人类事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它们。但他不认为，人必须按照狭隘的自身利益行事，也不建议人们真的为争取广泛利益而采取行动。他描绘的图景相当复杂多变：片刻的力量展示可能隐瞒了潜在的弱点；政治领导者的听众既有内部成员，也有外部行动者；新的联合既能创造新型优势，也能造就劣势。

然而，修昔底德笔下的关键人物却用言语暗示，他们是在遵从不可抗拒的权力命令行事，而且毫无缓和的余地。比如，雅典人曾一度解释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维持其帝国地位是迫于“三个强大的动机：荣誉、恐惧和利益”。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先例不是自己首创的，“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在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又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因此，他们对米洛斯人除了镇压别无选择。雅典人这么做除了扩大统治范围之外，还另有理由。因为如果机会来了而他们不占领米洛斯，就会显得虚弱无能，进而有损名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能力非常有限，强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需要来量身制定法律，解释道德规范。虽然修昔底德引证的论据都支持弱肉强食的权力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此持认可的态度。他认为，总担心自己显得不够强大是可悲的，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不顾警告（它们一向谨慎），堕入灾难性的赌局。因而除此之外，修昔底德还提出了其他甚至有点理想主义的观点。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是修昔底德最著名的言论，也是有关现实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断言：“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修昔底德承认，根据双方的“控诉理由”，对于战争起源还有别的解释，但他用一个更系统性的分析取代了它们。要理解修昔底德的观点，难点之一在于翻译问题。一种较为细致的译本认为，虽然毫无疑问，修昔底德发现两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至关重要，但当时的战争起源其实是与权力和争议交织在一起的。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系统性因素是否真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突出。修昔底德如此重视系统性因素，可能是出于对伯里克利名声的考虑，后者从公元前460年开始统治雅典约三十年，是修昔底德心目中的英雄。

雅典领导的希腊联军在抵抗波斯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前，雅典的发展并无特别之处，战后其势力和威望壮大起来。它将一些与其协作共事的松散、互助的城邦变成了更加可控的联盟。然而，随着之后雅典霸权越来越不得人心，这种联盟反而成了弱点。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巩固了其雅典执政官地位，他说，即便不再寻求扩张联盟，管理现有帝国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斯巴达人认同这样的看法。前460～前445年的战争结束后，雅典和斯巴达签订了《三十年和约》。签约后，伯里克利一直避免激怒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予以默认。在此期间，雅典既没有对斯巴达持敌对立场，也没有进行非同寻常的战争准备。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为何出现倒退，原因在于联盟的复杂局面。对于一心谋大的弱国而言，加入联盟显然益处颇多；而对已经强大的国家而言，入盟却是把双刃剑，它被寄予期望、赋予责任，但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联盟成员可能在共同的敌人方面达成一致，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更何况，雅典还采取了一些从提洛同盟搜刮好处的手段，比如同盟国须向雅典人缴纳金钱和提供舰船等，这些行为招致了怨恨。随着波斯人的威胁日渐弱化，同盟国对雅典的不满日益加深，后者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雅典人要求同盟国更加雅典化，包括要求它们实行雅典式民主政治。与之相反，斯巴达人对同盟国的内部事务却兴趣寥寥。因此，当时伯里克利极力维护的地位其实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帝国统治对雅典极具价值，却令各城邦躁动不安。

出于不同的原因，伯罗奔尼撒联盟内部也不得安宁。斯巴达在实力最强大的盟友科林斯的逼迫下，对雅典采取强硬路线。科林斯有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墨伽拉。由于雅典颁布《墨伽拉法令》，墨伽拉人无法将产品运至雅典市场上出售，因而心怀不满。而墨伽拉之所以如此急于进攻雅典，是因为它当时正与克基拉闹得不可开交，后者是墨伽拉向外扩张的一大障碍。克基拉寻求通过与雅典结盟来获得海上军事援助，进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果雅典拒绝了这一要求，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最后二者之间竟然达成了一种尴尬的妥协。一个同盟即将成形，可它却只具备防御功能。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注意到，修昔底德的描述中，雅典人对防御同盟表示出不解。修昔底德当时可能就在辩论现场，但提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向来采用的引用整篇演讲内容的叙事方法，也没有提供其他不同意见。卡根认为，修昔底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对这场辩论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描绘，就会暴露出战争并非无法避免，它其实是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导致的。凡是在战争问题上做过争议性决定的人，都愿意把此举说成是迫不得已，以淡化其中审慎判断的成分。

虽然修昔底德认为在关键时刻雅典官方不该派人去斯巴达，但雅典方面还是决定派遣使者到斯巴达去解释自己的政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在书中提到使者是谁，以及此人的使命是什么。他对斯巴达辩论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描述，其间提到，雅典的手下败将科林斯人要求斯巴达人提供援助。这种要求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如果斯巴达人表现得消极被动，盟友们就会落入险境，甚至“在绝望中投入其他阵营”。这就提高了风险。斯巴达人不想落得个软弱的名声，也不愿意因失去牢固盟友而削弱自身的实力。这种情况导致斯巴达陷入了危机。虽然科林斯人描绘雅典人怀揣着永无节制的霸权野心，但斯巴达人之所以响应科林斯人，并不是出于对雅典人的共同恐惧，而是担心关键盟友的背叛。实际上，斯巴达国内的“战争派”对雅典力量不屑一顾。与“战争派”相比，斯巴达的阿希达慕斯国王做事更为谨慎，更渴望维护和平，但他的意见却被忽略了。公元前432年8月，斯巴达长老会议投票决定与雅典开战。

然而，即便投票通过了战争决议，斯巴达还是向雅典派出外交使团，并且双方差一点达成和解。最后，双方谈到了《墨伽拉法令》。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使节并没有像科林斯人那样不依不饶，但提出该法令明确违反了双方之前签订的《三十年和约》。修昔底德写道，许多人站出来发表了看法，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还有些人则建议为了和平而废除《墨伽拉法令》。这一次，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伯里克利果断干预的过程，其关注重点是斯巴达人拒绝接受仲裁。他指责斯巴达人只知道威胁而不愿意讨论，这表明他们拒绝平等对待雅典人。修昔底德引用了伯里克利的观点，这种观点经常被用来警惕表面谦逊、理性，但背后隐藏更大野心的对手。“这绝非小事，”伯里克利强调道，“如果你对他们让步一尺，他们马上就会要求你退后一丈，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因怕他们而让步的。”即便到了此时，伯里克利的策略仍是克制的。他把先发制人、拒绝仲裁的责任都推到了斯巴达人身上。

在最极端的版本中，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主张则完全站不住脚。战争爆发前，出现过好几个时间节点，不同的想法很可能占据上风，并推动历史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战争远非不可避免，而是由“牵涉其中的几大权力领导人所做的一系列极为糟糕的判断”所导致的。一切皆因几个小国而起，它们之间的敌对行为与复杂关系将雅典和斯巴达推到了交锋前沿。不然，雅典人本可以拒绝克基拉的结盟要求，斯巴达本不该受科林斯人的鼓动而采取强硬立场；雅典人完全可以放弃《墨伽拉法令》，而斯巴达人或许会同意接受仲裁。

但问题是，其中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二者之间的不信任感给追求各自利益的小国提供了发挥空间。雅典和斯巴达的一些领导者为了维护和平，准备采取措施遏制打仗的冲动，以免事态升级，他们千方百计维护《三十年和约》。但双方阵营中都存在鹰派，他们不喜欢缓和局势，一心为战争造势。科林斯人告诉斯巴达人，雅典人骨子里喜欢挑衅、好斗；克基拉人则游说雅典人与其结盟，理由是两国海军联合起来力量更大。克基拉人说，战争一旦打响，结盟很有必要，因为斯巴达及其联盟“出于恐惧，很想对你们发动战争；而科林斯人是你们的敌人，他们在斯巴达很有势力”。不过，由于各方彼此间的忠诚度总在不断变化，双方都迟迟做不了判断。摆在雅典人面前的两条路是，要么和克基拉人结成同盟，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伯罗奔尼撒同盟攫取克基拉的海上力量；而斯巴达人的选择是，要么支持科林斯人的野心，要么冒险任其投奔敌营。

两大阵营的领导人致力于维护和平，然而现在他们践行缓和与克制战略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他们尽可能委婉地描绘强硬路线，极力缓和它的影响。因此，伯里克利同意和克基拉人结盟，但坚称那只是个防御性同盟，他制造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想寻找一种最不具刺激性，且未来不会遭人质疑的解决办法。随后，伯里克利派船前往克基拉确认同盟关系。这真是一支小小的舰队，它既不够给克基拉人壮胆，也不足以吓退科林斯人。因此，雅典人最后怎么也想不到，结果竟然会比预期的严重得多。同样，当斯巴达人为避免开战寻找外交途径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也并不是什么科林斯的利益，而是在《墨伽拉法令》这个看似并不重大的问题上。这时，双方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伯里克利认为对斯巴达的任何直接要求做出让步是很危险的，但他仍然表示会接受仲裁。

从伯里克利接下来执行的战前策略来看，其中仍不失克制的成分。他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设想斯巴达内部仍有主张和平的派别，一旦主战派的所作所为被证明徒劳无益，那么主和派的力量必然会得到加强。这也表明两个同盟之间的另一种差异。伯罗奔尼撒同盟主要位于大陆，而雅典虽身居大陆，其势力范围却是个海上帝国。伯里克利深知斯巴达军队的实力，因而极力避免陆地战，希望凭借雅典的海上力量优势取胜。然而，伯里克利没有考虑给予斯巴达致命一击。与之相反，他寻求的是一个僵局。他的算盘是，雅典的各种储备充足，即便战争拖延很多年，己方也能取胜。在后世的描述中，伯里克利寻求胜利的方式是把敌人拖垮，而不是消灭敌人。

从政治上看，这种克制战略很大胆，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也许只有像伯里克利那样负有声望的人才有可能获胜。但是，伯里克利输了这场赌局。斯巴达每年蹂躏阿提卡半岛——那里距离雅典不远，生产许多农产品，雅典对此除了派部队劫掠伯罗奔尼撒同盟城邦的沿岸城镇之外，没有别的回应手段。阿提卡半岛的农作物收成不断受损，削弱了雅典国库进口必需品的能力，也让雅典在斯巴达的进攻面前显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暴发，无家可归的阿提卡人纷纷涌进雅典城，导致城里人满为患，加重了疫情。这时，伯里克利又一次没有实施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他遭到罢免，雅典只得向斯巴达求和。斯巴达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本质上要求雅典放弃统治，从根本上破坏了和平协议。于是，伯里克利官复原职，但公元前429年他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修昔底德也差点死于瘟疫。）伯里克利想在过度侵略与姑息缓和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努力将强硬和克制相结合。但是，这么做非但没有弱化威胁，反而加重了雅典人面临的风险。伯里克利的策略对斯巴达人的威胁有限，却使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他城邦见此情形开始反抗。伯里克利死后，雅典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战略，获得了一些胜利，甚至连斯巴达也表示愿意求和，但就在此时，雅典人开始自我膨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