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战略妙计

到公元前五世纪末，雅典逐渐衰落，进入一段政治动荡时期，其间斯巴达的支持者对它进行了短暂的野蛮统治。曾经活跃、积极的知识分子沦为被怀疑的目标，退出政治舞台。一个著名人物成了哲学的殉道者。苏格拉底曾谈论过斯巴达的积极面，也谈论过民主的消极面，平生秉持一贯的批判态度，他从外表到行为都被视为异于常人。公元前399年他以腐蚀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却拥有一批忠实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年，柏拉图25岁。柏拉图对老师做了理想化的描述，通过记录很多据信出自苏格拉底之口的对话录，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思想。柏拉图留下了一系列丰富的对话录，涉及话题极其广泛，但他自己的观点却没有留下明确的、系统性的记述。不过，某些特定的主题还是异常抢眼。其中与我们的意图最相关的是哲学的政治作用，包括诋毁那些逝者的战略性才华。柏拉图给这些先人的哲学思想打上了诡辩的标签，并为此撰写了一份令人生畏的问罪单。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诡辩家对待哲学研究的态度很不严肃。他们为玩弄修辞游戏而放弃了追求真理，为了获取回报而不惜为任何事情（无论起因多么卑劣，逻辑多么荒谬）动用自己的说服力。柏拉图依靠自己的判断，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被贬损的诡辩家形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大话精”、修辞战略家、道德相对论者，他们对真相漠不关心，他们总在暗示真正重要的是权力。他们是雇工，是一群没有是非观念，为了金钱而出卖技巧的游走文字匠人。他们靠耍小聪明迷惑普罗大众，炫耀自己有可怕的能力，可以用谬论击败正确论点。一旦公开叫卖，艺术就失去了价值。诡辩家服务于形形色色的主人，缺少了一种道德核心，一味比拼谁更能哗众取宠。他们无情地怀疑一切，蔑视神灵，推崇利己主义，将良知、集体责任感、共同价值观和尊重传统置于危险的境地。花言巧语让愚昧无知显得睿智博学。在柏拉图看来，美德是普遍而永恒的，只能通过哲学来加以描述和定义。

如今这份问罪单已经失去了权威性：诡辩家不是个协调一致的群体，他们的观点错综复杂且各不相同。“诡辩家”并不是他们为自己挑选的统一称谓，而是因为柏拉图才有了贬义内涵。其中有些人可能对说服他人并非那么感兴趣，他们只是想在谈话中做些尝试，进行一种恶作剧的智力游戏。柏拉图人为地造出这个概念，是刻意要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从这个受人鄙视的骗子集团中拯救出来，尽管事实上苏格拉底本人也具有很多诡辩家的特点，尤其是他对待所有质询所采取的那种怀疑和质问方式。用本书第二十六章所探讨的现代术语来说，柏拉图安排了一场“范式转换”，他把自己反对的人集合到一个无力追求真理的旧范式之中，并将其与新范式进行对比，发展出一门独特的、专业化的哲学学科。用另一个现代术语来说，他把这个问题“构建”于二元选择之间，一方是寻求道德上的真理，另一方是作为一种交易，进行权宜性的说服辩论。伯里克利将培养人才当作所有雅典人的追求和向往，柏拉图将哲学视为一种目的纯粹的专属职业。

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与众不同，应该成为统治者。柏拉图不相信民主，因此他认为哲学家身怀治国之才并非因为他们擅长辩论，能够让人们支持他们的做法，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最高级的知识，明确而具体地领悟善的本质，并以此照看与呵护全体国民。知识多元主义以及思想和行动的复杂互动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政治体系的典型特征，但柏拉图对此毫无热情。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评判何为明智、何为合理。他的这种设想曾一度对可能成为哲学王的人产生吸引力，也一直以来被认定为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

柏拉图坚持真理是最高目标，但明显与此相矛盾的是，他极力拥护一个基本神话，即一个可以让人们“满足于各自角色”的“高贵谎言”。苏格拉底是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我们想要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的高贵而伟大的谎言，如果统治者也相信就更完美了，如果办不到，那么其他国民相信也行。”哲学家和统治者对真理和公民秩序各有承诺，这两个角色之间存在固有冲突，将其合而为一之难，莫此为甚。看起来，柏拉图用一种真理观将二者很好地调和在一起，这种真理观不仅仅是经验上的，更是道德上的，是一种对更高美德的深刻理解。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理解力，由此在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以及下层社会打交道时就得有责任感，因为那些人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有限和虚幻的。所以说，高贵谎言的目的是好的，是苏格拉底为他的理想城邦制定出的宪章神话。相比荷马所说过的话，这些谎言必定能创造和谐与幸福，而荷马的作品中则充斥着杀戮与纷争。高贵的谎言在很大范围内是善意的谎言。就像孩子要哄着才肯吃药，士兵必须打足气才能上战场一样，对大众也必须进行教育，让他们相信社会和谐，确信现行秩序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阶级结构是众神将不同金属注入不同人的灵魂的结果——金给了统治者，银给了统治者的辅佐者，铁和铜分别给了农民和工匠。

柏拉图的主要遗产不在于刻画出一群统治者的特征，而在于他使哲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随后我们会发现，在现代的后启蒙时代，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些知识及其实践与大而有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直接相关，它们一开始充满谜团，到后来却成为一种专业知识主张，并声称要追求更高的“科学”真理。战略必须与冲突相关，永远达不到柏拉图式的理想状态。冲突不仅存在于城邦内部或各城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言语主张与实际作为之间，存在于诚实的美德与欺骗的权术之间。柏拉图的一部分遗产是，他取代传统，将理论和实践知识鲜明地区分开来。而传统做法重视的是，世界观与应对复杂世界经验之间的频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