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源

就在克劳塞维茨讲述战争本质的同时，战略已经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意志行为，其目的是掌控战争中令人畏惧的不确定性。战略既由人性弱点造就，也是世事无常使然。鉴于敌人面临同样的问题，胜利仍有可能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重心来实现。克劳塞维茨认为，只要在一场战役中击败敌人，胜利便指日可待。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几乎被看成理所当然的真理。没有了军队，一个国家也就没有了依靠。它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整个吞并，要么被迫接受胜利者可能强加给它的任何条件。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失败，并以某种方式进行战斗。进入1789年之后的新时期，这种态度在公众和政府层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克劳塞维茨深知政策是联系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纽带：政策为将领提供了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可以动用的资源。关于这些目标，斯特罗恩提到了1815年的一则信条：“对于我来说，政治（或政策）的主要规则是：永远不要让自己孤立无援；不要指望从别人的慷慨中得到什么；在实现目标无望以前，不要放弃它；尊重国家的荣誉。”因此，政策为战略指明了方向，本质上是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表现。克劳塞维茨承认，国内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摩擦因素会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但他没能真正地对这种影响加以探究。让军队总司令成为政府成员很重要，这样他就能对战略做出解释，并协助评估战略与政策的关系。克劳塞维茨不得不承认，强烈而普遍的民族感情确实能让一个国家直面战争压力并决心战斗到底。但他也越来越感觉到，能够靠战争得到的东西似乎极为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开始考虑进行十八世纪那种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虽然一个丧失了军队的国家元气大伤，但是“胜利不只表现为占领战场，还表现为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消灭敌人，而这通常要等到一场胜仗后追击残敌时才能实现”。如果能全歼敌军，那么无论想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都可以得到，而且可以通过威慑扭转敌方民意。然而，就像在博罗季诺战役中那样，全歼敌军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取得成功，也可能只是暂时的。被击败的敌人可能东山再起，他们会怀着复仇之心扭转颓势。既然胜利成果只是暂时的、难以持久，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最合适的时机与敌谈判，以达成对己方最有利的方案。

拿破仑的经历告诫人们，想单纯依靠军事胜利来实现政治目标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想成为欧洲的绝对霸主。对于一个强权人物来说，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追求。直到现在，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家仍然秉持着这种观念。而在实践中，由于胜利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持续不断的战争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法宝，但最终总是以孤单的失败收场。拿破仑在1805年对奥地利和俄国，以及次年对普鲁士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并没能把它们从地图上抹掉。在屈辱地接受了败局之后，它们最终卷土重来，而这次它们已经对法国的战法有了更好的理解。正如拿破仑亲眼看到的那样，无论是游击战，还是由多国军队组成的占据兵力优势的强大联盟，都对一支寻求决战的正规军构成了显著挑战。他总是想通过打仗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于这些目标将如何推动形成一个具有某种稳定性的新欧洲政治秩序，他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靠着别人都能模仿的战法是难以主宰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无疑是个军事天才，但他缺乏政治敏锐性。他总是倾向于让敌人接受惩罚性的和平条款，而且在与别国结盟方面表现糟糕。

如果战争的目标是对己有利的和平，那么军事行动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作为“暴力的一种完全自由、绝对的表现（就像纯粹的战争概念所描述的那样）”，战争会“在政策将它摆上台面的那一刻就强行取代政策的位置”。它会排挤政策，而只服从自身的法则，这“很像一包炸药，只能以预先设定的方式或方向引爆”。从道理上讲，战争是可以为有限目标服务的，手段或目的不一定完全不受限制，但仍有些问题令人困惑。一个国家的目标越雄心勃勃，就越容易诉诸战争，战争也就会变得越暴力，但其结果得不到保证。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的战争未必会以相应的有限手段进行。打仗时心里想的可能是战争的目标，但仗能打成什么样却要由敌人的军队来决定。这又形成了一个反作用，即不管外部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措施，内部都可能产生爆炸性力量。我们现在习惯把这个过程称为“升级”。民众的参与将会增强这种作用。克劳塞维茨注意到，“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关系，很大规模的敌对情绪，以至于最轻微的争吵都能产生完全不相匹配的巨大效力，这是一种真正的爆炸”。

从这种对紧张关系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持久影响力所在。按照他的理解，理性的政策或许会对战争起到支配作用，但它往往要和“暴力、仇恨和敌对”等盲目的自然力量以及概率和机会争夺主导地位。他把政策、机会和仇恨与政府、军队和人民分别联系在一起，尽管这样的联系可能有局限性和单一性。每个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它与敌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都受到其自身“三位一体”因素的影响。“当激情战胜政策，当敌意赶走理性，战争本身的特性就会控制和取代‘三位一体’特性。”这一更广阔的政治范畴突出了上述基本论点。克劳塞维茨承认，军事任务应该由政治家来设定。一旦任务完成，军方就会要求政治家利用军事胜利去获取最大利益。这时候，按照正常推断，政治胜利将紧随军事胜利而出现。如果此推断有误，那么就说明战略对军事事务的关注还不够。就是说，两支敌对军队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

“胜利”（victory）一词的古罗马词源把它牢牢定位在军事范畴之内。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深知，战争的目标来自军事范畴之外。但是，他们本能地认为，只要“将敌人赶出战场”，便可以向其提出政治条件。目的和手段之间虽然保持着某种均衡，但问题是，军事胜利可以预见，而政治胜利却未必如此。战败国人民可能掀起抵抗和反叛运动，它们会很快让战场上的表面胜利化为乌有。如果无法肯定战争会带来更丰硕的政治成果，军队就可能仅仅着眼于有限目标，而置大局于不顾。此外，就像拿破仑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简单地将一种军事战略思想重复用在一场场战役中，是不可能维持高质量战果的。对手们会熟悉你的套路，想出对抗方法。据此，布莱恩·邦德（Brian Bond）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战略是一种人人都能学到其原理的科学，该怎样防止所有交战国都来学习它呢？要真是这样，各方肯定会陷入拉锯战或消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