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和科贝特

当大陆列强痴迷于这些关于地面进攻和决定性胜利的辩论时，英国正依靠它的海上力量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当时只有少数人关注海军战略，而且涉及的主要都是英国的活动，英国一直在用它的海上力量维持自己的洲际贸易和庞大帝国。在英国，主流观念就是控制海洋，这可以从修昔底德的思想中找到源头。控制海洋在本质上意味着你可以把人员和物资畅通无阻地运往任何地方，同时还能防止敌人做同样的事情。十九世纪的英国独享着制海权。它凭借海军力量成功地攫取最大利益，创造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它派出战舰向弱国炫耀武力，实施威慑，提供保障，或为自己赢得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或对一个新兴势力给予惩戒，始终保护和巩固着大英帝国的交通线。

当时在海上，还不需要像在地面战争中那样，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打败某个势均力敌的强国，因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从未碰到过这样的对手。法国曾经想发起挑战，但英国海军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超强实力。从那以后，海上军事冲突频繁不断，但英国海军的优势从未遭遇挑战。为了维系这种圆满的状态，英国人认定，他们的海军规模必须永远保持在两倍于其他国家的水平。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方兴未艾的蒸汽革命和异军突起的德国工业实力，英国定下的这一标准才开始受到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虽仍是海上霸主，但已经相当费劲。

就在十九世纪晚期，海上强国迎来了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家。1886年，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度过了一段闷闷不乐、平淡无奇的海军生涯后，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新成立的美国海军学院的负责人。在那里，他编写了一系列有关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的教学讲义，并将其集结成自己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第一部涵盖了法国大革命的内容，第二部则涉及了1812年战争。自1896年从海军退役到1914年去世的这一段时间，他撰写了大量著作，论述既繁且丰。他对于战略原则着墨不多，更注重探讨海权和经济权力的关系，特别是英国如何能够“不靠在陆地上进行大战，而靠控制海洋并且通过海洋控制欧洲以外的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总是劝说自己的国家以英国为榜样，这不是为了挑战英国，而是要为英国提供额外支持，以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共同维护海上的贸易自由。

他的著作在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他那有关在争取海权方面法国失败而英国成功的中心论点，可谓说到了英国人的心坎里。那些胸怀大志的强国普遍认为英国经验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以海洋为生的国家必须拥有一支由大型战船组成的庞大海军。虽然人们认为马汉有关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看法值得认真考虑，但他对海军力量的实际运用远未形成明确的观点。他坚称，陆上战争和海上战争的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为了证明这些原则，他转向研究约米尼的著作，尽管他自称从后者身上“只学到很少、非常之少的几条陆战原理，通过类比可应用于海战”。约米尼能在美国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马汉的父亲丹尼斯起了很大作用。在此人的推动下，约米尼的决定性会战理论受到广泛重视。必须将敌人的有组织力量作为“主要目标”，这是“约米尼的格言”，它“像一把双刃剑直插很多虚伪命题的关节和骨髓”，要求我们将兵力集中起来（任何战略都会提到的基本要素）为会战做准备。只要遵循这些原则，海军军官们在战略上就能像他们的陆军同行一样成熟。不幸的是，“海上战争艺术的发展一直缓慢不前，如今已经落后于陆上，”马汉评论说，“在物质和机械的发展竞赛中，作为一个专业阶层的海军军官们竟允许他们的注意力过度偏离对战争指导原则的系统性研究，而这本该是他们特别和主要关心的事情。”但是，毕竟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当他试着要将自己有关海军战略的所有思想集结成册时，他承认这是他写过的最糟糕的一本书。

虽然马汉是海权的热心鼓吹者，并因此在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圈子里拥有无数信徒，但他的理论贡献在持久性方面却很有限。和其他相信历史提供了永恒原则的人一样，他无法将蒸汽动力所代表的新技术给海军力量带来的巨大变化融入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中。和其他竭力宣扬某一种军事力量优点的人一样，他担心海军会被当作另一种军事力量的附属品，因此反对用海军保卫岸上的据点，以防止其沦为陆军的一个分支。他强调，海军的作用就是对抗其他海军，以取得制海权。和其他痴迷于决定性战役的人一样，马汉对有限冲突毫无兴趣，并且对攻击敌人商船以破坏其贸易的做法不屑一顾，坚信只有打一场决定性海战并取得胜利，才能将敌人的商业命脉捏在手里。

德国海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有着和马汉非常相近的想法。当时正处于德国统一不久的十九世纪晚期，他的职责便是将二流水平的德国海军改造成为一支足以对英国海军优势构成严峻挑战的力量。他规划的蓝图野心勃勃，但缺乏想象力。这份蓝图和马汉的构想类似，不同的是，马汉的灵感来自约米尼，提尔皮茨的灵感则来自克劳塞维茨。他准备发动的未来海上战争看起来很像地面战争，即靠“舰队和舰队的硬碰硬”取得制海权。这种模式显然脱胎于陆地战，他甚至写过“陆军在水上的会战”这样的词句。他认为，海军的“天然使命”就是发起“战略进攻”，从一场“安排好的大会战”中追求胜利。只要“敌人的舰队还在并准备战斗”，就不可能采取诸如对岸炮击和封锁等其他行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想强迫一个不想打仗的敌人参加一场海军会战，这显然很难办到。

正当马汉和提尔皮茨着眼于可能的海战目标和手段，寻求利用极其相似的观点推动各自国家成为新兴海军强国时，英国却没有一个出名的海军战略家。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皇家海军“从没有为海军理论建设做出过什么重要贡献”。它的“思考和研究”全都用在了日常事务上。“我们拥有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也具备勇敢和忘我的精神，可一旦爆发冲突，我们能够驾驭战舰的人却多过能够驾驭战争的人。”有关海权论的标准著作是由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所写的，而英国在这方面的最佳著作则出自一个平民百姓之手。这个存有疑问的平民百姓就是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他以从容的分析与平和的文字，针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撰写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批判文章，肯定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质疑人们对集中兵力进行陆上决战的片面强调，并认为以同样的方法来思考海上战争远远不够。作为一个有着法律专业背景的业余小说家，科贝特缺乏海军实践经验。正因如此，外界常常对他抱有成见，连带遭到非议的还有他对决定性会战和海军攻势论的怀疑态度，以及他意欲挑战英国海军历史上种种伟大神话（例如和1805年特拉法尔加战役有关的历史记载）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还是应邀担任了参谋学院的讲师，成为英国海军教学领域的中心角色。他还是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参与政策制定，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间断。之后，他又受命对官方的所有海战历史记录进行审查指导。作为改革派的一员，他始终致力于实现皇家海军观念和文化的现代化，这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海事界保守势力的攻击目标。尽管他在战争中建言献策，其众多理论的影响力仍饱受质疑。在一战期间，有位高层人物曾称赞科贝特写了“关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最好英语著作之一”，从中可以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发现一些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是，没人有时间读他的书。“历史显然是为教员和坐在扶手椅里的战略家们写的。政治家和战士往往在黑暗中择路而行。”

科贝特总是尽量把那些他怀疑的观点写进书中，这种毫无必要的做法有时会让他的著作费解难懂。马汉在某些方面像个善辩者，他的书更合读者口味；相反，科贝特身为平民，处境艰难，写的书也因此无法让人信服。在马汉从约米尼身上取经时，科贝特则从克劳塞维茨入手，只是在认识上要比提尔皮茨高明得多。和德尔布吕克一样，科贝特也注意到《战争论》中涉及的某些方面：除了绝对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英国海军战略的明智之处，就在于通过一系列有限战争来实现一系列有限目标，这让它依靠有限的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战略成功地结合了“海军和陆军的行动”，从而赋予“登陆分遣队超出其固有力量的重要性和机动性”。不妨拿海上有限战争和欧洲大陆上的绝对战争两者的潜在作用做个对比。欧陆之上，各民族国家紧凑地挤在一起，彼此接壤，枕戈待旦。如果爆发战争，民众情绪极易高涨，而且在战局不利时，很可能会动员额外资源支援前线。离边界越远，政治风险就越小，但后勤保障任务也更艰巨。这种情况下，交战方更有可能限制自己的行动，克制自己的诉求。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但它本身并不是目标。如果能以其他手段实现目标，那当然更好。

战略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赢得战争，而是如何向敌国的社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说明封锁海岸和袭击商船（“劫掠战”）同搜寻敌人舰队同样重要。主战略或大战略事关战争的目标，需要同时考虑国际关系和经济因素，相对而言，指导实际作战的战略应居于从属地位。除非海上封锁最终奏效，否则由海军单独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不应把陆军和海军分开考虑。“由于人类生活在陆地而不是海洋上，除了最罕见的例子之外，交战国之间重大问题的处理往往取决于两种可能，一个是你的陆军能对敌国的领土和国民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另一个是你的舰队能为你的陆军采取此种行动做些什么。”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属于海洋战略的研究范畴，而海军舰队的特殊使命在其中日益凸显。这就成了纯粹海军战略的事情。

陆上胜利的关键是控制领土，在海上则是控制交通线。这是因为海洋无法被占有，攻击和防御行动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失去制海权，即航道受阻，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方拥有了制海权。“制海权问题总是处于争论之中，它几乎是海军战略最为关注的事情。”科贝特知道一支海军为什么渴望出海寻歼敌舰以夺取制海权，就像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会战那样，但他同时也知道这为什么不可能实现。他指出，特拉法尔加海战“被誉为世界经典决战之一，然而从表面上看，所有伟大胜利只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虽然英国最终获得了海洋霸权，但拿破仑仍旧控制着欧洲大陆”。

那时候，进攻战略受到大肆吹捧，以致“成为一种迷信”，而防御战略则被贬得一无是处。但是在海上，防御的作用其实更强，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战争。一支自知势弱的舰队会想方设法躲避强大的对手。与马汉不同，科贝特认识到了分散用兵的巨大好处，比如，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开一支较强的舰队，同时诱使一支对占有局部优势抱有幻想的较弱舰队进入险地，从而实现己方舰船的最佳组合。就此而言，“理想的集中”是“一种隐藏真实力量的示弱”。同理，最糟糕的集中会让其他兵力脆弱无用，从而限制可控海区范围。“你越是集中兵力想要获得理想的结果，你的贸易就越容易受到袭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科贝特观点的支持远大于对马汉观点的支持。1915年的日德兰大海战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而且在科贝特看来毫无必要，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当时仍可继续实施封锁，坚持到最后就能削弱德国。同时，针对英国商船的潜艇战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在采取护航措施后，英国才得以勉强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