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间接路线

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巴兹尔·亨利·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的思想也是由其本人的一战经历塑造而成的。（他曾经在索姆河会战中遭到毒气攻击并负伤。）他坚定地认为，未来战争应避免这种愚蠢的杀戮行为。富勒见解独到，是个强势的思想家，但他的理论有点艰涩难懂。相比之下，他的朋友李德·哈特的风格要清晰明快得多。二战前，李德·哈特在职业上乏善可陈，但在战后声名鹊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为新一代文人战略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提供了极为慷慨的支持。正是因为李德·哈特的付出，这些人才能够在比较安全的大学校园里潜心做学问，而不必像前者那样四处兼职谋生存。除此之外，二战中热核武器给全面战争的概念带来了全新的意义，李德·哈特关于有限战争的理论因此备受关注。李德·哈特不懈地宣扬自己的理论，甚至认为二战是英国将领因为忽视了他的装甲战争理论而酿成的悲剧，而德国将领却把这套理论变成了闪电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德·哈特去世后，他的史学受到质疑，那种自抬身价的做法也遭到非难和指责，但“间接路线”的核心思想却一直在商界和军界不乏追随者。

最初，李德·哈特完全是在模仿他人的作品。在宣布自己的观点与富勒的思想并驾齐驱之前，他曾称《战争改革》是一部“世纪之作”。1920年他在《军事季刊》（The Army Quarterly）上读到T.E.劳伦斯的早期作品，并且似乎还（虽然很难考证）吸纳了朱利安·科贝特的思想。李德·哈特虽然大量借用了他人的成果，却从来没有因此而遭受当事人的质疑。劳伦斯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作品记录，因此他后来只是发现自己竟然和好友李德·哈特有许多相似的观点。科贝特早在1922年就去世了。而富勒根本就不在乎有人剽窃自己的作品，尽管他的妻子对此耿耿于怀。李德·哈特模仿富勒，将敌人的通信和指挥中心比作人的大脑，并提出要针对这些目标发起攻击。他呼吁把“间接路线”当作“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他们赞成宁施巧计而不用暴力的方式。与富勒有所不同的是，李德·哈特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间接路线和更为直接的战争路线之间的比较。后者被他称为克劳塞维茨留下的可怕遗产。

李德·哈特批评克劳塞维茨（或者至少他的追随者们）所固守的决战至上理念，后者认为战斗的唯一宗旨就是通过正面进攻打垮敌方部队。李德·哈特反感一战西线战场上徒劳的大规模攻势和令人发指的流血场面，认为那全是克劳塞维茨这个“邪恶的军事思想天才”惹的祸。他在作品中讽刺克劳塞维茨，将他刻画成一个充满杀戮欲望的人，称他只会用绝对论者的方式看待战争，但凡有机会就想打仗，不懂得运用战略，只会寻求数量优势打胜仗。他在早期作品《拿破仑的幽灵》（The Ghost of Napoleon）中猛烈抨击克劳塞维茨。他反对呆板乏味、不讲究战略的作战方式，称克劳塞维茨的“信条抹杀了战略的荣耀”。

但最终，李德·哈特承认自己在战争观念上和克劳塞维茨的分歧并不大——二者都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并且深受心理和强力因素的影响。他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传播密度及其哲学复杂性。这证明了克劳塞维茨的作品很可能被不失时机地用来煽动早期战斗，而非在有利时刻发挥作用。李德·哈特在后来为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的《孙子兵法》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追随者们只是摘录了一些简单的口号，并将它们草草付诸实践。他写道，孙子的“现实主义和温和态度”与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逻辑观念与‘绝对’”是完全对立的，而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后来又“超越常识范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和全面战争实践”。有意思的是，李德·哈特记录了1927年自己和中国打交道，继而首次接触到孙子的经历。“我读了《孙子兵法》之后发现，书中许多内容都和我的思路相吻合，尤其是孙子经常强调出其不意，追求间接路线。它使我认识到，基本的军事观念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战术的特性亦复如此。”而根据一名传记作者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德·哈特酝酿间接路线理论时并没有受到孙子的直接影响，实际上直到四十年代他才真正阅读了《孙子兵法》。这就使李德·哈特在书中刻意提到的1927年这段经历显得不可思议。在此后的两年中，他潜心钻研“间接路线”，其内容和《孙子兵法》在许多方面明显相似。之后，李德·哈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 of History），其中第一次提出了间接路线的核心观点，当然他没有提到孙子。这本书此后不断修正再版，但在最后一版《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中，李德·哈特在卷首大量引用了孙子语录。翟林奈（Lionel Giles）翻译的《孙子兵法》是当时最流行的版本，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所有战斗中，直接攻击也许是用来牵制敌人的，但为了确保获胜，间接方式也很有必要。”而之后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译本中，则把正面直接与阴险诡诈、正常与特殊、正统与非正统分别做了一番比较。

李德·哈特理所应当地追随孙子设定了一种理想的战略模式，他没有顾及的是，孙子实际上很注重战略的实际应用。李德·哈特认为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定义过于狭隘，太注重作战，似乎把它当成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唯一途径。因此，他把战略定义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策目的的艺术”。政策目的从大战略传承而来，并非军队的责任。在大战略中，所有的政策工具都被拿来做比较，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看到战后的和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军事手段的运用与实战、直接行动的部署以及驾驭指挥结合在一起”时，就需要战术发挥作用了。

李德·哈特在一个全面战争的时代寻求有限战争，这种探索在核武器问世以后显得尤为急迫。他主张以有限的目标确保有限的手段，然而这种想在两者之间妄求平衡的冲动包含了一个重大谬误：军事手段可能更多受制于政治风险，而不是敌军的实力。大规模战争可能因一点无足轻重的利益而起。对此，李德·哈特的看法是，如果潜在成本与可能的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那么整个计划的价值就应受到质疑。战略的艺术不仅在于找到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还在于确定其目标是现实的、有价值的。他的方法是设立一个理想的定义，据此来评判实际表现。因此，战争的目标是“凭借尽可能小的人力和经济损失制服敌人，抑制其抵抗意志”。虽然这些基本原则也适用于被迫参战的情况，但避免损失意味着避免卷入大规模战役。这些观点显然和孙子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完美的战略，即是那种不必经过激烈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直接路线指的是与早有防备的敌人展开明明白白的对抗，而间接路线则意在“削弱敌人的抵抗”。后者对敌人的致命打击着眼于心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这就需要推算出影响对手意志的诸多因素。因此，军事行动也许是抓获敌人的主要手段，而奇谋则是从心理上影响敌人的关键。“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战斗中被轻易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富勒和李德·哈特经常被外界看作学术界的孪生兄弟，但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毫无疑问，富勒也寻求从心理上扰乱敌人，但他并不反对为实现预定目标而采取直接路线。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武器的威力”会决定应该采用哪种路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李德·哈特是教条的，而富勒则比较务实。前者一心避免打仗，而后者认为，打仗也不失为一种获胜的方式。

从物质层面上看，想要避免战争就得通过出其不意地“变换前沿阵地”来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一点可以通过分割敌军兵力、威胁和破坏其后勤补给、威胁斩断敌人退路等手段来实现，也可以综合若干上述手段同时使用。从心理层面上看，要想扰乱敌人的意志，就得令其指挥官察觉到上述物质手段，制造出一种让其感觉“自己已经落入陷阱”的效果。对敌人发动直接进攻不会导致其心理失衡，充其量也就是给敌人施加压力而已。即便直接行动取得成功，敌人开始撤退，那也是在靠近“预备队、补给基地和增援部队”。因此，间接行动的目的是找到“抵抗力最弱的路线”，转换到心理层面来说就是“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线”。同样重要的是，战争计划得具备多个选项。有了替代方案就能让敌人始终捉摸不透，将其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即便敌人对你选择的作战方案有所防备，你也可以随时做出灵活调整。“计划就像果树一样，要想结出果实，就必须有枝丫。计划如果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像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李德·哈特自称，其理论是在仔细研究了整个军事历史之后发展起来的。但遗憾的是，他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直觉与折中主义的基础上，并非他所相信的那样是“科学的”。在他笔下，军事胜利总是含有微妙、惊喜或者创新的成分，间接路线是“深谋远虑的、善于机变的、具有心理影响力的，有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正如布莱恩·邦德注意到的，李德·哈特几乎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根据他的定义，“决定性胜利”是借助“间接路线”实现的。至于孙子，李德·哈特的兴趣点在于他推崇智慧而非暴力。不过，和孙子一样，李德·哈特也提到了几个问题：在战争双方都采取间接路线的情况下事情该如何解决，如实际协调问题、机会和摩擦的影响等。虽然李德·哈特后来成为著名的战略倡导者，但他推崇的战役往往是持续的消耗战，目的是把敌人拖疲拖垮。

理想的间接战略是制造出这样一种情形：敌人还未参战就被迫认识到，战败已经不可避免。这种战略所依赖的是，通过聪明的军力调动来营造出一种敌我关系，这种关系一旦明朗，会促使敌人产生更加强烈的和解意愿。这种逻辑便是威慑。如果预知了可能的战斗结果，那么最明智的忠告是放弃原先的挑衅计划，或者走另一个极端，干脆采取出其不意的、先发制人的手段。然而，李德·哈特所论述的情况缺乏这样的清晰界限，无论采用间接路线还是直接路线，都无法预测或掌控战况。如果不开战，地面战争的角色必然受限，海空力量取而代之成为主力。海上封锁或者空中轰炸可以削弱敌方士气，破坏武装部队的后勤系统，甚至损伤维系敌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因此，毫无疑问，李德·哈特一生推崇的是两种类型的战争，尽管他对海上封锁和空袭的态度几度起起落落。其中的难点是，只要敌人的领土没有被彻底占领，他们就能够一直抵抗下去。

虽然李德·哈特曾经警告，普通人遭受空袭后会“产生掠夺的疯狂冲动”，他还半真半假地钻研过大众心理学，但他的空中战略主张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后来提到在陆地上采用间接路线时，他的分析——遵循了富勒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机械化打击方面。在此他又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组织严密的防守可能比发动进攻更有效。他希望以此降低潜在侵略者的进攻意愿，及其打破力量平衡的能力。虽然李德·哈特对间接路线满怀热情，但它经常在付诸实践时遇到各种实实在在的制约，特别是当对手在原始力量和战术智慧方面具有相当实力的时候（更不用说敌人的实力占据优势了）。间接路线代表了一种战略理念，却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与军队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要想坚决对敌方施以持续的压力，就得依靠高效的陆海空军事优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与敌军进行直接的、果断的交锋。因此李德·哈特最终总结道，战争的作用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