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起源

一 起源1：演变

人类的祖先是一身毛发、长尾巴的四脚动物，可能还有在树上栖息的习性。

——查尔斯·达尔文

在本章中，我认为人类战略的基本特征中存在着若干跨越时空的共性，包括欺骗和结盟的方式，以及暴力的推动作用。这些特征是那么原始质朴，以至于可以从黑猩猩身上寻到蛛丝马迹。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识，它们对同类的了解甚至达到了足以蒙骗它们的程度，它们在有所得或遭拒绝的时候，还会分别做出感激或报复的举动。它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会仔细思考面临的难题，甚至还懂得未雨绸缪。

人们原先认为，黑猩猩的社会关系很有限。但是，相继对野生和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进行多年观察后，这种看法受到了质疑。显然，住在同一个地方的黑猩猩个体之间经常聚在一起，并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它们不但一起劳动，还相互打架。战略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黑猩猩的行为和权位、利益有关。它们用梳理毛发、发生性行为、提供食物等手段拉拢潜在支持者，拉帮结伙建立同盟。它们也懂得控制冲突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合作共处。激烈争吵之后，它们会相互亲一亲，修补关系。它们还会刻意展示自己的弱点，目的是获得对方的信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观察一群生活在荷兰阿纳姆（Arnhem）动物园的黑猩猩，并做了大量内容丰富的笔记，由此揭开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好戏”。他在1982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中，就黑猩猩社会的复杂性得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他认为，黑猩猩的结盟方式和权力斗争表明，它们的行为举止称得上是“政治性的”。

对黑猩猩来说，天生的蛮力作用有限。掌权的雄性黑猩猩主张权力时全身毛发倒竖，看起来比实际模样更大、更狰狞。它扑向成群的属下，对方立刻四散奔逃。接着，其他黑猩猩便会谦卑顺从地问候它，或者极为精心地为它梳理毛发，让它享受应得的尊崇。然而德瓦尔发现，每当黑猩猩的等级体系发生变化时，攫取权力者并不一定是最强壮的。当其他黑猩猩“选边站队”或“另投他主”时，社交策略就会更重要。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条不紊地展开的。

德瓦尔跟踪记录的第一起“政变”发生在一只名叫耶罗恩（Yeroen）的雄性掌权黑猩猩身上。起初，耶罗恩受到绝大多数雌猩猩的拥戴。但是，另一只雄性黑猩猩鲁伊特（Luit）向它的权威发起了明目张胆的挑战。耶罗恩面对挑衅不知如何应对。鲁伊特还当着耶罗恩的面和一只雌猩猩发生性关系，公然侮辱其权威。接着，鲁伊特找来雄猩猩尼基（Nikkie）结成同盟，让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两只黑猩猩动用了各种战术，它们不仅展现力量和决心，还想方设法通过梳理毛发、陪小猩猩玩耍等手段鼓动雌猩猩叛变。过去，别的黑猩猩生怕耶罗恩发脾气而不敢有什么背叛的举动，但后来随着耶罗恩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它的怒气就渐渐失去了威力。最终，耶罗恩认输，但斗争还在继续。现在鲁伊特成了掌权者，耶罗恩准备和尼基一道发起反攻，即便不能重掌大权，也要夺回往日的一部分特权。

整个“政变”过程中，实实在在的战斗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黑猩猩们很少撕咬，那是所有攻击行为中最危险的举动。德瓦尔认为，与其说战斗改变了黑猩猩们的社会关系，倒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化。猩猩们似乎知道要控制暴力，因为它们今后可能还要团结一致对付外敌。它们好像也懂得调停与和解。一旦达到目的，它们的行为方式就会跟着改变，比如输赢双方都不再会咄咄逼人地发起挑衅。

德瓦尔认为，黑猩猩们这一战略性行为的核心要素在于，它们能否在个体之间相互交流，能否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比如别的黑猩猩如何结成同盟关系，以及如何瓦解这些联盟等。在做出决定之前，黑猩猩们要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潜在后果，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划一条通向目标的路径。果然，黑猩猩们展现出了上述所有特性，德瓦尔因此得出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以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基础，用各种证据表明，灵长类动物具有表达容忍、自我牺牲、约束克制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们有心灵沟通、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要做到心灵沟通，至少要对他人有一定的情绪敏感度，最高的境界是具备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德瓦尔认为，这是“社会交往、协调活动以及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等行为规则的核心”。

战略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是欺骗，即为了改变他人的行为而故意发出不真实的信号。有些猩猩会趁强势的雄性猩猩不注意的时候骗取同类的食物，或者开小差偷偷追求雌性猩猩。同样，做出这些行为也需要和其他猩猩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要想误导别人，就得先明确理解他们的正常行为。

不管是黑猩猩还是人类，所谓的“战略智慧”是从严酷物质条件下的生存需求出发，通过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发展而成的。试想人类的大脑，它的重量只占成人体重的2%，却消耗人体20%的能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器官。既然它的运行成本如此高昂，就必然有极其重要的用处。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纳迪亚·科普（Nadia Corp）研究了灵长类动物主要分支中的18个物种，将它们的新大脑皮质的尺寸和实施欺骗行为的数量进行比照。他们认为，大脑尺寸和社交智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后者包括合作共事、应对冲突以及施展诡计的能力。按照进化论原则，当遇到更强壮、更弱智的其他物种发起挑衅时，这些技能无疑极具价值。如果新大脑皮质的尺寸限制了某个动物的精神世界，那么与其相关的其他动物也会受到牵连，这也决定了当它遭遇冲突时能够找到多少同伙。因此，脑部尺寸越大，该物种运作大规模社会网络的能力就越强。伯恩提倡“马基雅维利智慧”这个概念，使战略和进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为十六世纪时的意大利人找寻到的这一基本生存技巧，竟然与大多数原始社会群体的生存需求如此相似。

这个概念的发展部分结合了对大脑生理发育的研究，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密切观察，并考虑到了生态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祖先遭遇了种种智识上的挑战：他们要仔细琢磨如何才能高居树上而不掉下来；如何造个安全的住所并在那里睡上一觉；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操作才能得到并吃到那些外表长刺或外壳坚硬却营养丰富的稀有食物。体力劳动涉及一连串动作，需要事先计划。无论促进人类大脑进化发育的是何种生态需求和物理需要，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关键性驱动因素演变成了维护具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要想在群体中发挥有效作用，就需要了解其他成员的个性，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他们喜欢谁、忠于谁，以及所有这些情况在特殊条件下可能意味着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