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结论：论争，困境，矛盾

本章的目的在于考察过去80余年间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主要发展情况。我们已梳理了性别表达分析的变化、受众研究以及关于媒体的女性主义文化政治。从总体上看，本章重点主要放在争议和争论的领域。在这最后部分，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章节摘要，而想突出女性主义传媒研究进一步的困境。

在我看来，与早期稳定自信的批评标准相比，今天的女性主义传媒学者更多踌躇而少确定。纵观该领域，没有一个单独的批评行动，只有借助了许多不同的视野角度多样性。没有关于如何阐释当代传媒文化的共识，甚至像《甜心俏佳人》《欲望都市》《绝望主妇》等这样单独的节目也会被以许多竞争性的甚至根本相反的方式加以解读（见第七章的讨论）。不仅如此，关于女性主义传媒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批评词汇也没有共识，即使像“客体化”这样经过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提法的使用也受到质疑。与被客体化相矛盾的是，当许多女性正在被呈现为活跃的欲望化的性主体时，这个术语还有什么价值？

非欧拉·阿特伍德（2004）认为，女性名流们纷纷展现身体作为奇观对象，以此表现成功、自信和坚定的女性性征力量，在这种文化里，性展示已发展出更多积极的隐含意义。在这种语境下，鸦片香水广告会被解读成性自治和性欲望的象征，而非消极和客体化的象征。阿特伍德评论说，模特苏菲·达尔的尺寸（在女权运动时期，英国的16码，显然比其他多数模特都大）也使这个形象被以积极赋权的方式解读成强健的、曲线优美的和性感的：“苏菲·达尔的身体……得以被解读成自由、有意思、自我、愉悦、骄傲，其不仅在传统中崇尚色情，并且对于更广大的读者而言，这种性感形象已成为当时的潮流”（阿特伍德，2004:14）。

从更广义上来讲，与日俱增的媒体内容性化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阿特伍德，2004）。对某些人而言，这代表了从令人窒息的压抑中解放，是包含当今多样化性征和性行为欲望的民主化（麦克比尔，2002）。相反，其他人却指出了这种现象的负面性别影响，认为女性身体重新遭到性化和商品化，其在女性主义批评觉醒了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却变得中立化（至少是更加明显的客体化），指出这种行为具有排他性——只有某些（年轻的、健康的、漂亮的）身体才得到性化（吉尔，2003）。一些评论者们关注色情主流化和“体面化”（如默斯钦，2003；麦克罗比，2004d），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不论一个女人其他的成就如何（如获得布克奖，是严肃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任何居于名流地位的妇女都会被要求在某男性杂志上摆出袒胸露乳的造型（瓦伊纳，1999）。这在过去常常如此，想要进入“秀商业”的女性有时会做裸模以促进其事业发展，而在当今则是对现代女性履历的要求大多数都包含至少一次当过《花花公子》或《男人帮》杂志封面或插页的摄影女郎。

这是西方社会关于性问题逐渐成熟的标志，还是针对女性主义的反挫之一？应该如何理解女性身体的性化？我们要怎样了解逐渐增多的男性性化表现？

同样地，反讽已成为传媒批评辞典中的关键词，也是其中最具争议的词。对某些人而言，反讽提供了一个空间，一个“移动的空间”“呼吸的空间”，一个开放的嬉闹的空间（麦克罗比，1999）。大卫·冈特里特（2002）讨论反讽在小伙儿杂志中的运用时认为，反讽在生活方式信息与读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保护层”，避免使男人感到受到保护或不满足。他提出，像《男人帮》（浸透在反讽话语之中）这样的杂志充分意识到女人跟男人一样好——也许还要好——“明知道贬低女人……是荒谬的，其基础是认识到性别歧视是愚蠢的（因此是滑稽的，以一种愚蠢的方式进行），男人常常同女人一样垃圾”（2002:168）。

对同一杂志完全不同的解读来自尼克·斯迪芬森、皮特·杰克森和凯特·布鲁克斯。比较而言，对他们来说，反讽使人们可以“以一种伪装的方式表达令人不快的真相，同时又宣称这并非他们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斯迪芬森，杰克森和布鲁克斯，2000）。或者，如埃米尔达·维利汉所说，反讽是“这样一种途径，其中，复杂的传媒机器能够预见到它所采用的与内容和形象相匹配的对象，并将其放在讽刺性引号里，使人想起怀旧的场景，预先阻止批评或使批评者无语，因为以冒犯为理由攻击对象，是已经被站在形象制造者立场上的‘已知’姿态所预料到了的”。

不仅仅只有这些视角与众不同，实质上其所包含的批评标准也与众不同。对冈特里特而言，某些性别与传媒学者只是“没有理解这种玩笑”，也没有足够老谋深算地看穿这种反讽。在维利汉看来，这种定位与反讽在媒体文本中的变化得以同步确立：它抵制批评，并随时变化以让任何想批评它的人闭嘴——因为他们已经预先被定位成缺乏幽默感的和诡辩性的。

然而，也许更甚于他者，正是媒体之于女性主义的关系是最有争议的。造就今日媒体之不同于20世纪60至80年代早期的电视、杂志、广播和出版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主义现在已成为文化领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话语就是传媒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只是外在的或独立的传媒批评之声。从争取婚后工作到同工同酬，从生殖健康权到警觉婚内强奸的提法，许多曾经需要积极争取的观念现在已被毫无争议地接受，这正是女性主义成功的标准之一。今天，由女性主义激发的理念从我们的电台、电视荧屏和印刷媒体迸发出来（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反女性主义的观念）。的确，可以公正地讲，多数西方女性主义现在都发生在媒体上，对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女性主义经验完全是经媒体而来的。

比如，回到前面讨论过的鸦片香水广告，所有与之有关的讨论都发生在媒体上——广告以及公众的反应（ASA收到900条抱怨信息）都是报纸文章、TV脱口秀和电台热线电话等进行的话题过程，毫无价值。杰尼夫·维基（1998）认为，在美国，妇女“活动”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她所谓的“名流女性主义”的上升。一些亲媒体的女性主义明星，如纳奥米·伍尔夫或卡米尔·帕格丽娅利用美国网络电视台讨论女性主义问题，以提升其近作的影响力。

女性主义的这些变化作为传媒话语本身的一部分，引发了关于整合、复原、反挫的许多不同的阐释和争议。媒体已被女性主义（在重大的方面）变得女性主义了吗？抑或是媒体整合或复原了女性主义思想，掏空了她们那些激进的力量而贩卖给她们消过毒的产品或消费生活方式？这是反挫还是性别歧视的复兴？或者传媒现在是否已是后现代主义的？这都是当下性别与传媒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在本书中有许多方面都致力于探讨性别与传媒之间的变化和当下关系。正是这些争论、困境和矛盾使得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如此困难重重又充满挑战，然而又如此有趣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