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当代“英国性”书写与建构模式

王一平

摘要：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英国与其他欧洲民族国家一样，不得不面对一种“自性危机”。在此背景下，当代英国小说名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对“英国性”的书写与建构，显现出了独特的重要性——巴恩斯小说所集中表现的当代英国中产阶级白人市民群体，正是全球化之下“英国性”应激反应的主体与决定力量。巴恩斯小说大量展示了这一主体族裔、阶层的生活世界，完成了对其作为社会中坚的确认。小说通过人物的“认知绘图”，将标志性的空间场域及身处其间的人群置换为国族形象与特性，并将人物置于当代国族历史的关键节点之上，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渲染“英国性”。此外，巴恩斯通过对“英国性”与国族“他者”之间关系的设置，在二元张力之中对“英国性”加以建构。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 英国性 中产阶级 自性危机 认知绘图他者

英国小说名家、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乃是当代英国文坛重要的主流小说家，其获奖众多，备受瞩目，与麦克尤恩、石黑一雄、拉什迪等同列为当代英国小说大家，代表着英语文学创作的高水平。巴恩斯的数部代表作如《福楼拜的鹦鹉》《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等，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大陆激进文化思潮在英国小说界的鲜活回应。然而在欧洲大陆，巴恩斯却仍然被视为典型的英国小说家，而这并非仅因为其出身、国籍而形成的自然认识——事实上，以当代英国社会主流的风尚观之，巴恩斯正是英国主体族群、主流文化的“局内人”、代言者，其小说虽然对所谓的“英国性”多有自省，但他对国族特性的反思意识，乃是当代英国主体族群、中产阶级智识阶层的共同思考路径，是经过了启蒙理性洗礼的现代英国人的基本思维范式。巴恩斯小说在书写、建构“英国性”（Englishness）方面独具特色，虽然尚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本身却有着丰富的意蕴，显现出了对国族的联结想象与归属、介入、建构意识。

一、巴恩斯小说之“英国性”主体：当代英国社会主流

在当代全球化的高速流通运动中，学界所关注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状况，即人类社会“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的情状，似乎尤为急遽地发生着深化，如哈维（David Harvey）所言，“时空压缩”是“挑战性的、令人兴奋的、紧张的，有时是使人深深忧虑的”。与全球化推进相伴的是，原本最为核心的当代社会、政治认同单位——民族国家受到动摇，其结构、资质和权利均受到弱化，甚至“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失去其传统内核，成为‘全球责任’的干预对象”。在现代性深化与全球化扩张之下，理性、祛魅、自由、个人主义观念等与高度发达的“无国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经济活动相结合，民族国家遭遇了超国家层面的国际组织及次国家层面的新型地方主义的有力竞争。作为被普遍承认的传统身份认证形式，民族国家开始出现了一种“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尤其如当代西欧社会出现的人们对超国家集团（如欧盟）、次国家地区（如伦敦、纽约）等的高度认同，都引发了民族国家对自身的独特性、合法性的被挑战感。而在这种危机与焦虑之中，文学作品作为对国族的经验、意识与现实的（再）分类、表述、阐释，乃是一种国族自我表达与（虚拟地）实现的方式。文学在动态地定义与塑造国族特性中，有着特殊的效果与久远的影响。

在英国文学中，自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意识崛起以来，英国作为强大的王朝国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决裂，至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帝国又遭解体，其间英国文坛一直保持着对“英国性”（Englishness）主题的关注与阐发，“小说是形成国族理念与归属感的重要源泉，从笛福到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众多英国小说家都扮演了英国历史与国族性的评论者角色。我们不难发现小说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与‘英国性’定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许多小说都可谓是一种审美式的、间接但典型的国族自我认知的外化方式。

而在当代英国小说界，有研究者指出，巴恩斯在学界的关注度不如他的一些同侪（如拉什迪），因为过去二十五年间评论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圣三位一体”，即“种族、性别、阶层”三大主题之上，容易与此类理论相契合的作品更易受学界青睐；而巴恩斯小说则如艾米斯（Martin Amis）所嘲讽的，是“225页笔墨干净的中产阶级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大量移民的持续涌入，前殖民地宗主国如英国等在族裔、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而形成了“少数族裔/移民研究”等热点论题。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后殖民主义去中心化理论的广泛流传、边缘力量的崛起等，相关作家受到更多关注并非异事。然而，若以此暗示说如巴恩斯这类作家在国族问题的表达方面不具有重要性，则显然判断失准。事实上，在当代英国社会，在民族国家对于全球化扩张的应激反应之中，真正的主体与决定性力量，正是巴恩斯代表的、其小说所集中表现的当代英国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市民群体。

所谓当代英国社会主体，若参考英国人口的族裔构成，则可知在最近一次即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英国社会的白人占人口总数的86%，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占总人口的88.7%，出生于英国者占87%，而91%的家庭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家庭成员都说英语）。同时，在25～49岁的青壮年人口中，具有相当资质的人口数（获一个及以上学位）约占33%～40%，而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数的54.8%（2005）；在从业人群（16～74岁）的行业分布中，高达16%的人口从事批发零售业（“小商贩之国”并非全然不实的蔑称），排名第二、三的则分别为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行业。显然，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拥有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群体构成了英国社会的主体。

不难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坚群体，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情感欲求无以表达，或人们对其表达不加理解，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对当代英国文学、社会、文化的总体性认知必将言不及义，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曾主张的，小说家的任务乃是扩展读者对其所在的社群与社会的理解，而巴恩斯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正是当代英国社会具有较高职业或智识水平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婚恋、工作与生活世界。尽管巴恩斯对中产阶级的态度近于其偶像福楼拜——“在我看来许多中产阶级像熟透的牛肉，冒着热气，汤汁全无，寡淡乏味（它能很快把你填饱，乡巴佬常吃这种牛肉）”，但有意思的是，巴恩斯的文学实践显示出，他正是这一看似“平凡而漠然的大多数”——社会主流群体的积极言说者，因此巴恩斯小说在当代英国国族表达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唯有对巴恩斯小说所描绘的英国社会主体进行剖析，考察其对国族自我的认知与形塑模式，方有可能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被遮蔽了的当代“英国性”之基质。

二、巴恩斯小说之“英国性”生成模式：空间绘图与历史节点

作为当代英国主流小说家的巴恩斯，是一位家族居于英国，本人亦出生、求学、定居、创作于英国的小说家。巴恩斯1946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Leicester），父母皆为法语教师。巴恩斯出生后六周即随家迁居伦敦市郊，随后就读于伦敦城市学校，中学毕业后他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法语与俄语，获学士学位（1964—1968）。此后十数年间，巴恩斯参与了《牛津大词典（增补本）》的编纂工作，学习法律并获得了大律师资格，担任过《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的评论员、编辑，20世纪80年代之后转为全职作家。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巴恩斯，在成为知名作家前乃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一员，其小说合乎情理地对当代中产阶级世界进行了呈现：巴恩斯小说立足于对当代英国主体族裔、阶层生活的展示，实际上是对该族裔、阶层作为英国社会主流的一种“在场化”建构，即对其作为社会中坚的确认与展现。

首先值得注意的正是，巴恩斯小说在主题、题材及人物设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元化倾向。虽然巴恩斯的一些作品颇具“消解”色彩，但在国族自我认知与表达方面，他却保持着一种完整性与一致性，即从20世纪80年代半自传性的《伦敦市郊》开始，至21世纪初的《爱，及其他》《终结的感觉》等，他的小说都表现出了一种围绕中产阶级白人世界展开的国族联结性想象：巴恩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对“英国性”的表述，是围绕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贷款房产、市郊社区、平凡的白人婚恋家庭生活展开的——从《伦敦市郊》中的克里斯托弗、玛丽恩夫妇开始，到《在她遇到我之前》的格雷厄姆、安夫妇，《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布雷斯韦特夫妇，《凝视太阳》中的简与格里高利母子，《谈心》中的斯图亚特与吉莉安夫妇，《爱，及其他》中的奥利弗与吉莉安夫妇，《终结的感觉》中的托尼、玛格丽特夫妇等等，巴恩斯小说所呈现出的当代英国社会与国族特性，是基于作者本人所出身的、熟知的白人中产阶级世界作出的想象、反思、构建与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巴恩斯小说以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及其文化来指代英国国族及“英国性”，这种呈现与建构并非主观臆断。作为原生自发型的早期现代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造就了现代中产阶级群体。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其在维多利亚中期（19世纪50—70年代）约占人口的15%～20%，并在此后的150年间稳定攀升，及至21世纪达到54.8%的高比例，整个社会结构亦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转变。而随着人数、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增强，中产阶级也反过来持续性地影响着英国社会——推广了职业培训、高等教育以及与之相符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即一种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说的，适应了工业社会对劳动分工、职业流动性等要求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共同的文化，一种识字的、成熟的高级文化”，它能够确保人们不受自身背景限制地完成职业身份的转化。由此，这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对上至社会基本价值观，下至城市功能形态分区、居住模式等（即巴恩斯小说中常见的市郊社区环境），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确立了自身作为“社会支柱”的地位。而巴恩斯以当代英国中产阶级为核心来理解与呈现“英国性”，正是对中产阶级白人文化作为当代英国国族性的现实的一种文学化的认定。

其次，在具体的文本中，巴恩斯小说这种自我形塑式的“英国性”书写，主要表现在通过中产阶级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将空间符号转喻为国族符号之上，将具有标志性的空间场域及身处其间的人物群体，转喻为国族符号加以演绎。如在《伦敦市郊》中，伦敦少年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浪荡子（flâneur）的英国传人，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乘坐著名的伦敦地铁与铁路线展开活动，并游荡于历史悠久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牛津街（Oxford Street）、邦德街（Bond Street）、贝克街（Baker Street）等地标性场所，试图在闲荡与嘲讽中抗拒自己出身的市郊中产阶级社区，却终未能如愿，其成长轨迹串联出了典型的伦敦佬（Londoner）的生活道路。正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教堂成为深层法国神话的开端，从《贡布雷》开始，贯穿了整部小说”，表现了英国社会主体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国族定位：“地铁”的延伸，凝聚出的核心意象是英国昔日的雄心壮志、帝国荣光，而小说中追忆的众多无法如设想般扩张的地铁线路，则表现出衰颓的意味。在地铁上，当“毫无生气的中产阶级”劝告克里斯不要嘲笑维多利亚人时，小说表现的乃是从地理空间到历史空间，当下英国与往昔的联系与反差，同时也是将国族历史整合到当代空间中进行表现的生动实例。

当然，与詹明信提倡重绘都市地图背后明确的阶级与意识形态指向不同，巴恩斯小说更多的是将局部的、具体的地域、人群，转换为对国族特性的标志，借此进行抽象的品评。中产阶级作为现代化生活模式的辐射中心，备受过度理性化而造成的同一性、单调的生活方式的困扰，这引起了巴恩斯小说的反思与排斥，所以当少年克里斯满怀幻想，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国家美术馆、地铁里、街道上进行“游荡”时（“Constructive Loaf”），他便与其本人不断地观察着的伦敦中产阶级庸众形成了潜在的相互关系：“疏离”，而克里斯毫不客气地对他平庸的母亲进行的描绘，也正是这样的关系的反映：“在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中产阶级把一切有生命的红色都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棕色”（第13～14页）。在此隐喻的基础上，小说紧接着进一步评述了英国文学的代表、“临去世前才出过国”的约翰逊博士和“总是谈论花花草草”的叶芝，称他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变成了棕色”的世界，前者根本不会注意到其发生，后者则会被吓得屁滚尿流（第16页）。在此，巴恩斯通过一种空间模式的“共同在场”与“注视”，从对当下无名妇女的粗线条勾勒，延及对早期文化名人的定评，进而形成了对“英国性”认识与评价的基本立足点。正是依靠这样的将时空相融合的方式，巴恩斯完成了对国族特性的自然生成。简言之，巴恩斯小说以微观的具体事物为依托，将对人物活动区域、生活场景、文学艺术的考察，置换为了对国族特性的体认，并以古今互见、由点至面，选择性地凝聚出了宏观的“英国性”。

而与此同时，巴恩斯小说生成“英国性”的另一基本方式，则是将人物置于当代国族历史轴线的某些节点之上，通过对中产阶级人物群像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细描来演绎“英国性”。一般来说，巴恩斯小说往往把所谓的宏大背景标出，却不加渲染，反而将笔墨集中于琐细的日常生活事件上。由此，一方面，中产阶级生活由小说的大力铺陈而获得了某种恒久感——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活动的稳定性，使巴恩斯数十年前的旧作仍未显得与当下生活脱节；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中产阶级的婚恋、居家、工作等常规事件的反复细描，对此种看似平常而空洞的内容进行了赋值，使其具有了基石性品格，拥有了作为“国族生活运转模式”的本体性价值。正是在此种“变迁之中的不变”基础上，巴恩斯小说方才“记录”与皴染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发生的重大、缓慢变化的真实情状，间接折射出当代“英国性”的基本内涵。一般来说，巴恩斯小说中的“历史关键词”都标示得相当明确，如《凝视太阳》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市郊》的1968年学潮、《爱，及其他》《凝视太阳》的20世纪60—70年代性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在她遇到我之前》《谈心》等80年代的婚姻危机，乃至《终结的感觉》中200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等，而小说主人公则多被裹挟于时代风潮之中。如在《伦敦市郊》中，青年克里斯即身在1968年巴黎五月学潮的现场；而在《凝视太阳》中，中年乡村主妇简在20世纪70年代抛弃了不愉快的婚姻而出走，简的儿子格里高利则在21世纪不断地探求着上帝与信仰为何物。这些题材显然是对20世纪60—70年代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性解放、女权运动乃至当代社会宗教信仰式微、“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悄然呼应。

而在标示“历史节点”的同时，巴恩斯小说却极少对所谓的重大事件进行正面描写，反而饶有意味地对其作了暗场处理。这些“节点”之所以显示为“暗场”，并不只在于小说的处理艺术，亦不在于对“宏大叙事”的思想反叛，而在于小说的主人公——“英国人”对变革往往既不敏锐，亦不算热心，时代潮流从未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改变其思想观念、言行方式等。如曾渴慕法国文化的克里斯对五月学潮心存疑虑，因此并未参与其活动，在此后避讳自己曾身处于这一历史现场的事实；而简在忍受了二十年不愉快的婚姻后离开丈夫，却绝不似许多女权主义先锋那样激进，而是在自立中变得越加平和睿智；格里高利也并未因为信仰的缺失而坠入虚无，仍坚持思考不辍，甚至试图利用信息技术来释疑。可以说，巴恩斯小说中英国人极少为追求新理念而在空中楼阁中搭建人生，而是在经验的累积中成长，在对婚姻、价值、死亡等问题的思索中曲步前行。由此，巴恩斯小说在更新小说的表现内容、反映历史波动之外，还沉淀出了深层的国族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一种以和缓、平稳、渐进为特色的英国模式，以保守精神来控制变革速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选择了妥协的路的英国式变迁方式。“光荣革命以后300多年，英国极少有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人们看到的只是逐步的变革、前进。这表明，渐进改革已不仅是英国民族取得变革与进步的一种方式，而且成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它是英国文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外人对这种方式评价如何，其优劣得失如何，它却是道道地地的英国的。”

在巴恩斯小说中，社会有机体的自然生长成型理念这种迂回曲折、守旧求稳的模式，正体现为一代代人以个体生命的漫长实践，来有保留地吸收歧念纷出、变动频仍的当代潮流。尽管巴恩斯并不十分欣赏这种渐进的“费边策略”（Fabian strategy），但其小说如实地对这种世代维护着英国社会运转的特色进行了文学展现，通过对幽微个体的渲染，完成了对国族特性所作出的体察、确认与延续性建构。

三、巴恩斯小说之“英国性”对照模式：“乌托邦”法国与“追慕者”英国

除了在英国历史与当代进程中观照社会主流外，巴恩斯小说还通过横向的、与他国族相对照的方式，深化了对英国国族形象的建构。文学中的异国形象通常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的差异，也表现了作者置身于其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在巴恩斯的国族视界中，人物的异域生活经历、结识的他国人物，便时常成为其转变的契机、形象的参照者。而在巴恩斯小说中，“法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他者”。

在英国文坛，巴恩斯对法国文学、文化的喜爱早已闻名，因此他也被称为“法国迷”（Francophile）。他不仅出生于法语教师家庭，童年时期起就定期随父母前往法国度假，其大学主修专业亦是法国语言文学。巴恩斯的成名作《福楼拜的鹦鹉》，讲述的便是英国医生、文学爱好者布雷斯韦特对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追慕与调研。法国元素在巴恩斯小说中出现频次高、密度大、范围广，渗透到主题、背景、人物、情节等诸多方面。而在小说对英法关系的呈现中，法国通常代表着海峡对岸欧洲大陆的精华（巴恩斯称，“‘恐法’（Francophobia）是英国人‘恐欧（陆）’的首要表现形式”），英国形象则多以法国形象或文化的“追慕者”、手下败将等面貌出现。这一模式在《福楼拜的鹦鹉》《伦敦市郊》《谈心》《终结的感觉》《亚瑟与乔治》等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

具体来看，如《伦敦市郊》中，克里斯便有着“伦敦—巴黎—伦敦”的双城成长经历，小说展现了作为“艺术人生”理想象征的巴黎，最终被充满清理、计算、凡庸的英国本土文化所消磨。克里斯和好友托尼出身伦敦中产家庭，热爱法国文学与艺术，大学毕业后，留学巴黎的克里斯亲身经历了1968年学潮，却主动置身于事件之外。此时，克里斯认识了英国女孩玛丽安，并与关系并不和睦的法国女友安妮克分手。回到伦敦后，克里斯与玛丽安结婚生子，步入了安稳的中年人生，唯有托尼仍执着于艺术与反抗。小说结束于克里斯慵懒的家庭生活氛围中。作为英国中产阶级世界的热心观察家，巴恩斯曾表示《伦敦市郊》塑造的是“非巴尔扎克式”（un-Balzcian）的主角。显然，克里斯对激进潮流的回避、在英法女性间的选择、对伦敦市郊生活的皈依，表现了他向自己曾经蔑视的英式中产阶级生活的妥协——主人公由对庸常生活的高度警觉与抗拒始，经由对曾经心向往之的异国“乌托邦”的体验，最终转回到母国文化的怀抱。可以看出，小说试图呈现的，乃是英国中产阶级人物的成长历程、心路演变的一种常态模式。

与《伦敦市郊》相似，法国阴影也笼罩在巴恩斯的婚恋小说上。《谈心》讲述了稳重沉闷的银行职员斯图亚特、聪明而具有艺术气质的奥利弗、英法混血的吉莉安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斯图亚特和吉莉安的结合原本幸福和谐，但新婚不久即因前者的好友奥利弗对吉莉安的追求而破裂，最终吉莉安抛弃了斯图亚特，与奥利弗移居法国。在《谈心》中，“绝不中庸”的奥利弗认为自己到中产阶级社区“需要护照和翻译”，并号称知道如何在竞争中“智取英国人”，实际上是激进的“亲法者”的化身。而在《终结的感觉》中，主人公托尼·韦伯斯特的好友艾德里安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天分极高的艾德里安中学时就曾谈论诗歌中“爱欲与死亡”的斗争，引述“自杀是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加缪），而具有欧陆精英气质的艾德里安也同样战胜了平庸的主人公托尼，获得了其前女友维罗尼卡的青睐。

在视野更宽宏的史传小说《亚瑟与乔治》中，印英混血的律师乔治因遭受种族歧视而蒙冤入狱，英国著名小说家、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亚瑟）通过调查、奔走，为素不相识的乔治洗清了罪名。但引人注目的是，世人皆知与此相似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乔治的案件却毫不知名。在小说结尾部分，乔治思考道，“是英国造成了他（乔治）的默默无闻。……法国是一个走极端的国家，一个充满暴力观念、原则的国家，一些事件的影响会很持久。英国则相对平静、讲原则，但并不喜欢为此大造声势。人们更信任普通惯例而不是政府法规，都忙于自己的事务而不想干涉他人；……事情既已发生，就让我们忘掉它，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吧：这就是英国人的方式。出了问题，有些东西遭到了破坏，但现在都已复原如初，那我们就装作打从一开始就没有错。……乔治能够理解英国观念，因为乔治是英国人”。同一时代英法两国的相似事件，却因相异的国民性情而形成了极为悬殊的影响——乔治的反思，也道出了巴恩斯对国族特性的认知与评价。

由前述内容不难发现，英国中产阶级不仅常以法国人物、文化的“追慕者”形象出现，其结果也往往是落于下风——或求之不得，或败北于“亲法者”手下，或得之而难以相容，表现出了一种英国主体的自我“矮化”。在此，巴恩斯小说对英法各自的象征性身份及关系隐喻，显示了作者将“他者”——法国加以“乌托邦化”的明显倾向。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巴恩斯感叹上帝在英国旁“恼人地、极尽差别之能事地造出了法国人”，但这种对法国（欧陆）的倾慕毕竟不是对欧洲前民族主义时代“共享价值和设想的同质世界”的追怀，也并非对哈贝马斯设想的“联邦制欧盟”的向往。诚然，巴恩斯以“亲欧但反官僚”“左翼自由主义者”（liberal-left）的立场自居，因此在许多事务上与英国社会主流意见有异——因为特殊的地缘、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英国人在欧洲（欧陆）认同上存在着明显的心理隔阂——但巴恩斯也深知，他所钦羡的法国（欧陆）只是一种“乌托邦”，他对此种乌托邦“入侵英国”的后果明了于心，且不无剖析。如在《谈心》中，“亲法者”奥利弗毫无愧疚地背叛了好友斯图亚特，夺走了他的新婚妻子；在《终结的感觉》中，艾德里安虽然以呼应60年代法国思潮的姿态演绎了自己的死亡，但他自杀的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他秘密地与其女友的母亲相恋，使后者怀孕，因此造成了其家不可挽救的悲剧——所谓形而上之死，其实是不伦情欲与怯懦本性的恶果。奥利弗、艾德里安都是中产阶级国度的入侵者与破坏者，而当小说剥下了这些“乌托邦”英雄的面纱时，便显现出深层的主体排异逻辑——庸常者（英）鲁钝而长存，聪敏者（法）邪恶而脆弱。

由此纵观巴恩斯小说，便能觉察其人物关系与角色的分配模式。巴恩斯小说的人物通常不多，但主人公的好友一角则颇为常见，并具有基本的功能。一般形式为，主人公A是沉稳、庸碌的英国中产阶级人物，其友B则多为“亲法者”、蔑视中产阶级生活的艺术家或激进人士。A与B曾经志同道合，但或迟或早必分道扬镳，如《伦敦市郊》中的克里斯与托尼，《在她遇到我之前》中的格雷厄姆与杰克，《谈心》《爱，及其他》中的斯图亚特和奥利弗，《终结的感觉》中的托尼与艾德里安等等。其中，A的人生极少偏离英国中产阶级世界，即使曾经“出走”他国，最终仍然向英国本土及其文化回归；与之相对的B则多从事文艺类创造性工作，抵触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巴恩斯小说中，中年之后便宣称“诗歌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A，始终占据着小说主人公的位置；而高呼“震惊中产阶级”（“épater les bourgeois”）、“唯有艺术永恒”（“L'art robuste Seul a l'éternité”）的B，则是小说中不可或缺、但从未成为主角的独特“他者”。这样的角色B较少是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但却往往是深受法国文化与社会思潮等影响的、本国文化中的“局外人”（outsider）。而B作为巴恩斯小说中“国族他性”的人格化呈现，显示了异国族元素对当代英国中产阶级世界的冲击，正是这样完美的“他者”的存在，迫使A处于既需向B学习，又尽力与之相区别的矛盾中，处于一种自我批判与深层的自我确证的焦灼之中。

因此，巴恩斯小说借助参照系（B）丰富与凸显了作为主体的“英国性”（A），在与“他者”的二元对照之中，展示了“英国性”的独特之处，也表达了作者的自我反思意识。这样的反思态度与巴恩斯时常讽刺的“老托利党”（保守党）对“英国性”的全盘接受与褒扬相左，表现为一种追求改变的建言者姿态，但无论如何，作为英国社会中坚的代言者，巴恩斯仍然确认了在英国文化模式影响下的中产阶级白人群体的主体地位，“国族他性”在巴恩斯小说中未能反客为主。总之，在当代欧洲社会背景下，巴恩斯小说以当代英国社会主流群体为根基，同时表现出了对“英国性”在现代国族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的警觉，显示出了其在确证“英国性”的主体地位之外，期望建构出更佳的国族自我的强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