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面面观

辜鸿铭的受辱：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

程巍

摘要：辜鸿铭在1921年底所写英文自传中将他1881年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见面作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由此“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但本文通过考证“当事另一方”的马建忠及与之同行的吴广霈的日记，可知这场会面不过是辜鸿铭的文学虚构。“重新变成了中国人”并非经由一个仪式性“事件”而完成，毋宁说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的累积，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却可能因其带来的永志难忘的身体受辱感而被压抑在记忆深处，并不时以激烈的变相形式作用于他的批评文字：当辜鸿铭为自己受西方殖民者凌辱的国土辩护时，作为国家的身体的国土就变成了他自己曾经受辱的身体，他从这种意象重叠中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关键词：身体 创伤记忆 殖民

中国近代史上或许没有谁像辜鸿铭那样易于成为“传奇”和“神话”的材料。1934年，他去世6年后，温源宁在上海英文《中国评论》发表《辜鸿铭先生》一文，感叹“辜鸿铭活着时就已成了传奇，如今，他死了，更有成为神话之虞”。但传奇和神话如此投合人们对“怪杰”辜鸿铭的想象套路，以致该文虽致力于“写实”，却也不免滑入传奇和神话，把辜鸿铭描绘成了“一个生性反叛之人”，因为“众人接受的，他便反对，众人崇拜的，他便鄙视。与众不同，就是他的快乐和骄傲之所在。既然不留辫子成了时髦，他便留起了辫子。如果人人都留着辫子，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头一个剪去辫子的人。他的君主主义亦复如此。对他来说，这并非基于某种原则，而是基于一种立异以为高的欲望。既然人人热衷于共和主义，他就一定会仇视它”。文章写得漂亮，但缺乏生平考证——实际上辜鸿铭是在“人人都留着辫子”时留起了辫子。关键在于，温源宁把一种历史形成的性格解释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

大约1921年年底，被北大解雇而赋闲在家的辜鸿铭写了一篇英文自传，其中谈到他与马建忠的会面，将其作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由此“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不过，就像对他人制作的辜鸿铭“传奇”和“神话”一样，我们对辜鸿铭自传的真实性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他1912年初发表的《雅各宾的中国》是一个警示。他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为自己继续效忠于鼎革之际的清室的立场申辩，罕见地提到“吾父及列祖列宗”:“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于清室，非仅效忠于吾父及列祖列宗（my father and forefathers）世代生活于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

他这里“想象”了他的家族史：其“父及列祖列宗”并非世代生活于清室的仁政之下，而是早在1784年就离开了中国，辗转到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槟榔屿，世代生活在英国王室的仁政之下，且从第二代就转籍为“大英子民”（British Subjects），宣誓效忠英国王室了。辜鸿铭自己1879年留欧归来踏上福州土地的那一刻，才放弃“大英子民”的国籍，“重新变成了中国人”，而使他进而变成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的不是1881年他与马建忠的会面——那只是他的文学虚构——而是1882年他遭遇的来自一个英国人的身体侮辱。换言之，“与马建忠的会面”只是他谈论自己“重新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学方式，不必实际发生，而真实发生的事件却因涉及身体受辱而被他作为一个没齿不忘的创伤事件坚韧地留存在记忆深处，并以激烈的变相形式作用于他的批评文字：当他为自己受西方殖民者凌辱的国土辩护时，作为国家的身体的国土就变成了他自己曾经受辱的身体，他从这种意象重叠中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一、乌石山教案

据辜鸿铭英文自传，他留学归来返回福州是在“1879年年底之前”。但时任英国驻厦门副领事的翟理斯1879年5月到6月间撰写（因其中谈到“迄止今日的为期九天的[乌石山教案]会审”，即1879年4月30日至5月8日）并于年底发表在伦敦《双周评论》的《中国当前事态》提到“福州事件爆发后，很快，‘一个年轻中国人’就在一家外国报纸发表数首针对传教团体的英文诗”（“Present”:384），据此推断，他至迟在1879年4月前就已回到福州，亲历了这一事件的余波，而从他发表的英文诗、所署笔名“一个年轻中国人”（A Young Chinese）以及《中国当前事态》对他的评价来看，他此时无论国籍还是内心都已然是“中国人”，不待1881年与马建忠会面才“重新变成了中国人”（become again a Chinese）。

“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不仅是就文化认同而言，还意味着“国籍”变更。1857年辜鸿铭在槟榔屿出生时是“中国人”，此时包括槟榔屿在内的“海峡殖民地”仍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管辖，但鉴于其管理不善，1867年1月，即辜鸿铭10岁时，英国政府将海峡殖民地升格为由英国殖民部直辖的“王室殖民地”，“这意味着出生于该殖民地的华人成了大英子民”，而非本地出生却在本地已生活相当长时间的新移民则根据1867年5月开始实施的《外侨归化法》补充条款，可向该殖民地总督提交一份有关其个人情况的备忘录并在殖民地议事会成员见证下进行“效忠英国宣誓仪式”后，获得总督签署的归化证明。辜氏家族为槟榔屿第一代移民，自然转籍为“大英子民”。到辜鸿铭一代，接受过英国教育的当地华侨都纷纷以“大英子民”自居了。根据1908年伦敦出版的一本有关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著作的描述，“只要情况允许，许多华人都吸收着欧洲观念”，“年轻华人不仅一身西式服装，甚至走得更远，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尤其是当他们去欧洲留学之后”。辜鸿铭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辜鸿铭1879年上半年留欧归来，先在槟榔屿短暂停留。阔别家乡多年，父母早已故去，家道凋零，而当初带他去苏格兰留学的教父F.S．布朗也已于四年前在槟榔屿去世。堂兄辜尚达靠鸦片生意起家，早已成为槟榔屿首富以及槟榔屿辜氏家族族长，他旗下的“煮烟公司”大量加工来自印度以及自己农场上种植的鸦片，然后经由海路销往中国，祸害其祖宗之邦。无论辜尚达是否为这位留学归来的堂弟提供过在自己的煮烟公司或其他机构的工作机会，辜鸿铭都决定去福州投奔自己唯一的亲哥哥辜鸿德了。

辜鸿德比弟弟长十几岁，兄弟感情很好。在1874年香港《孖刺西报》（Daily Press）刊发的一份商业目录中，辜鸿德的公司在福州注册信息为“怡兴洋行”（商业为“船舶经纪人”），但至迟到1886年，注册信息已改为“怡兴”，去掉了“洋行”两字，此后就一直使用“怡兴”。这不仅说明当地人对“洋行”的反感，也说明辜鸿德不再以“外人”自居。1892年英国政府成立“中国鸦片问题调查委员会”，向一些有地位的人分发问卷。回收的答卷中有一份出自辜鸿德，末尾签名注明是“中国人”或“中国商人”，并介绍经历如下：“我在福州住了二十年，在香港住了十年。”由此可知辜鸿德1862年离开槟榔屿来到福州，而他将公司从福州迁往香港是在1882年。

福州为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从一开始，英国伦敦公会传教士就一直试图将他们租用的福州乌石山上的道山观永久据为己有，改为教堂，并侵夺周边土地，建造洋楼，以开办神学院。乌石山俯瞰福州市，道山观向为福州人的朝圣之地。到1878年夏，随着英国传教士扩大其侵占的公地，并将当地许多妇孺吸纳进教会，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而传教士的出尔反尔和倨傲无礼更令当地绅商、学者和民众反感。传教士斯图亚特甚至违背预感事情不妙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要求他停建神学院的承诺，继续侵占公地。他说：“如果我在这里，在这个条约口岸，为满足几个讨厌洋人和基督教传教的文士而停建这些建筑，那在整个中国的各处就会出现相同的情形，倘若这儿的传教士的退让行为被当作一个先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占据任何基地。”其实，他说这话时，仅在福建一地，就已建有了140座教堂。8月30—31日，福州绅商、学者和民众群聚乌石山，纵火毁烧了刚刚落成的神学院。这就是舆论一时沸沸扬扬而且中外听闻的“乌石山洋楼被焚案”。

1879年4月底5月初，由从上海来的英国驻中国和日本最高裁判长傅兰治主持，以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一间屋子为法庭，双方对簿公堂。匆匆从英国返回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英国驻福州领事星察理以及福建的中国地方官到场听审。《孖刺西报》追踪整个会审过程，并于年底将登在《孖刺西报》的系列文章汇总成《乌石山案卷宗》出版。辜鸿铭到福州时，会审正在进行。福建为辜鸿铭祖宗之地，此时，他内心的“中国人”身份就已然觉醒，感到自己与被粗暴侵害的国土血脉相通。他将自己对英国传教士的愤怒写进了数首英文诗，署以“一个年轻中国人”的笔名，发表在《孖刺西报》上。其中一首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我们不需要传教士的帮助

不论是刮了胡子的，还是蓄了须的

不需要“强权即真理”这一旧规的暗示

我们需要的是使我们变得强大的科学和知识

以及勇敢、无私、智慧而又公正的统治者

好将你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狂风扫尽尘埃。

这简直就是“乌石山骚乱”的绅商和民众的呼声的文字回响。这首诗引起了一直对中国人的反基督教情绪非常关注的翟理斯的注意。他在此时所写的《中国当前事态》的末尾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并评论道：

那些在中国或别的地方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中国人，很快就投到了反基督教的行列，加强了其力量，而他们试图以更合理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是摧毁教堂或鼓动大批愤怒的暴民攻击赤手空拳的孤零零的传教士。最近的福州事件爆发后，很快，“一个年轻中国人”就在一家外国报纸发表了数首针对传教团体的英文诗，最后一首可以作为对西方传教的仇恨之情的代表，此前对我们所有机构的那种无法消解的仇恨和高傲的鄙视如今全集中在我们的传教机构上了。（“Present”:384）

但该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作为英国领事官的翟理斯对从英国殖民地归来的本来已是“大英子民”的华侨的“改宗归祖”（convert）的焦虑。以下文字像是对辜鸿铭回归祖宗之邦后的经历的直接描摹：

如今存在着一种对英国政府的与日俱增的不满，它似乎会成为英中两国未来大麻烦的导火索，除非我们及早采取步骤来应对这些已显露迹象的祸难。这种复杂的麻烦来自那些从我们英国的海峡殖民地返回中国的华侨，他们本来已是归化的大英子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华侨，他们的祖先早已移民，其父母出生于英国殖民地，而他们本人与伦敦或利物浦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样是大英帝国的公民。那些已归化为大英子民的华人，一旦返回其祖宗之邦，一旦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立刻重新获得了他们之前的民族身份。但基于他们的归化证明，如果他们受到了任何严重的或残暴的不公对待或者压迫，英国领事又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官府提出温和的抗议。实际上，英国领事馆只能尽可能关照他们的利益，而不能让英国政府对他们施行明确的保护政策。这与对另一些华侨提供保护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础，他们是真正的大英子民，他们一到中国，便到当地英国领事馆登记。（“Present”:373-374）

为了防止这些“已归化”的英国殖民地华侨在回到中国之后“重新成为中国人”，英国领事馆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翟理斯写道：

我们曾试图坚持让他们穿欧式服装，以与中国国民区别开来，但他们除了穿戴西式靴子和低顶宽边软毡帽，对这一规定并不严格遵守。最近有人提议，要强迫他们剪掉辫子，辫子是二百三十年前入主中国的满族统治者施加给中国人的征服标志，这些英华子民（Anglo-Chinese subj ects）是否能屈从于这一测试，是大有疑问的。他们完全明白作为大英子民，他们在中国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价值，但他们中许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除了吸雪茄，他们几乎不采用英国习惯和风俗。作为一条规则，他们甫一抵达中国，就去祭拜祖坟，而当地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他们的名字将列入本地官府的人口簿中，尽管这一情况是真是假，目前还不能遽下判断。无论如何，他们作为大英子民和中国臣民的混合的变动的特征，对中国官府来说也颇为棘手。为公平对待中国官府计，也为维护我们自己的尊严计，应谋划一项计划，在已向领事馆登记者和未向领事馆登记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让前者处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Present”:374）

1879到1882年间的辜鸿铭正好具有这种“作为大英子民和中国臣民的混合的变动的特征”，直到1882年，他遭受了来自一个英国人的身体侮辱，才放弃这一特征。虽然这些华侨已是“大英子民”，但英国的种族主义无时无刻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这些华人面孔的“大英子民”对英国常有一种疏离之感。安达娅论及海峡殖民地受过英式教育的华人时说：“那些多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富裕并受过英式教育的‘英王的华人子民’（King's Chinese）尤其深受殖民地社会的这种排斥性的打击，于是，不可避免，他们通过西式教育而获得的平等信仰与他们自己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遭遇的障碍之间的对立，使他们感到失望和怨恨。”辜鸿铭从来避谈他个人在欧洲留学期间遭受的种族歧视，而这种“被排斥”的体验肯定时刻刺激着他的种族身份意识。另外，清政府也适时地经常提醒这些海外华侨的“中国人”身份。清政府发现，捉襟见肘的中华帝国财政以及匮乏的现代人才可以从这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侨那里获得补充，并最终于1909年正式颁布一项基于“血统论”的甄别原则：“承认凡出自中国男性的后裔，无论其出生何地，无论其祖先定居国外多长时间，皆为中国公民。在维护自身权力的斗争中，清政府呼吁南洋华人效忠朝廷，鼓励他们返回中国，或为大清帝国的事业捐资。”

辜鸿铭1879年上半年经厦门回到福州时，并没到当地英国领事馆登记，这等于自动放弃了英国国籍。按英方规定，凡“大英子民”到达中国城市时须向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登记，以便将他们纳入英国保护。尽管辜鸿铭漠视这一规定，但他与负责英国领事馆事务的翟理斯不久成了朋友。他在多年后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归国之初与翟理斯的来往：“我从欧洲回来不久，就和翟理斯先生经常在福州塔锚地一带郊游。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那一年，我们都是极好的朋友。”（Ku, Part 2:78）但私谊归私谊，不论翟理斯对中国及辜鸿铭本人多有好感，他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象征的领事官身份与“重新变成了中国人”的辜鸿铭的民族身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敌意，这种敌意因乌石山事件而点燃，并一直在两人关系的某个暗处燃烧，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两人就彼此视为路人了，以致后来翟理斯撰写在华岁月回忆录时，只一处顺带提到“我的老朋友辜鸿铭”。

辜鸿铭1920年初在日本人在华所办英文报纸《华北正报》重新登出了那首诗，并说明“此诗当时发表于《孖刺西报》，正是这首诗使我结识了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我后来成了他的私人秘书，供职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他接受威妥玛的聘请，是因为在他看来威妥玛在处理乌石山教案时“处事公正”，诉诸法律，而没有听从传教士“惩罚和教训中国人”的无理要求。但作为精明的外交家，威妥玛绝不会因为一首诗就冒失地聘请其陌生的作者就任他的秘书之职。可以肯定，威妥玛在福州听审期间见过辜鸿铭，并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肯定，有人向威妥玛举荐过辜鸿铭，这个人肯定是他的下属翟理斯——他对辜鸿铭的语言天分、文学才华和政治眼光相当佩服，引为挚友。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辜鸿铭又写下一首英文诗，表达他回到祖宗之邦后的万般思绪：

思绪万千，与记忆一起生痛，

忆起异邦的四季及其昼夜，

那里的天空……在我童年所熟悉

却在我远游多年并已习惯异邦景物的眼里

变得陌生的那些面孔中，

我怅然回首，凝视着

这片已阔别多年的土地上的景物，以及那些面孔。（Ku, Part 2:82）

诗中“异邦的”（foreign）一词已点明辜鸿铭此时的“中国人”身份。但威妥玛没有意识到这个“大英子民”已经“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作为驻华公使，威妥玛从近来中英之间一连串外交纠纷中深感“炮舰外交”的限度，而哪怕在1875年，他还能动辄以开战相威逼——那一年，他的秘书马嘉理不知会中国地方官员就带武装卫队从缅甸闯入中国云南“探险”，在云南藤越附近被中国当地军民截杀，由此引发“马嘉理案”或者说“滇案”的旷日持久的外交纠纷。乌石山教案发生时，威妥玛已回英国述职，但他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并在匆匆返回中国时前往福州参与听审。尽管他支持英国传教士，但作为精明务实的外交家，他向他们表达过这种忧虑：“即便传教士打赢了眼前这场官司，长期而言他们也输了。”因为仇外的种子已被种下。当时中国各地“教案”频发，大大影响了英国在华利益。如果有辜鸿铭这个具有语言天分又能从中国人角度考虑问题的“大英子民”留在身边备问，那对与中国人打交道可能有利。但这只是威妥玛一厢情愿。了解此事始末的翟理斯1898年出版《古今姓氏族谱》，其中介绍了当时不太有名（或只享有“恶名”）的“辜立诚”（辜鸿铭），并提到“辜鸿铭曾以类似秘书的身份短暂服务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但旋即离职，至于原因，按翟理斯的可靠说法，是他与公使“意气不相投”（Ku, Part 2:81）。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以维护和扩张英国在华利益为职守的威妥玛是想从辜鸿铭那里得到一个熟悉中国事务的“顾问”，而不是一个满怀激情为中国和中国人辩护的人。这两种身份在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中是不可能友好相处的。

二、传记时刻：“与马建忠会面”

辜鸿铭何时离开英国公使馆，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尚未发现任何文献记载，但据1882年1月与辜鸿铭结识于香港的英国人科鲁洪同年的可靠记载，此前辜鸿铭“曾供职于新加坡辅政司公事房”，是一位译员，尽管在英国殖民部1880和1881年出版的殖民地官员名录上找不到辜鸿铭的英文名字“Kaw, Hong Beng”。或许“译员”是非正式职员，不必列入名录。辜鸿铭可能租住在“海滨旅馆”——正是在这里，他在40年后写的自传中说他遇见了马建忠：

马建忠登岸，投宿在这同一家旅馆，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在阅览室，我们攀谈起来，晚饭后，我邀他去我房间喝杯酒。我们首先谈到欧洲，然后谈到中国。我们用法语交谈，因为他那时官话说得糟透了。我发现，尽管他法语说得流畅，却于法国文史只略知皮毛。他也能读拉丁文，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只能读一些罗马天主教学校课其学生的拉丁文读物。至于古典拉丁文学，我发现，他一无所知。我书桌上恰好放着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他拿起书，翻了一下，居然问我塔西佗是何方神圣。（Ku, Part 2:86）

辜鸿铭的“回忆”在此泄露了不可靠性。马建忠出生在一个自明末开始世代为天主教徒的家庭，自幼就在法国传教士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学习法语和拉丁语，后更于西语“今文字与古文词”用力甚勤，加上数年负笈法国，不可能对古罗马史家塔西佗“一无所知”。1877年夏，马建忠从巴黎给他的恩公李鸿章写信，报告他在巴黎私立政治学院的学习以及同时参加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并获得“文词科秀才”即“文学业士”的情形，其中谈到古拉丁文学考试：

既应政治试毕，然后应文词科。六月底试第一场，期二日。第一日，以腊丁文拟古罗玛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又以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腊丁歌章。次日，考问舆图及希腊、腊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复得宗师优奖，谓愿法国之与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时在堂听者，不下数百人，咸鼓掌称善。而巴黎新闻纸传扬殆遍，谓日本、波斯、土耳基人负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而东土之人独未有考取文词科秀才者，有之则自忠始也。

“古罗玛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事见塔西佗《历史》与《编年史》两书的“残编”。马建忠既然能以拉丁文拟写罗马皇帝韦斯巴芗颁给征服耶路撒冷的皇太子提图斯的贺诏，那他肯定十分熟悉塔西佗及其著作。他以法文译拉丁文版的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历史》中有关埃及与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的片段，也足以证明他的古拉丁文的修养不只是“罗马天主教学校课其学生的拉丁文读物”的水平。但辜鸿铭一方面将马建忠想象为一个于古拉丁文史“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一方面又把马建忠想象为一个国学渊深之人，其证据却只是马建忠建议他“多读唐宋八大家”。与其说是马建忠深通国学，还不如说此时辜鸿铭自己对国学一无所知：据辜鸿铭在自传中的说法，他那时还只看过《聊斋志异》，而且是英文版（翟理斯译）。于是，马建忠劝辜鸿铭“多读唐宋八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辜鸿铭继续“回忆”：

我与马建忠的会面，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正是他——马建忠——使我改宗归祖（convert），重新变成了中国人（become again a Chinese）。尽管我从欧洲回国已三年多，但我于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尚未涉足，一无所知，就像当今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愚不可及，甘心做假洋鬼子。在交谈中，马建忠问及我在新加坡贵干，我如实相告。“但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满足在洋人的办公室当小职员的，我敢说，你即便在那里工作二十年，也还是一个小职员。尽管你丢掉了自己本有的民族身份，成了一个欧洲人，但欧洲人，英国人，永远不会把你视为他们中的一员。（Ku, Part 2:87—88）

马建忠抵达新加坡是在1881年8月，而从辜鸿铭“从欧洲回国已三年多”可推算出他至迟1878年7月前已回国，但这或许是他记忆失误。马建忠这番话对辜鸿铭如同醍醐灌顶，“于是，与马建忠会面之后过了三天，我便向本埠辅政司递了辞呈，还没有得到回复，就搭头一班轮船重回故乡槟榔屿，在那里，我向作为辜氏家族的族长的我的堂兄[辜尚达]宣布，我要开始蓄辫子，改穿中式服装”，将其视为“中国民族性的标志”（Ku, Part 2:88）。

然而，对辜鸿铭来说是“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这次会面，却不见于当事另一方的马建忠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也不见于马建忠此行私人随员吴广霈的日记。吴广霈为马建忠小友，留日甫归，寓于马建忠天津住所，颇有名士气，常称“余志在出洋”，不屑于国内供事。1881年7月，马建忠奉李鸿章令，微服出访印度，邀吴广霈同往，随行还有“两仆、一西人”，但到香港后，马建忠大概不愿随行西人与闻秘密，令其“收拾返津”。在长达三个月的往返旅程中，无论舟中还是陆上，马建忠和吴广霈均排日记事。或许因为吴广霈为马建忠私邀偕游，不便笔之于公事日记，因此尽管整个旅途中吴广霈几乎不离马建忠左右，却在马建忠日记中始终不见其出场，仿佛马建忠一人独行，而在吴广霈更私人性的日记中，马建忠几与吴广霈形影不离，除非他去谒见各埠英国官员。

马建忠日记记载：“光绪辛巳六月二十三日，奉合肥傅相面谕访办鸦片之行，遂有南洋之行。”（《南行记》:1）他此行的目的是调查作为鸦片输往中国的唯一海上通道的印度—中国航线沿岸的鸦片运转和加工情形，以便在抵达印度时与英印政府官员进行磋商。英国海峡殖民地统辖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埠，为印度—中国航线马六甲海峡段三个主要的停泊港，也是马建忠此行调查的重点。正如当初广州十三行是专营“外贸”的中国官办公司，东印度公司也被英国政府授予鸦片专营权。但众多英国鸦片商人不满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以“自由贸易”之名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取缔其专营权，结果，各路鸦片商人大量从印度通过马六甲海峡向中国私贩鸦片，中国大受鸦片之害，而英印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时损失了税收。李鸿章一直谋求恢复1833年前中英政府监管鸦片贸易的方式，以杜绝鸦片私运，这样，即便英印政府每年递减对华鸦片出口份额，双方政府的税收也不减反增。此时华商何献墀等人及英国金融家约瑟夫·萨缪尔（Joseph Samuel，即沙苗，为“英国印度部中司员，此来有外部凭信”[《南行记》:3]）提议在作为贸易中转之地的香港设立一个“洋药公司”，承揽印度对华一切鸦片贸易，并与李鸿章磋商此事，达成一致意向，此即“萨缪尔方案”，余下的就是获得英印政府和英国政府认可。

早出发两个月的萨缪尔已分别向英印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萨缪尔方案”，但英印政府和英国政府认为此项方案会因中方对鸦片课税太重而影响印度鸦片的销量，未立即给出答复，而英国报刊、鸦片商人以及议会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与此同时，因1875年“马嘉理案”中断的以打通缅甸—云南陆上贸易通道为目标的中国西南探险计划，更迫切地提上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议程，于是有了1882年初英国探险家科鲁洪从广州出发穿越广西和云南到达缅甸的中国西南探险。巧合的是，辜鸿铭先是“与马建忠在新加坡会面”，几个月后又在香港结识科鲁洪并被其雇为探险队“首席翻译”，但辜鸿铭对后一真实的事件向来避而不谈。

光绪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881年7月19日）晚，马建忠一行登上“怡和洋行”新南升号轮船，次日凌晨从天津出发，沿海岸线南下，经香港、越南、英国海峡殖民地诸商埠（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远赴印度，一路走走停停，探访各处情形。他们抵达新加坡海岸的时间是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深夜。马建忠当日日记记载：“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点钟，抵新加坡，天气阴晦，待潮不能进口。”（《南行记》:6）次日（8月18日），风平浪静，马建忠与吴广霈登岸，投宿的“客邸”即“海滨旅馆”。入住后，马建忠立即与吴广霈一起拜访中国驻当地“苏领事”，不遇，然后吴广霈回寓所“发公事函件”，马建忠则独自“乘车往谒本埠英抚味尔德”（总督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被告知“已赴槟榔屿”（马建忠后来抵达槟榔屿时，拜访了正在槟榔山消夏的总督一家），于是返回旅馆。申刻（午后三点）马建忠又出门访“代理本埠抚军市米德”（新加坡代理辅政司Cecil Clementi Smith，辜鸿铭的上司），“坐谈良久”，归来后与吴广霈出游，遇雨归来。接着，日记以简短一笔提到当晚的活动：“晚餐后，办发公事禀件。”（《南行记》:6-7）正如吴广霈同日日记最后一句：“晚作书，录前诗，邮寄紫铨。”（《南行日记》:6）两人均无片言只语谈及“晚餐”前后与一位年轻华侨见过面。

但马建忠当日下午访“代理本埠抚军市米德”，“坐谈良久”，时任辅政司译员的辜鸿铭可能在辅助司公事房见过马建忠（辜鸿铭早在留欧时肯定就已知道时为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的马建忠的大名），但这与辜鸿铭四十年后所写自传中所提供的见面时间、地点和过程完全不合。根据辜鸿铭自传，辜鸿铭只可能在1881年8月18日“晚餐”前后在这家旅馆见过马建忠。这倒不是因为辜鸿铭回忆说“马建忠登岸，投宿在这同一家旅馆，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实际上，马建忠一行在这家旅馆一直住到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早晨。马建忠日记对后两天的行踪有详细记载：

七月二十五[8月19日]：晨晴。封发上傅相禀函等件。苏领事溎清来答拜，接晤少坐，苏邀下午往游前领事胡君璇泽花园（遂）[并]饮于是。却焉不可，诺之。胡君久负盛名，为此埠中西人望，前为我国领事并兼领俄、奥两国事，今已物故，故园仅存。午后，乘车至汇丰银行，嘱买船票。顺道访苏君小坐，遂游公家花园，野花杂树，无足观者。寻访汇丰行主于其家，晤谈，天欲暮矣，乃赴胡园晚餐。同席者为苏文案、张翻译及船政局购买木料委员余姓者。园主人胡君之子亦与焉。席散回寓。（《南行记》:7）

吴广霈当天与马建忠形影不离，两人日记大致相同，只是吴广霈记录了他们宴罢回寓之后的事：“宴罢，驱车回寓，偕眉叔登楼纳凉，夜深乃寝。”（《南行日记》:6）再看马建忠次日日记：“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晨晴。检点行装，早餐后至苏君处辞行，遂登舟，舟窄隘殊甚，炎热异常。三点钟开行，舟向西北行颇稳。”（《南行记》:7）与吴广霈当日日记记载相同。

辜鸿铭也不可能是在47天后，当马建忠一行从印度回国途中再度落脚新加坡时在“海滨旅馆”邂逅了他，因为这一次马建忠一行只在新加坡待了一个白天，晚上回舟中就寝，根本没有投宿岸上旅馆，且整个白天他和吴广霈一直与中国新任新加坡领事左子兴形影不离。马建忠八月十四日（10月6日）日记记载：“晨七点钟，至新加坡。早餐毕，闻左子兴自伦敦至，遂往访焉。坐谈良久……旋偕子兴往谒埠内抚军，少谈而别。晚左君固留晚膳，膳毕回舟。”（《南行记》:15）次晨八点，他们乘坐的船就启碇北航了。当然，马建忠“偕子兴往谒埠内抚军”时，也可能像前次一样有可能在那里遇见辜鸿铭，但这与辜鸿铭的“回忆”完全不同。

正如吴广霈日记，马建忠日记也是有见有闻必录，甚至连所到之地的动物园和公私花园的各种动物和花草的名称及其特征都逐一记下。如果他们真与辜鸿铭有过一番畅谈，一定会将其笔之于日记。后来亲赴新加坡“海滨旅馆”考证史实的吴相湘在《辜鸿铭比较中西文化》一文中写道：“其时，马建忠适途经新加坡，寄寓海滨旅馆（Strand Hotel.，笔者曾于一九六八年前往访问此一旅馆，规模自不能与十年新建之十余层大厦旅社相提并论，然内部气派壮丽，八十余年来风韵犹存）。辜鸿铭前往访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竟使辜鸿铭人生观及生活方式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即倾心响慕华夏文化，决定返回祖国，研治经史。”

但马建忠在新加坡停留不足三日（47天后返回时也仅停留不足一日），加上公务在身，断不会与一初识青年“倾谈三日”。这种流行说法最初可能来自对辜鸿铭自传的误译：“three days after my meeting with Ma Kien-chung”（Ku, Part 2:88）被译成“与马建忠会面三天后”，然后以讹传讹，竟成“与马建忠会面三天”“与马建忠三日倾谈”“与马建忠三日晤谈”等等。“倾谈三日”当然更具“文坛佳话”的传奇性，但毕竟不是史实。作为出使官员，每到一地，马建忠几乎都要劝勉当地华侨回国效力，这也是当时中国出使官员对其所到之处的华侨“训话”的例常内容，如七月二十九日（9月22日）马建忠抵达槟榔屿后就与当地华人鸦片商（包括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见了面（因马建忠不通粤语，由嘉尔陪同。“嘉尔”即Charles Ernest Tardy，化名E. Karl，乃玛克纳手下负责当地华人事务的“华民护卫司”）：

埠中督理玛克纳者来寓，邀余早膳。乘车至其家，同席有理刑暨总理工程者二人。叙谈良久，玛克纳谓本埠殷商尽系华民，然鄙陋不可与言，惟办事信实，故能起家。余谓是宜多设华英书院，化其鄙吝之风，佥谓良然。寻携嘉尔回寓。中国商人承揽煮烟公司邱天德偕代理招商局务同知衔胡兴泰并巨富辜（上）[尚]达、邱忠坡等来谒，言语不通，以英语为问讯，伊等英语又不能深解，赖嘉尔能闽广语，为之传译，因知彼皆生长于斯，其祖若父率自琼州乘东北信风至暹罗越岭而来无逾一旬，亦间有至新加坡纡道至此者。因问伊等何无首邱之念，嘉尔答以彼之祖父偷越至此，本干中国海禁，今则海禁虽弛，而彼等已半入英籍矣。（《南行记》:7）

难道辜鸿铭1881年与马建忠的新加坡之会，只是辜鸿铭四十年后的想象——或者，他将堂兄辜尚达在槟榔屿与马建忠会面的经历部分地嫁接到了自己身上，以便为自己“重新变成中国人”的决定性“时刻”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以及一个实际不在场的重要见证人即马建忠？不管怎样，辜鸿铭撰写这篇自传的时候，马建忠和吴广霈均早已作古。难道辜鸿铭杜撰这么一个“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时刻”，是为了掩盖另一个重大的“亲身经历的深刻”？或许他觉得必须赋予自己“重新变成中国人”的时刻以一个具有“文坛佳话”色彩的“象征性事件”，给读者造成一种先入之见，使之不再去探究为他本人讳莫如深却一直像刺一样扎在他身体深处的“受辱”的时刻？

三、科鲁洪探险队

辞去新加坡辅政司译员职位后，辜鸿铭去了香港。他哥哥1882年将公司由福州迁到香港，兄弟俩在香港团聚了。但很快，辜鸿铭的名誉就因为一个英国人而遭到损坏，无法在香港再待下去。关于辜鸿铭在香港两三年的生活，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约略提到：“你还记得在香港时，早餐前我们常常在你的单身公寓里争论个不休？”（Ku, Part 2:78）这说明他主要活动在英国人圈子里，而正是这个圈子的介绍，使他在1881年年底结识了一个来自英国并计划到中国西南边疆刺探情报的探险家——阿奇巴德·科鲁洪。不过，在“乌石山教案”余波中写出要将“他们”（英国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狂风扫尽尘埃”的诗句后，在辞去新加坡辅政司译员职务后，民族意识已然觉醒的辜鸿铭却“自告奋勇地”充当这支试图为英印政府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腹地的通道的英国探险队的首席翻译，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但前引翟理斯《中国当前事态》对包括辜鸿铭在内的南洋归国华侨的观察（“他们作为大英子民和中国臣民的混合的变动的特征”）可以解释这种矛盾性。

一种流传的说法是将辜鸿铭参与此次探险附会为他在与马建忠长谈并决定“重新变成中国人”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即“饱览祖国形胜”，如王成圣说他参加探险队是“为了便于重回祖国怀抱，游历华南山川，不惜屈就”。骆惠敏则主要从经济方面分析辜鸿铭何以参加这次探险，说他辞职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不过，他没有考虑辜鸿铭的哥哥此时已在香港开办公司，他完全可在哥哥的公司帮忙。此外，骆惠敏，正如其他研究者，都没有探究这支英国探险队的动机，这就像辜鸿铭一开始接受探险队聘请时，也并不了解这个动机，而一旦意识到这个动机后，他就试图让这桩“探险事业”半途而废。

参与探险队的这段经历不见于辜鸿铭本人任何文字，因此它也就在他人的讲述中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例如吴相湘就一笔带过：“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辜参加一英国探险队担任译员，随队往中国广州拟赴缅甸曼德勒。到达云南时，辜发现前途困难而舍弃这一工作，转往香港居留。”他在这里将辜鸿铭在广西百色（不是云南）中途退出探险队解释为“畏难”，暗中认可了科鲁洪对辜鸿铭的评价。事实上，有关辜鸿铭中途退出探险队这一“事件”的文字叙事，被科鲁洪一人所垄断（探险队另一个英国人瓦哈布在后一段旅程中患重病，到缅甸就一病不起，不久在转往英国的海船上病亡；辜鸿铭本人从未将这段经历笔之于书，但私下告诉过翟理斯，但翟理斯虽数次在著作中谈到这一事件的“辜鸿铭版本”，却并未提供具体内容；探险队其他华人——助理翻译、仆人、水手、厨子等等——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再现”这一事件以及辜鸿铭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和行为。自传（科鲁洪这本探险记本身就是自传）是建构传主的主体性的叙事行为，尤其对科鲁洪这种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来说，其主体性往往膨胀到专横的程度，而这种专横不徒见于身体行为，也见于叙事行为。

在这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的探险中，在探险队队长科鲁洪与随队首席翻译辜鸿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辜鸿铭的人品受到怀疑，名誉受到损害，以致尽管他内心受此重创而一生难以平复，成为清末民初最为有名的“攘夷论者”，而他却不愿言及一二？

正如马建忠1881年夏秋的南行负有调查马六甲海峡一线鸦片运转加工情形并劝说英印政府阻止鸦片走私的半秘密外交使命一样，科鲁洪1882年年初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探险也负有半秘密使命，即绕开马六甲海峡一线（这正是马建忠致力于阻止印度鸦片走私输往中国的线路），从英国殖民地下缅甸另辟一条陆路贸易线路，以深入中国西南，不仅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商品”（鸦片）打开一个大市场，而且可以把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渗透到中国的这一边疆地区。这实际是在破坏马建忠正在试图推进的官府经营鸦片贸易政策。此外，西南地区也是与英国形成竞争的法国的目标，英国人担心一旦法国势力抢先一步渗透，则英国就被挡在了外面。

槟榔屿辜氏家族从辜礼欢时代起就协助英国人向缅甸方向扩张，尤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在辜尚达成为槟榔屿首富后，为开采新的锌矿，不断向富含有色金属矿脉的马来半岛内陆山区拓展，这样就与英国人的在马六甲海峡之外另辟一条内陆贸易捷径的既定计划不谋而合。正如萨尔·德赛所说：“如果说19世纪前一阶段英国的重点是利用海路，那么，在后一阶段，在确保其在马六甲海峡沿岸以及南海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英国的兴趣已越来越转向利用和垄断穿越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后门的缅甸这条陆路。”其时英国已占据下缅甸（“英属缅甸”），时刻觊觎作为通向中国云南边界的古商道的上缅甸。可以说，在打通缅甸—云南内陆贸易捷径上，英国殖民者的利益与海峡殖民地华人富商的利益高度重合。谈到槟榔屿华商与英国向缅甸的扩张之间的关系，罗纳德·厄格勒托写道：“英属缅甸的华人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富裕的社团——这比缅王控制该地的时代更为突出。早先中国人从北部（中国西南）移民而来，而缅甸被英国殖民前中缅之间通过多条水上商路进行贸易，但在英缅战争（1824—1826）之后，华人向英属缅甸的移民——尤其是向城镇移民——大为增加。来自英国控制的槟榔屿的海外华人充分利用了英国人给丹那沙林河两岸带来的‘和平’加强了贸易、采矿（尤其是锡矿开采）和渔业方面的活动。”这一“内陆贸易通道”将从英国已经据有的印度殖民地、海峡殖民地和在1852年征服的下缅甸向北穿越当时尚为缅王领地的上缅甸，然后与从缅甸八莫到云南腾越（今腾冲）的缅甸—云南传统贸易通道连接，进入中国。麦克马洪在1886年发表的《缅甸边境部落与贸易通道》一文中回顾19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对缅甸—云南贸易通道的关注，写道：“非同寻常的兴趣集中在了这些山区野人身上，因为他们控制了从八莫到云南边境城镇腾越的贸易通道，这些通道过去实际足以让中国军队和大型商队进出缅甸。”然后他谈到斯拉登上校和柏朗上校分别在1868和1875年从缅甸方向对这条古道的探险以及科鲁洪1882年从云南方向对同一通道的探险，加上传教士和其他探险家提供的情报，他认为英国对这一地区的知识已经足够，“即便我们目前尚不能（从缅甸）铺设一条通向云南腹地的铁路，我们也不该仅仅满足于以等而下之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计划”。

处于缅甸之南的暹罗王国因为担心法国人入侵而与英国合作。据1882年1月乘“巴坎提”号轻型巡洋舰途经新加坡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阿伯特王子和威尔士王子与来此与其会面的暹罗王子的会谈，“暹罗政府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十分担心法国人，于是转而求助于英国。他们愿意修筑一条从仰光到靠近我们缅甸属国边境的城镇内杏的铁路线，如果英印政府准许这条铁路线与英属缅甸的毛淡棉港连为一体的话。这条铁路线将为我们的商贸打开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并可挫败法国人在我们的边境的图谋。这条铁路线的修建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物质障碍，它必将成为穿越缅甸诸邦通向中国西南的一条‘金路’”。

科鲁洪将自己此次探险视为六年前布朗上校探险队的未竟之业的继续。1875年年初，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遣，公使馆翻译马嘉理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弄到几张文书，作为他从北京出发穿过大半个中国然后由云南进入缅甸的凭证。有此凭证，他一路并没有受到妨碍。他一路心头回荡着“我来了，我征服”的铿锵句子，边旅行，边暗中刺探沿途情报，像军事地图绘制人员一样记录山川地理、城镇驻军。沿途的中国地方官员因他手里持有朝廷颁发的凭证，按中英之间的条约规定，对他优礼有加。马嘉理到云南南甸时，南甸都司李珍国（李协台）在他的不断要求下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在马嘉理死后经阿礼国整理出版的《马嘉理旅行记》记载了1875年1月12日李珍国（Li Hsieh Tai，即李协台）如何接待他：

一个性情残暴的前土匪，叫Li Hsieh Tai的，曾在1867年攻击过我们前次派出的探险队，他最近因镇压当地起义者 [此即麦克马洪笔下的“山区野人”，他们受英国人怂恿和支持进行反叛，试图将这一“通道地区”并入印度殖民地——引者]而受到朝廷嘉奖，掌控本地军队。他驻守这里，我倒挺好奇想看看他怎么接待我。让我大吃一惊，他给我行了跪拜礼，给了我最高的荣耀。他找来一些乡绅以及蛮族的头人，以极大的敬意向他们介绍我。我们围坐在一个洞窟般的阴暗小房间里，互相吹捧，作为客套。李告诉我，我持有朝廷颁发的凭证，理应受到保护，他们会关照我。

按中英商定的官衔等级，英国公使馆秘书马嘉理的职位高于都司，因此李协台在他面前行跪拜礼，并非给他最高荣耀，而且他持有北京颁发的护照，地方官员按律自然对他加以保护和关照。李协台是按中英条约行事，这却给傲慢的马嘉理一种错觉，认为日后当他和柏朗带着一支由几个地理学家、工程师、测绘人员以及三百名武装卫兵组成的探险队从缅甸进入云南，并且无须中国政府任何凭证，不必知会云南当地政府，也不会有任何妨碍——按照国际法，这已是货真价实的武装入侵了。

马嘉理顺利越过边境线，到达缅甸，与等候在那里的柏朗探险队汇合。在这支英国探险队尚在缅甸做准备时，时在缅甸公干的李珍国听到消息，急向云南腾越发去信函，让其部下及当地民团在各卡口设防。2月21日，当马嘉理率领的先遣队进至腾越附近时，被当地军民拦截，发生冲突，马嘉理开枪伤人，他本人及四名卫兵随即被戮，尸体被抛入当地一条河里。后随的探险队及其武装卫队也在数千当地军民的驱赶下被迫退回缅甸。“马嘉理案”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意存掩护，归罪野人”，并派出吴启亮、李珍国入山围剿土匪，4月又派李珍国赴缅“赍送诏书”（刚于2月25日登基的光绪帝给缅甸国王的册诏）。英国公使威妥玛指控岑毓英“虚诬”，并根据英方秘密掌握的情报明确给出“Li Ch'én Kuo”（李珍国）的名字，威逼清政府，暗示若不接受英方条件，英方将诉诸武力。

数千里之遥的朝廷对“滇案”详情并不了解，担心牵涉云南官府，使中英谈判陷入被动，屡次斥责岑毓英“任意迟延，归罪野人，并不查明实情奏报，亦不研考事理”，“时阅半年之久未能确查具奏，实属不明事体”（《光》一：207），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威妥玛在烟台谈判的同时，并派四川总督李翰章赴昆明对留置在那里的包括李珍国在内的一干云南地方军政官员以及其他“肇事者”进行审讯，英方派员前来听审。为确知案情真相，李翰章“密派总兵李胜潜赴腾越、蒙允一带逐细访查”（《光》一：239），在发往北京的密奏中称：“都司李珍国，密谋事前，有寄腾越众绅函信。蒋宗汉、吴启亮亦供事后闻李珍国实有各路布置之事，罪无可辞，业经奏参革职。”清政府为取得主动，先将腾越总兵蒋宗汉、腾越厅同知吴启亮、南甸都司李珍国暂行革职。烟台方面的谈判既以中方接受英方开出的条件告终，英方达到目的，威妥玛也就顺便表示“责其既往，莫若保其将来，请将案内各犯宽免”，这就为清政府保留了一些面子，又避免了云南军民可能因这些地方要人被法办而对英国人产生更大仇恨。于是，经李鸿章奏请，“除署腾越镇总兵蒋总汉、腾越厅同知吴启亮业经革职毋庸议外，已革都司李珍国，及匪犯而通凹、腊都等十一名，应得罪名，均着加恩宽免”。

英方提出中方须派大员前往伦敦谢罪，于是才有郭嵩焘出使英国。作为李鸿章幕僚，马建忠不仅参与了烟台谈判，而且次年8月以译员身份随郭嵩焘前往英国（那时辜鸿铭正在爱丁堡大学就读，肯定从英国报纸上读到了连篇累牍报道的“滇案”以及被威妥玛指控为“首犯”的李珍国的名字）。李珍国被革职后，其后数年行踪无考，但到1878年，也就是“滇案”发生三年后，经新任云南巡抚潘鼎新奏请，已革腾越总兵蒋宗汉得以“留办军务”，“着以副将用”，而已革南甸都司李珍国想必此时也被“补用”，因为在1882年初，当科鲁洪探险队抵达广西百色时，他们见到了驻守广西百色的“协台”李珍国，而且，在一次与探险队的闲聊中，“他说他非常不喜欢百色这个地方，好在他在百色三年的军职快结束了；他希望退休后就能过上安逸的日子。他更喜欢云南老家凉爽宜人的气候”。思乡心切的李珍国可能染上了烟瘾，至少根据岑毓英1883年年初的一份奏折提供的理由是如此，于是上谕将数位地方官革职，其中包括李珍国：“又谕：岑毓英奏，补用都司李珍国，嗜好滋深，庸懦无能……着即行革职，以肃戎行。”李珍国得以回到腾越家乡，1889年去世。岑毓英是李珍国的老上级，一直对他暗加保护。他对朝廷处分他的将领不满，以丁忧之名返回老家赋闲，但很快又被朝廷起用。岑毓英和李珍国均为彝族，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以及作为边官的守土之责，是挡在英国人的扩张图谋之前的第一道障碍，因此他们就在英国报刊上被描绘成恶魔一样的人物，而马嘉理则被神话为英雄。

历史事件有时会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重复自己。1875年云南腾越的幽灵们纷纷出现在1882年的广西百色：为完成布朗探险队未竟之业的科鲁洪探险队正在接近百色，而曾谋划截杀马嘉理的南甸都司李珍国此时以“补用都司”身份驻守百色，“手下有大约两千人马”。那么，在这个现实与历史发生重叠的场景中，科鲁洪探险队“首席翻译”辜鸿铭能从当初腾越事件中哪个人物身上发现自己？——那肯定是任布朗探险队翻译的马嘉理了。不仅如此，马嘉理与辜鸿铭在不同时期还分别担任过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私人秘书。

如果说科鲁洪探险队从广州出发前，辜鸿铭还只把自己看作一个“打零工”的随队翻译，并对这次“科学探险”充满热情，那么，当探险队出发后，他肯定渐渐发现探险队的真实目的并非如科鲁洪所说是“科学考察”，而是为了完成布朗探险队未竟之业——刺探中国西南情报以便为英国开辟从缅甸到云南的“贸易通道”提供情报。这个“发现”让辜鸿铭顿时感到马嘉理的英国殖民主义幽灵附体在自己身上——他在充当着另一个马嘉理。作为不久前在福州经历过“乌石山事件”并写下“将你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狂风扫尽尘埃”的诗句的“一个年轻中国人”，辜鸿铭居然在为英国殖民者提供关键的翻译服务，这令他感到不安，而他抗拒、摆脱乃至杀死自己身上这一幽灵的方式，是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退出探险队，迫使科鲁洪探险队像布朗探险队一样无功而返。

科鲁洪是英印政府工程官员，也是英国政府情报人员。他从布朗探险队的失败看出，若从缅甸进入关卡甚严的中国云南边境，势必引起外交纠纷，而以非官方的私人旅行名义，从广州出发，沿西江向西南地区深入，则可能达到目的。他说“我的想法是，私人的不引人注目的旅行可以达到官方色彩的探险不能达到的目的”。他的想法获得了英国驻东京公使“哈利·帕克斯爵士的赞同，建议他不必走从北京申请护照的正规程序，免得引人注意，被人怀疑”。不申请护照而深入内地旅行，已违反中英条约，尤其是1875年马嘉理案发生后，中国政府为避免类似纠纷发生而再次声明：“洋人入内地游历，各国条约内均经载明，必须持有执照盖用中国印信，经过地方随时呈验放行，倘有不法情事，亦载明就近叫临事官办理，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各省督抚务当通饬所属地方官细核条约本意，遇有各国执持护照之人入境，必须照约分别办理，以安中外而杜衅端。”（《光》一：254）

科鲁洪的探险计划是在广州雇一艘“河渡”（大型帆船），沿西江逆流而上，抵达广西百色后，河渡原路返回，探险队改由陆地穿越云南，抵达缅甸，全程约二千四百公里。当时下缅甸已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正加紧对与云南接壤的上缅甸的征服。科鲁洪的计划得到英国政府、英印政府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支持。他在一年后出版的《中国西南探险记》中谈到当初他提出这一计划时各方的反应：“这一拟议中的探险考察计划的重要性很快就获得英印政府的完全认可。当我返回英国后，商业团体不仅认可了以我提议的方式为英国商品开辟中国西南市场的重要性，各个商会也业已采取步骤来资助我实施这一计划。”（Across:vii-viii）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还将一些贵重的测绘设备借给了他。

辜鸿铭一开始显然并不知道科鲁洪的秘密身份，而科鲁洪也显然把辜鸿铭误为一个“大英子民”。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与辜鸿铭无话不谈，并不怎么回避谈论此次探险的动机。这种坦率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坦率。但正是科鲁洪探险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动机引起辜鸿铭的警觉。如果不去考察科鲁洪此次探险的动机，而将辜鸿铭中途离开归结为他的“畏难”，那就恰好落入科鲁洪的叙事陷阱。

1881年12月8日，科鲁洪和制图师瓦哈布（Charles Wahab）离开伦敦，于1882年1月19日抵达广州，获得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大力支持。本来领事馆秘书乔丹将担任探险队翻译，因为他懂粤语和官话，但考虑到自己的官方身份，他最后决定不去，而向科鲁洪推荐曾给戈登将军当过翻译的一个上海人任随队翻译。科鲁洪一边准备探险所需物资，一边等待翻译的到来，但翻译迟迟未到，而科鲁洪必须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探险，否则暴雨和山洪将使整个探险计划泡汤。科鲁洪于是决定去香港另找翻译：“在香港，我找到了一个华人绅士，叫鸿铭·辜，他不仅各方面看起来都是合适人选，而且也急切想以翻译身份随探险队前往……我想我们真够幸运的，能有这么一位绅士提供服务，他官话讲得好，英语也出色。他在苏格兰受过六年教育，他保证自己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有教养的旅伴。”（Across:11）但辜鸿铭当时粤语讲得不好，而穿越广东和广西的这些河流上流行的是粤语，科鲁洪还必须另找一位精通粤语的翻译，于是，英国驻广州领事休勒特将领事馆一个华人听差交给科鲁洪，作为助理翻译。科鲁洪再次谈到辜鸿铭，对他非常满意：“鸿铭·辜先生是一位有文化的绅士，曾在欧洲多处留学并广为游历，熟稔欧洲文学，对中国经典以及历史也涉猎甚广，并十分关心自己的民族。他还不止这些——举凡今日中国佬所缺乏的美德，全集中于他——他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品质，缺了它，其他美德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那就是他对他将与我们一起从事的那个工作无疑感到一种真正的兴趣。”（Across:18）

到1882年2月4日，万事齐备。当夜，由两个英国人（科鲁洪和瓦哈布）、两位华人翻译（辜鸿铭和“听差”）以及华人船主、船员、厨子、仆役组成的探险队在广州西江登上一艘名叫“常兴号”的宽敞帆船。辜鸿铭被安排在船尾一间单独小舱室，“两侧全是小门和小窗，颇为便利”（Across:47-48）。他还带了一个专门伺候他的仆人。由此看出，科鲁洪一开始的确把辜鸿铭当作“大英子民”，地位次于真正的英国人、高于真正的中国人。次日一早，“常兴号”出发，英国驻广州领事休勒特率一干人员在码头送行。由于担心沿途受到盗匪袭击以及民众敌视，科鲁隆和瓦哈布常身着中式官袍掩人耳目，而民船“常兴号”也被他们秘密武装起来：“上层外侧分别安放了一门口径同为一英寸半的炮……船内藏有十二把老式大口径短枪、六柄长矛、三把叉子、三把戟、六把老式马枪以及一把左轮枪。”（Across:46）

瓦哈布负责沿途摄影和绘制地图。在他为辜鸿铭所拍的几幅照片中，可以看到辜鸿铭留着短辫，穿着中式长袍，实践了几个月前他在槟榔屿对自己家族所宣布的“开始蓄辫子，改穿中式服装”的誓言。但出发不久，科鲁洪就惊奇地发现辜鸿铭失去了他出发前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而且，船到广西浔州府（桂平），专门伺候辜鸿铭的仆人就宣布退出探险队：“船到浔州府，伺候鸿铭·辜先生的那个仆人不愿再往前走——他本是一个机灵的仆人，却老紧绷着脸，令人不舒服，而且时常显得阴沉——他既然已拿了20美元预订金，又没签什么合同，他就想着离广东越远，就越难以高兴起来，于是就认为干两星期活却拿了两个月预付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旅行，有一个不顺从的仆人，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很高兴让他走。”（Across:102）

但科鲁洪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辜鸿铭也准备脱离探险队。实际上，他的仆人打算离开探险队，可能就是出自他的谋划，是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此后他开始怠工，让科鲁洪日益不满。到百色后，探险队拜访了百色县丞、知县和驻守百色的协台。在与协台的一次散步中，科鲁洪突然感到此人的名字听来耳熟，并记起当初在英国报刊有关云南镇压当地部落骚乱的报道中多次出现过，但科鲁洪——经由辜鸿铭的口译——却把这位协台的名字拼成了“Li-hsin-kü”，这样他就万万没有想到“Li-hsin-kü”正是当初策划截杀马嘉理的腾越的“Li Ch'én Kuo”。同时，按官职音译，科鲁洪称百色这位协台为“Li Chen-t'ai”（李协台），却不知它就是当初被英方指控为“首犯”的“Li hsieh-tai”的音转，他甚至将“Li hsieh-tai”拼成了“Li si tai”。这都是辜鸿铭“口译”的结果。由于科鲁洪根本不懂粤语、官话和云南方言，加上当时西方人发明的中国姓名西文拼写方式多种多样，造成同一个名字音译出现差别，而同一个人在科鲁洪那里就变成了不同的人。

但当科鲁洪向李珍国试探性地提到自己在英国时就知道他的大名时，李珍国自然以为他指的是马嘉理案（这是他一生最为出名的事了），于是自辩道，马嘉理死于“悍匪”之手，他对马嘉理被杀感到难过，不过，马嘉理被杀时，他“正丁忧在家，倘若当时自己在场指挥，决不会让这种事发生”（Across:262）。“丁忧”一说，自然是李珍国的编造，当时他的确不在场指挥，但朝廷的秘密调查和英方起获的信件均证明他在缅甸布置了这一切行动。在马嘉理案发生大半年后，当朝廷派员来审理案情时，确有一个人借口“回乡丁忧”，但那是云南巡抚岑毓英。在《中国西南探险记》出版25年后，科鲁洪就当初的探险经历又出版了一本内容重复的《四大洲纪行》，其中提到他在百色遇到的那位“将军”时说：“当马嘉理被杀时，此人正驻守藤越，他本该为马嘉理提供保护，但他那时丁忧在家——所谓‘丁忧’，中国人的意思是完全卸去职务乃至责任。”（Dan:146）他相信了百色那位李协台编造的故事。

科鲁洪对预谋杀死马嘉理的Li si tai恨之入骨，他后一本书中谈到马嘉理案时说：“谁为这起谋杀负责，尚无定论，但嫌疑集中在一个名叫Li si-tai的边境官员身上，他为中缅双方工作，由于中缅双方都同样反对在它们两国边境开辟一条通道，反对大型外国探险队穿越它们共同的边境，它们双方无疑构织了一个阴谋。”（Dan:135）英国人对李珍国的仇恨不仅在于他密谋了截杀马嘉理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挫败了英方的一个重大计划。

科鲁洪还在《四大洲纪行》中谈到自己后来抵达云南-缅甸边境的腾越并准备循着马嘉理当初的路线出境时，遇到那里的中国边境官员阻挡，让他们从“另外一条新路”走，但那里根本就不存在“路”:“中国的‘road'（路）这个字在欧洲人听来容易产生误解。中国有很多‘路’，好路和坏路，但这些‘路’并非如这个词所指的那样是‘造’出来的。以前，那个中国边境官员Li si-tai说哪条路是路，它就是路，而这个人与马嘉理被杀脱不了干系，我曾听说过他许多事情，尽是些邪恶之事。”（Dan:153）25年过去，他依然不知道自己在广西百色遇到的那个缺了一只耳朵、样子相当威严但礼貌周全的李协台就是当初在云南腾越预谋截杀马嘉理的那个李协台。

本来，李珍国完全可以根据朝廷对各地官员的申饬拘禁没有护照的科鲁洪和瓦哈布，将其转交给离得最近的英国领事，但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新一轮中英外交纠纷，他就止于以礼相待了，并给探险队将要经过的沿线上的几个官员朋友分别写了介绍信，表面是提供方便，实际是令其暗中监控，保证其秋毫无犯地出境。这也显示出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野蛮扩张的时代，这个地域辽阔而交通和通讯技术又落后得无法使北京的外交部门即刻亲临现场而只能将这些日益增多的外交纠纷的临时处置权交给边境官员的国家的尴尬，而边境官员的处置方式和处置能力又可能引发两国间外交冲突乃至战争。

百色的知县、县丞以及李协台分别到“常兴号”上回访探险队一行。这种来往应酬还继续了几次。不过科鲁洪发现，“怠工”的辜鸿铭此时却没闲着，常独自一人上岸去拜访这些地方军政官员，至于谈了什么，他却对科鲁洪守口如瓶。这令科鲁洪相当不快，作为一个刺探情报的间谍，他担心事情不在自己掌控中。辜鸿铭肯定知道百色的李协台就是腾越当初的那个李协台。在百色亲眼见到轰动一时的“马嘉理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辜鸿铭内心肯定颇有触动。他不会不把科鲁洪探险队视为另一支“布朗探险队”，而他本人作为科鲁洪探险队首席翻译，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探险队从广州出发前，科鲁洪就从辜鸿铭身上发现了一种令他赞赏的品质——“他十分关心自己的民族”——但科鲁洪没料到，实际也未意识到，这同一种品质阻止着辜鸿铭跟随探险队继续往前走，为英国开辟从缅甸到云南的通道，使英国的鸦片和殖民势力渗透进西南边疆。

正如科鲁洪把辜鸿铭的仆人中途离去的动机解释为“经济”，他也把辜鸿铭的“怠工”视为“经济动机”使然，说他以此要挟，希图获得更多报酬——或者，等而下之，是因为看到前路充满艰难困苦和生命危险而胆怯了，因为在他们离开广州后不久，沿途就不断有揭帖，威胁要杀死这两个英国人。不管怎样，辜鸿铭越来越不合作了。一天，在拜访李协台后，科鲁洪回到船上，却发现：

早餐还没有准备好，尽管已经过了中午一点。仆人说厨子上岸到市场买菜去了。在过去的二到三天里，我已察觉到一些小小的迹象，将它们叠加在一起，就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华人仆人们故意不听话了，不再办事稳妥或相处愉快，而这无疑要归咎于这一事实，即鸿铭·辜先生撂挑子了。

这一极为不幸的事件，部分是因为鸿铭·辜先生对他的职责有所误解，但我想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不想继续云南之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以致尽管就我们一方来说，我们在各方面已尽力待他如我们自己人，考虑周全，但他还是故意冒犯人，或借故找茬，不想从百色往前走了。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实际上，当初，刚离开广州时，我们就明显地感觉到，他对自己本该十分明确的职责缺乏任何概念。他不知道服从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尽管并不影响友谊，但对任何像我们这样的探险来说却必不可少。他完全缺乏干劲，令人遗憾，不久我们又发现，他（尽管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旅伴，对此我必须公正指出）因为缺乏热情和干劲，完全不适合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我相信，事实上他当初只是希望去探险，不切实际地被探险所吸引，想去陌生之地旅行以猎奇。他最初显露出来的热情（这热情中透露出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让我们一开始就感到担心）一点点化为乌有，最后就踪影全无了。

当我们快接近百色时，也就是快到水路旅行的终点和陆路旅行的起点时，前路艰难的现实成了他焦虑的中心。离百色越近，穿越云南和上缅甸（就气候和人身安全来说，这一地区向来名声不佳）的旅行的艰苦乃至危险对他来说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难以忍受。结果，就要抵达百色时，他宣布自己到百色后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希望随船返回。当一个人失去他对像我们这样的旅行的任何兴趣和热情，那再挽留他，就是徒劳的了。（Across:257-258）

当听到“首席翻译”要脱离探险队时，“听差”（助理翻译）“也立即表示要随船一同返回广州，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不再随我们继续走下去。这一下子就造成了一个关键岗位的空缺。我们的两个翻译都不愿意继续走下去，而我们的仆人看到这些，同时预感到前路之艰辛，也就表现出不服从的迹象，这着实让我焦虑不堪”（Across:259）。科鲁洪想，如果强迫仆人随行，那么他们大有可能反击。为了不与仆人们发生冲突，科鲁洪和瓦哈布就故意表现出他们将单独进行剩下的探险之旅的样子，但“没有了仆人和翻译，我们就不得不改变原先计划的线路”。在陷入僵持的几天里，辜鸿铭常常独自上岸去拜会百色地方军政官员。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科鲁洪记载道：

鸿铭·辜先生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去见了知县，并与知县就欧洲的情况进行了长谈。后来他们转而谈到欧洲妇女大量走入社会以及此种状况对男人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的首席翻译试图向他解释妇女走入社会多么好，利于道德完善。知县不能理解他的话，问：“但女人怎么能被允许露面并参与谈话，就像欧洲那样？”他老是纠缠这一话题。当鸿铭·辜先生说在欧洲男人只被允许娶一个妻子并表示一夫一妻制甚好时，他回答说：“你这样认为，可那里的女人不是准许有两个丈夫吗？”他似乎认为欧洲女人想要多少丈夫都可以，正如中国男人可以有许多妻子。（Across:271-272）

这些“长谈”的内容，辜鸿铭肯定对科鲁洪有所隐瞒，因为他与知县——这位地方官在查看科鲁洪的船舱时，像李协台一样，只对他们带来的地图表现出强烈兴趣——不可能在几个小时里尽谈有关女人的话题。不管怎样，在与这些地方军政官员长谈后，辜鸿铭就决意离开探险队。科鲁洪说：“鸿铭·辜先生并没有因为抛弃我们而有任何内疚，也不作任何解释，并似乎准备袖手旁观我们两个英国人在此后从百色到云南的旅行中没有任何翻译陪伴。”于是，他作出结论说：“当我试图不带任何偏见将这件事写进本书时，我不禁想到，他所受的欧洲教育并没能教会他我们欧洲人为之自豪的一个特点，即永不抛弃同伴。几乎每一个欧洲人，若身处与此相似的境地，即便受到更糟的对待，他也不会——不愿——折身回去。鸿铭·辜先生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情，向我们揭示出他的中国佬特性。”（Across:275）这就是自以为是的帝国主义者的说辞了：他图谋别人的国家，并将一些起初不知真相的人带入险境，却指责他们缺乏责任感、冷漠和无情。

过了几天，事情却出现了转机，本来要随辜鸿铭一起返回广州的“助理翻译”因考虑到他的主人、英国驻广州领事可能会因为自己中途返回而解雇自己，突然向科鲁洪表示愿意随队继续前行，这让科鲁洪有了起死回生的感觉（后来这位翻译随探险队抵达大理后，也折回了，让科鲁洪大为恼火，将非常恶毒的评价写信告诉了他的主人），并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一切就绪之后，3月15日中午，他们与准备同时启程返回广州的河渡告别后，就出发了。出发前一日，科鲁洪给当初把辜鸿铭介绍给他的斯图亚特写了一封信，封好交给辜鸿铭，让他转交：

我很抱歉告诉您，由于鸿铭·辜先生到百色后就不愿再往前走，我们深感失望和挫折。他对自己的职责的理解与我迥然不同，其结果是，当我和他的关系变得紧张之后，快到百色时，他就甩手不干了。我在此不想琢磨他这样做的动机以及在对待他的态度上我是否有错，我写信只是为了告诉您，他中断了他的翻译职位，要随那艘把我们送到百色后就将返回的船回去。让我为难的是，我和他之间尚余金钱关系未了断，我和他同意将此事托付给您和“中国邮政”的贝恩先生解决，我和他均愿接受您的定夺。（Across:282-283）

信中详细列出了账目，除去返回广州的路上开销，辜鸿铭也就只获得了预支的那区区100美元。但这不是钱的问题，否则辜鸿铭当初就不会先后辞去英国驻华公使馆和新加坡辅政司的译员职位。从广州一出发，他就已经看到那两个英国人以殖民主义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眼光仔细观察着两岸，不时登陆进行实地考察，所到之处，举凡山川、险要、城镇、衙门、驻军、民族、民情、物产（尤其提到本地种植的鸦片，它们是未来印度鸦片的竞争对手）等等，无不一一记录，并绘制详细地图。或许，辜鸿铭已发现他是英印政府资助的情报人员，而不是只为猎奇而来的探险家。科鲁洪本指望在辜鸿铭身上看到一个“欧洲人”，却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佬”。但此时科鲁洪闭口不提他在发现辜鸿铭是一个不合作的“中国佬”之后的有失“绅士”身份的一个举动，而辜鸿铭更是将这起事件作为永志难忘的耻辱深埋于心。

四、流落上海

探险结束后，科鲁洪返回英国。1882年11月13日晚，他向皇家地理学会成员宣读了探险报告。皇家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报告谈到了辜鸿铭：“我被迫到处寻觅一位合格的翻译，在多方努力后，终于在鸿铭·辜先生身上找到了，他是一个中国绅士，获得过文学学士学位，英语说得极好，官话也说得好，对粤语也不算陌生。我相信他曾受雇于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为其私人秘书，后又受雇于新加坡辅政司。他是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向我隆重举荐的，既然他本人对这次探险也非常有热情，那他就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了。”但探险队到达百色后，“我们遭遇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困难，以致差一点使我们无法再继续后面的探险了，那就是我们的那位首席翻译——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绅士，英语和德语说得极为流利，一张口就能引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显然完全不适于探险工作。他抱怨我对他不够谦恭有礼，然而事实却是，越是接近旅程的困难阶段，他对探险就变得越发厌倦。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他的勇气和忠诚，不过但愿他在弃我们而去之后还能有羞愧之心。”

报告也被提交给英印政府。科鲁洪后来骄傲地说，他在其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已被英印政府采纳。1885年，英国占领上缅甸，将英国殖民地推进到中国云南边境。在撰写报告的同时，科鲁洪还写了一部有关这次探险的回忆录，此即1883年4月伦敦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西南探险记》。该书立即在英国以及包括槟榔屿和香港在内的英国东方殖民地以及中国口岸的洋人圈里引起极大关注，再版不说，次年连法文译本都出版了，而读者不难在其中看到屡屡出现“Hong-Beng-Kaw”这个华人名字。这个叫“鸿铭·辜”的中国佬尽管在欧洲受过长久的教育，却未能如英国人所设想的那样真正成为一个“英国人”或“欧洲人”。已内化为他的血液的以“胆小”“懒惰”和“贪财”为特征的中国“种族劣根性”使他中途退出探险，险些让这次为英国政府、英印政府以及英国鸦片商人所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资助的以打通缅甸—云南贸易通道为目标的探险夭折于百色。

该书甫一问世，英国《学术》杂志就发表书评，对科鲁洪和瓦哈布“艰苦卓绝的探险”给予极高评价，然后笔锋一转，谈到探险队里的华人：“仆人和脚夫的叛乱（mutiny）以及他们的翻译——一个叫鸿铭·辜的，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性格弱点在书中受到了公正而不失分寸的谴责和鄙视。”香港英文杂志《中国评论》1883年第12卷也发表书评，将书中描写的辜鸿铭退出探险队的事件作为重要部分介绍给读者，并评论道：“鸿铭·辜先生是受过一流英国教育的中国人，但科鲁洪先生却发现他依然是一个中国人。他不爱自己的旅伴，对在炎热季节在内陆旅行数月的前景感到厌倦，他满不在乎地置两位旅伴于危险境地而不顾，于是，他就和他的仆人一起随船返回了。”这些书评全部接受了科鲁洪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以及他对辜鸿铭的评价。连考证辜鸿铭归国早期经历甚详的骆惠敏也被迷惑，采信了科鲁洪的陈述，而且仅仅依据科鲁洪1883年出版的《中国西南探险记》，没留意科鲁洪1908年出版的《四大洲纪行》——后书虽大致重复了前书有关“这一事件”的陈述，却不得不多少透露一点前书避而不谈的他本人在这起“事件”中的非礼举动——因此，骆惠敏轻率地写道：“至少有一个中国作家宣称，辜鸿铭之所以中途甩手不干，是因为，作为一个骄傲的学者，他发现他的洋雇主的傲慢难以忍受。但我们也得听听科鲁洪对此事有何说法。”（Ku, Part 2:92）“雇主的傲慢”语焉不详，但骆惠敏仿佛认为科鲁洪是这起事件的沉默者，于是就大段引述科鲁洪《中国西南探险记》中“有关这一事件的科鲁洪版本”。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公之于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辜鸿铭版本”，尽管他的名誉因科鲁洪版本而大受损害，却没有公开为自己辩白，而且，在科鲁洪版本已抢先公之于众并形成一种固定印象后，他再去为自己辩白，在这个主要由英国殖民者组成的圈子里为自己辩白，也是徒然。

《中国西南探险记》至迟在当年7月就流传到了香港。谁都在打听这位“Hong-beng-Kaw”是谁。这样，因为科鲁洪这本书，辜鸿铭在香港就名誉扫地了，不得不离开香港，再度前往福州。尽管骆惠敏将辜鸿铭由“这起事件”而获得的坏名声归咎于辜鸿铭本人，但他对辜鸿铭在此之后长达两年半的苦涩处境的描述无疑是准确的：

这一事件给辜鸿铭带来的知名度使他在找工作上遇到麻烦，尤其是向他开放的那类工作又非常有限，而潜在的雇主，其中大多数外国人，尽管广泛散布在从北京到香港、新加坡和槟榔屿这一地带，却属于同一个密切的社会圈子，一有新闻，就可传遍整个圈子。科鲁洪的《中国西南探险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出版，书中谈到了这一事件。这本书在次年初[应是同年夏秋，即1883年夏秋，该书出版半年后——引者]就进入了各条约口岸城市和东方殖民地的那些俱乐部图书室，其中包括设在上海的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的俱乐部图书室，而辜鸿铭多年来是这一支会的成员。的确，我们完全不知道辜鸿铭从百色返回后，直到我们再次遇到他，两年半的时间里他靠什么为生。这段经历他回忆起来自然苦涩。（Ku, Part 2:94）

至于辜鸿铭1882年4月从百色返回香港之后大约两年半之内的情形，骆惠敏没有找到任何可靠材料加以描述，仅是引用辜鸿铭英文自传中的概述文字，说他那几年“游荡在条约口岸乃至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前哨岛的庞大的嘈杂世界的人行道上”（Ku, Part 2:94）。但从辜鸿铭1883年8月12日从福州写给当时已迁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的翟理斯的一封信，可知他从百色返回香港后，很快又回到福州。翟理斯当时正在撰写《中国文学瑰宝》，他写信给他与辜鸿铭共同的朋友Nien Yün-ting（阎云亭），请福州的这位年轻雕版家将他的中文序言刻成雕版。但阎云亭刚把中文序言刻好就病逝了。辜鸿铭从福州写信向翟理斯报告这一消息：“我那可怜的朋友，那个为您的《瑰宝》刻序的年轻艺术家，去世了。”阎云亭大概死于1883年7月中旬福州开始爆发的霍乱，从7月到11月初，短短几个月，当地死亡人数就已达到5000到7000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辜鸿铭在阎云亭死后就离开了霍乱肆虐的福州，到了上海，证据是同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文学瑰宝》有一个跨页脚注提到辜鸿铭。翟理斯此前肯定已看过科鲁洪的《中国西南探险记》（换言之，这本书将辜鸿铭的“坏名声”从香港又带到了上海），并向辜鸿铭问及“这一事件”，辜鸿铭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于科鲁洪的版本。这个跨页脚注先是谈到某首中文诗的翻译以及辜鸿铭的指正，随即“顺带”提到“这一事件”的辜鸿铭版本：“这位辜鸿铭先生正是不久前随A.R．科鲁洪先生一起进行中国西南探险旅行的那位绅士，但辜有关他与探险队之间的分歧以及最终分手的解释，却迥异于探险队队长科鲁洪先生发表的那个版本。”

至于这个迥然不同的“版本”的具体内容，他连一句暗示都没有。他以这种方式试图为辜鸿铭辩白，但作为英国驻上海副领事，他不可能去得罪几乎全都直接或间接相互认识的亚洲英国人小圈子。到1898年翟理斯出版《古今姓氏族谱》时，他在“辜立诚”条下介绍了一番辜鸿铭的学历、外语以及成就之后，随即又旧话重提：“1882年他参与了科鲁洪和瓦哈布深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探险之旅，但他不满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就中途返回了。”这是在暗示科鲁洪与辜鸿铭之间的冲突的起因不在辜鸿铭一方，但也仅仅是暗示而已。

辜鸿铭在上海没有找到固定工作。他将大量时间花在阅读西方汉学家们的著作上。1883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他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连载《中国学》，逐人评点西方汉学家，否认西方汉学在当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谈到翟理斯：“另一个有名望的汉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就像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清晰、生动、优美的文体风格。他每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立刻变得明晰易懂。但除了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堪与其文笔相当的主题上并不一直那么走运。一个例外是他对《聊斋志异》的英译，可为中文著作的外译的典范。但《聊斋志异》尽管是极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却仍够不上中国文学的上乘之作。”从这里可以知道辜鸿铭英文自传中谈到的1881年夏马建忠在新加坡对他说过的那番话的来源。这两篇针对西方汉学的批判性文字肯定引起了许多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外国人的注意，遂请他就这一主题发表系列演讲，但辜鸿铭缺乏演讲才能，被英文《信使报》记者在1883年12月29日的报道中讥笑了一番，说他“一开始就跑题”，“说了一大通，才回到正题上”。

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殖民地时报》1884年1月4日转载了英文《北华捷报》12月12日上一篇讥讽辜鸿铭的上海系列演讲的短文，介绍辜鸿铭“乃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曾一度供职于本城辅助司，后又随科鲁洪进行穿越中国西南的旅行”，而这位口才堪忧的先生在演讲中不时跑题，大谈“来华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并践踏（隐喻用法）其脑袋的那些行为举止。我们不清楚鸿铭·辜先生的脑袋是否被践踏过，但我们担心他星期四晚上失去了脑袋。听众保持了极大的耐心，尽管其中一些人未等到演讲结束就离开了”。从1883年12月下旬开始，到1884年年初，辜鸿铭在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做了五次演讲，其“跑题”部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到1891年9月上海英文刊物《中国行医传教杂志》刊登的一篇回顾文章还谈到这些演讲，说“我们相信这种仇恨遍及中国各个阶层，无论高的阶层，还是低的阶层，只不过低阶层不像高阶层那样有能力、影响力和可理解的方式来将其表达出来”。文章继续写道：

事实上，在中国人中间，正如在那些高度文明、思想开通、开明的民族中，总存在一种原始的情感残余，诸如“每个外国人都是我的敌人”，他在还未做任何事之前“他要做的一切一定是对我的伤害”。于是，就产生了对外国的权力和力量的恐惧，无论是来自个人的，还是国家的，这种恐惧因他们自身的身体孱弱和缺乏勇气而变得更加严重。我们经常看到，在内地的城镇或者乡村，一旦看到一个外国人走过来，就足够使当地的妇女和孩子腿如筛糠，我们常听见那些母亲制止孩子哭出声，说“洋鬼子来了！洋鬼子来了！”但这种厌恶和恐惧的正常的本能情感却不幸因条约口岸的大部分外国人的粗野的草率的行为举止所确认和强化。

然后，文章就提及“几年前，一个来自槟榔屿的华人，叫鸿铭·辜先生的，在亚洲学会图书馆做了五次演讲。在第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他的同胞的心态——尽管我们感到他的话有些夸大——他说，外国人正在践踏中国人的脑袋。我重复一下，这是夸大之语，但其中也有实情。感谢主，近些年有人呼吁在这方面进行改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因而一直关系紧张，一点小事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都可能立即引发过火的行动，尤其是当中国人能及时召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评论几乎都提到辜鸿铭演讲中“外国人正在践踏中国人的脑袋”（the Foreigners are trampling upon the Heads of the Chinese）一句，并断言此为“隐喻用法”或“夸大之语”。但对辜鸿铭来说，这却是他1882年的身体经历。“trample upon”不仅有“践踏”之意，还引申为“侵害”“侵犯”。当辜鸿铭在上海演讲中谈到“the Foreigners are trampling upon the Heads of the Chinese”时，他一定联想到了自己在广西百色的经历。

1889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出版数卷《补充论文集》，其第二卷首篇便是科鲁洪的长篇报告《中国南方和西南探险》，其中谈到探险队到达百色后辜鸿铭的“谋反”（Mutiny）：

到百色后，鸿铭·辜要离开我们，此事虽有预料，但依然令人感到不幸，这对我的探险的希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使我不得不调整先前的计划。其他仆人也几乎不掩饰他们马上就要造反的状态。我只有把事情挑明，当众宣布，即便缺了他们，我也要继续往前，这才避免了团队的分裂。我已诱使那个广东翻译回心转意，后来其他人也与他一样改了主意，说“无论你们去哪”，也将跟从。

1898年，辜鸿铭的名声已经为不少欧美人士所知。这一年阿历克斯·克劳斯出版了一部题为《腐朽的中国：正在消失的帝国》的书，其中提到：“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同时成为绅士和有品位的人，是可能的。实际上，就目前而言，有几个已蜚声欧洲的中国绅士，就其教养、举止、教育来说，丝毫不让于一些英国贵族。”他在脚注中列出一份名单：“已故曾侯爵；李凤苞，驻柏林多年的中国公使；辜鸿铭，两湖总督张之洞的秘书，爱丁堡大学毕业生；陆徵祥先生，中国公使馆秘书；罗丰禄先生，驻英国公使，也是社交名流；这些只是几个哪怕从保守的角度看其学识和教养令人无法企及的中国人的例子。”1901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英文著作《总督衙门论文集》，起而为中国辩护。美国《国家》杂志发表书评，说：“就笔调和精神来说，该书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他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热情辩护，这位作者研究西方文明之后，爱上了他本国的文明。他在列强面前一贯持蔑视态度，而且也一贯认为靠再多的枪炮也无法改变中国佬对那些叫嚷着‘给他们一个教训’的外国欺凌者的轻蔑。”

1906年辜鸿铭被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员，到1908年，他在西方思想界和舆论界以及在东方的西方人圈子里已是颇为知名的人物了。这一点为1883年写作并出版《中国西南探险记》的科鲁洪始料未及。1908年他出版了《四大洲纪行》，但这本书始终未获得《中国西南探险记》当初的名气（或许因为此时中国西南对英国人来说不再是难以涉足的“神秘之地”了），即便是考证辜鸿铭早期经历甚详的骆惠敏也未曾寓目，从而错过了那个使辜鸿铭发生彻底改变的事件——科鲁洪在百色对他的肉体施暴。

《四大洲纪行》有很大一部分谈及1882年初穿越西南的探险，基本照抄了《中国西南探险记》，例如谈及探险队从广州出发后，“没过几天，我与鸿铭·辜先生的相处就不那么融洽了，这主要归咎于他的态度。他对自己本该安处的译员地位从来就没有接受，尽管我们急切地想留住他，以不折不扣的平等态度对待他，但探险队毕竟需要一个头领，而我认为，正如美国人所说，这个头领的角色‘非我莫属’。除此之外，我们明显觉得，随着探险接近越发显得艰苦和危险的后一阶段，我们这位翻译的情绪就越发低落。他本想象我们下一步的探险要气派和奢侈得多，能坐在苦力抬的轿子里，当他发现我们的意思是步行探险时，他的热情就彻底被浇灭了”（Dan:143）。他接着总结自己对辜鸿铭的看法，并以一笔带过的方式将自己对辜鸿铭的身体施暴巧妙安插在其中：

他是一个生得颇为精致、缺乏男子气概的男子，个子很高，也很帅气，极有教养，喜欢引用歌德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我认为他真的缺乏从事我们这类探险的那种胆量。用东方的话说，他“无心”。他的这个缺点严重波及了我们的仆人们，以致我们担心，探险队是否还能从百色继续往前走。当我们正与百色地方官员协调时，我确信我们这位翻译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与这些官员交谈，而不是居间翻译，事情已到了不可忍的地步。我认为我那时忍不住才发了火，抓起一本书，摔到他的脑袋上——我确信这是他应得的。此事发生在我们正与一个低级官员[可能是百色县丞——引者]谈话的时候，鸿铭·辜转向我，对我说“把那本书还给他”。想起来，我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傻坐在那里，他却自顾自地与这位官员谈话，这也太过分了！我想，他当时对我的举动大为吃惊，那位官员也一定对我的举动既惊骇又反感，但这起事件起到了一个期望的效果，即让诸多那时动机尚且暧昧的事情全部摊牌。鸿铭·辜说，他受了如此侮辱，不可能再与我们同行了，于是他带着轻松的神情，丢下了我们，不管我们此后的命运。我让他随船返回广州，给他付了船费和薪水，并写信给我的朋友们给他再付一些钱，只要他们觉得公平。（Dan:144）

当着百色县丞以及其他在座者的面，科鲁洪抓起一本书，摔向辜鸿铭的脑袋。这肉体上的一击，足以彻底颠覆辜鸿铭对西方文明以及所谓西方绅士礼仪的最后一点好感，并从中发现自己民族的身体、自己祖国的身体变成了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西方的凌辱。辜鸿铭立即对科鲁洪正色道，他受了如此侮辱，不可能再与他们同行了——这里面有一种从身份上决裂的意味。肉体的侮辱，在当时颇为强调“男子气概”的英国文化里，是一种最为严重也最令受辱者感到羞耻的没齿不忘的侮辱，而科鲁洪本人是深知这种身体侮辱产生的深远意义的。他以讥讽的笔触惋惜辜鸿铭从此变回了一个“中国佬”：

在此我想指出，作为一个在欧洲受过教育的中国佬，鸿铭·辜那时对他本民族的认同立场还不牢固。使他今日声名鹊起的那些品性，那时还只能引起别人的不信任和厌恶。他后来在某处的衙门谋得了一份幕僚的差事，并在那里供差数年，然后，出于厌恶和幻灭，他彻底丢弃了他以西方文明装饰的外表，按中国方式结婚和生活，变成了一个刻毒的反西方分子。出自他笔下的那本名叫《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的小册子机智而辛辣，尽情羞辱欧洲及其文明。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在张之洞总督衙门供职。（Dan:145）

像科鲁洪一样，辜鸿铭也深知肉体羞辱对摧毁一个人的尊严的可怕的后果，而当他的“中国人”身份在“西方文明装饰的外表”下突然向科鲁洪显露时，科鲁洪想到的是立即对他进行身体羞辱，从而将他贬回到“中国佬”。如果说身体受辱是一种永远不会淡忘的创伤记忆，那么，这种强烈而持久的创伤又不能示人，不能讲述，因为每一次讲述都等同于一次受辱，但辜鸿铭不能忍受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同样作为一个“身体”，一个他个人的肉体与之血脉相连的“身体”）再一次受辱，而会使用最激烈的言辞去捍卫它的一切，同时揭露正在为自己的同胞崇拜为“先进文明”的西方文明内部的深刻冲突。如果不能揭示辜鸿铭身体和内心深处的“创伤记忆”，而将他的激烈言辞归因于他的喜作“惊人之语”的“古怪性格”，那就缺乏心理的和历史的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