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俗小说的概念

研究通俗小说（popular fiction），首先应该对大众文化有个大致的了解。大众文化对应的英文是“popular culture”，另一个与之相近的词“mass culture”则对应通俗文化。其中“mass”主要同“mass media”，即大众传媒相关，偏向于指代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流通的文学。而“popular culture”是一个比“mass culture”更为广泛的概念，存在于大众传媒盛行之前，是为群众广泛接受的一种文化。两个概念有时会混用，都指同晦涩难懂相对的、浅显易懂的文化。其中，“大众文化”侧重同高雅文化相对应，而“通俗文化”旨在同精英文学相对应。传统精英主义评论家认为通俗文学肤浅、模式化，对其不予重视。而通俗小说主要是那些具有固定模式和情节、以商业价值为先、吸引着固定读者群的作品。在长期发展中，类型小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传统。但是长久以来，作为经典小说的对立领域，它被排斥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在文学史家的著作中也少有一席之地。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通俗小说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群，评论界不得不对其另眼相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英国相继成立“美国学”协会和“英国学”研究中心，以通俗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20世纪60到70年代，随着美国通俗文化学会的成立，更进一步奠定了通俗文学的地位。

传统文学一般分为三类：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文学主要是官方印刷出版的、宣传自己政治理念的作品；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作品通常占据着正统文学史，是为人们称颂的经典；而民间文学是读者群最多的文学作品。但是，三种文学作品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如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是高雅文学作品，当时是作为通俗文学受到人们的喜爱；又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的《常识》（Common Sense）在当初作为政论文出现。而现在，这两部作品都成为主流文学史不得不提及的文学作品。可见，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属于文学结构内不同部分的作品也在流通变化着。

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结构内的作品会发生变化，但是各自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机器替代工人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有闲阶级的人数大量增加。但这个时期人们的娱乐方式却并没有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人们对吸引、刺激读者的通俗小说的需求不断增加。

通俗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学形式，它属于精神消费品，并以广大中产阶级市民阶层为目标读者群，沟通并反映了大众的社会价值观和精神需求。通俗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评价标准，它的思想内容以社会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迎合大众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并疏导时代情绪。

人们对通俗小说的需求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而通俗小说的特点又为它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

通俗小说是一类具有相对固定写作模式的小说类别，其与传统的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和民间文学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通俗小说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通俗小说以商业利益为先。精英文学以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蒙为己任，服务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而通俗小说则完全不同，其主要任务不是服务于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具有商品的消费性，进入市场流通后，受到市场经济和消费群体的调控，以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第二，通俗小说以新兴中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对象。中产阶级介于精英阶层和大众群体之间，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不以文学传承和批判为己任，阅读类型小说主要以消遣为目的。同时，新兴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是相对尴尬的社会阶层，他们希望通过借助通俗小说创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社会身份认同。第三，通俗小说具有较为稳定的外在形式特征：立意的普范性、语言的通俗性、内容的传奇性和审美功能的娱乐性。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这是区别于经典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通过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手法吸引读者，让读者以放松、消遣的方式得到情感的满足和释放。通俗易懂、娱乐性强等特点使得通俗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而这也成为女性主义者借用通俗小说来传播思想、表达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俗小说具有固定的写作模式。如科幻小说总是采取在其他星球建立新型社会的模式；侦探小说的固定模式为“设谜—解谜—说谜”，并且常常出现以同一侦探为主角的系列小说；言情小说总是男女相爱—相爱受阻—克服困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哥特小说的模式为：女主人公涉入险境—男主人公出现营救—女主人公获得解救。固定的写作模式，千篇一律的内容让读者的阅读过程毫不费力。很多通俗小说中模式化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抱得美人归的结局，让男性读者暂时得以逃避自己平庸的现实，而言情小说中白马王子出现拯救公主的故事则满足了女性读者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因此，不同模式的通俗小说满足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可供想象的空间，暂时得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有助于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尽管在主流文学界和评论界眼中，通俗小说，一度被视为“贫乏无趣的大众趣味”，它却用自己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证实了自己并非如此不堪。那么，通俗小说有哪些值得推介的优点和社会价值呢？

首先，相对于传统的精英文学，通俗小说具备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精英文学侧重于强调政治性，如站立云端俯瞰众生之苦难，通过揭露社会的各方面问题引发深刻思考、反省和批判，起到教化、引导、规范的功能，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因此，精英文学注重政治功能，而通俗小说却注重娱乐性。通俗小说这一“缺点”却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其传播价值理念、进行教化的媒介。精英文学的受众面窄，社会精英群体毕竟是少数人；而通俗文学的读者群体则是广大新兴的中产阶级。通俗小说的娱乐性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人们更愿意接受和阅读，因此更利于通俗小说潜在价值观念和有益知识的传播。

其次，通俗小说具有社会调试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主流评论界如法兰克福学派一度将通俗小说标榜为“资本主义用于奴役和麻醉大众的工具”，认为通俗小说过度美化现实，为大众提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从这一论点看，通俗小说具备一定的社会调试功能，大众可以暂时忽略眼前残酷和阴暗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小说中找到实现美好生活的寄托。通俗小说淡化其探索意识，并非以一种尖锐刻薄的姿态面对它的受众，而是提供一种轻松的、温暖的氛围，让读者暂时抛却眼前的烦恼，达到心灵的舒适和平和，这一点是精英文学难以实现的。

另外，通俗小说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娱乐性以及广大的受众也为某些“群体”提供了契机，其潜在的可变性为这些“群体”参加社会政治、传播信仰理念、改变社会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提供了机会。比如，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1811—1896）所著反奴隶制通俗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这部小说中对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被认为是刺激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另外，女性主义作家借助于通俗小说这一“大众性”外壳，传播女性主义思想，成为“非常适合女性主义的政治策略”，如艾瑞卡·琼（Eric Jong）的《怕飞》（Fear of Flying,1973）以及玛丽琳·弗兰奇（Marilyn French）的《女人们的房间》（The Women's Room,1977）等，均是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