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古代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国古代高等医学教育鸿蒙初现

中国的医学教育起源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考证出确切的时间。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说：“人类不是首先从先天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团体的聚集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各员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人猿揖别，中华民族的先祖就生活、劳作、聚居在亚细亚的东方——美丽富饶的华夏土地上。恶劣的生态环境、强大的外侵力量，迫使人们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华夏民族的先祖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医药卫生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中国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从相关的神话传说中就能够发现它的影子，例如人们熟悉的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又如，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记载：“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表达的便是对炎帝神农氏和黄帝在药物的原始发现中所做贡献的肯定。可见，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为华夏民族增强体魄，充足劳力提供了医疗上的保障。关于神农氏尝百草的遗迹。《述异记》有记载：“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於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路史》中叙述的传说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这里所谓的鞭药、磨蜃、察尝……实质是人在辨别药性过程中进行的活动，表示这时人们已具备初步对药物的推理判断与总结的能力。

人是最可贵的社会财富，是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医药学人才是民族繁衍昌盛的卫士，在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神农氏、黄帝为人类健康和后世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论经脉的传说流芳百世，在那个时代便有僦贷季、岐伯、雷公等医技高明的医生。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我国历史上所谓的神农氏等人，不是专指某一个人，某几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群体。正是这个群体在漫长认知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积累，中国医学才得以萌芽、发展，为增强民族体魄、挽救无数的生命做出巨大的贡献。

医学教育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复杂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的产生以最初的动力。人一开始就是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后人，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为传承医术以治病救人，统治阶级在古代中国便已开展医学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进一步探索，可分为私学教育和官学教育两种模式。医学的私学教育包括师承授受与私人办学，官学教育包括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

一、夏、商、周时期的医学教育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夏禹建朝，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从“公天下”进入“私天下”，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它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从发展到兴盛，最后走向衰败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文明奠基的一个时期。夏、商、周时期的统治阶级崇拜原始巫蛊，对宗教特别重视。根据考古发掘，这一时期已有卜骨存在，巫教相当流行，特别是商朝崇尚神鬼祖先，他们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因此，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夏、商、周时期的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展开，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神秘性、不可知性，但此时医药卫生在对人体认识的加深、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以及专业医生的出现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变革作用，医学科学开始萌芽。

周朝开始重视医学教育，但由于处于奴隶制社会，一切教育制度都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体制的基础上，为统治管理服务。周朝教育的重要特点为“学在官府”，这种现象导致行政机构与教育机构合一，因此官员、教员不分。在这样的行政体制下，周朝的学校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即“官学”与“乡学”。该时期医学上的发展表现为医学分科与分级、管理医官的存在。同时，周朝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它在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夏、商、周时期，医学开始分科，其首先体现在巫医分业，其次是产生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在临床医学内部又加以区分。商朝便有管理疾病的小臣出现，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这是我国迄今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医官，周朝医官便继承商朝医官发展而来。

周朝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便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由数十人组成。大祝，为祝官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该时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四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

周朝宫廷中，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创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医学分科体现出我国当时的医学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医学分科的出现，为我国医学进一步深化、系统化发展及医学教育的分科和教学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门各派史称“诸子百家”。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四个特点：①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②哲学向医学渗透；③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④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此时也是医学在教育和传承方面重要的转型时期。

一方面，中医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并被纳入教育内容。随着巫医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春秋时医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的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基础理论被广泛认可并编入教育内容，促进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承。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教育的特点也表现在选择学习对象、传承与教授的内容与方法上。由于医学的特殊性，在学习对象的选择方面便尤为谨慎。具体来说，首先要求求学者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并具备良好的禀赋与悟性。其次，须因人而异，使学生各展所能，传承模式有君臣传承、师徒传承、父子传承。历代名医中，绝大多数出自师徒传承，因而师徒传承始终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多以禁方，即私藏的秘密医方为纽带流传于世。师徒传承在中医传承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国医学教育有着重大贡献。在传授内容和方法上，特点鲜明。在传授医学知识的同时，提倡博采众长，学习医学知识，进行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辩证结合。学习理论时，需要经过诵、解、别、明、彰五个阶段，即反复诵读经典，不耻下问，分类归纳，明于胸中，并将其运用于临床而获得显著效果。同时，还强调理论学习与自身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性。

这时期产生的师承制，使得理论结合实践的教育方法起到因材施教的作用，在学习医学理论的同时便可接触患者，跟随老师进行教学实践，根据不同的病患对象和病情做出判断与选择，使学生在实践技能方面的能力得到锻炼和加强。故师承制作为中医药知识的一种重要传承方式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并流传至今，是我国中医药教育的一大重要特色。

三、秦、汉时期的医学教育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公元前221年，秦国歼灭六国实现统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朝。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是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阶段，是医学教育突飞猛进的时期。秦统一后，在中央集权政府有力的推动下进行变法和各项改革，涌现出许多杰出医家，在理论与实践上大大促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秦汉时期在医学教育建设中，比较注重从其他诸侯国和前代兴旺发达的医疗事业中吸取经验教训，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医事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医学教育格局的形成

受当时学术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形成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格局。汉代官学制度奠定了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较为完备的机制。中央分为太学、官邸学、鸿都门学，地方是郡国学校。太学没有设定修业年限，毕业考试按照成绩分派官职。官邸学主要针对贵族开设，开展宫廷式教育，这是汉代官学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汉代官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改革。例如，鸿都门学是我国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打破了封建官学儒学的界限，丰富了封建官学的内容，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由于汉代地方官学推行较晚，而官学名额有限，无法满足众多习者入学要求，故私学发展甚为繁荣。私学的启蒙场所是书馆，书馆修业后进入乡塾。大体来说，该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习内容。

秦汉时期的医学教育依旧秉承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据史书记载，著名的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等，均出于师徒授受之门。如在《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广陵吴彭城樊阿皆从佗学。”由此可见华佗授学的传承情况。中医学中前人的丰富经验便是依靠这种教育形式继承和发扬下来的。

（二）医生的选拔与任用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官医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使得民间医生增多。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汉平帝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前汉书·卷十二》）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官医除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东汉京兆尹陈龟派官医为平民治病；东汉时会稽发生大疫，督邮钟离意派官医“经给医药，所部多全济”；桓帝建和三年诏称“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又据洛阳南郊出土的东汉范雍砖志所记：“右部无任勉刑，颍川颍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即让满刑的病徒继续在刑徒区内接受治疗。

在西汉中期后，察举制的实施使得医学官员的选举无法做到公平竞争，导致许多医职由不学无术、不明医道、不晓医技的人滥竽充数，通晓医道之人却从事与医政医事无关的工作，不利于医学的传承和发展。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教育

经历了两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争相对频繁的年代。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从此，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逐渐形成。直到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伐魏立晋（史称西晋），280年晋灭吴，全国复归统一，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但由于西晋王朝政治无能，接下来的“八王之乱”导致了持续十六年的混战，使隐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招致北方少数民族军队进攻中原。从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灭西晋起，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才再次结束割据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为了躲避战争，北方一带人口南迁，向南带去了先进的思想和劳动技术，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打下了基础。北方的少数民族南下，加快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和民族融合，促进了北方的经济恢复和文化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随着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开始流行。对黄道之术、长生不老术的追求使炼药服丹的风气达到了极致，从而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促进民族大融合，多元格局取代单一格局，医学教育体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由于专科教育的兴起，分工比较明确，学习更加精细，实践医学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医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

（一）确立了医学教育的传授与传世的主要方式

师徒传授，历来是中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主要方式。三国时期的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家世相传，即父授子，世代传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朝时期东海徐氏。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以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岁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促进了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培养医学人才的数量和速度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家族世袭制逐渐被打破，医道授受日益具有社会性。同时，医学体系初见端倪，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这说明早在晋代已设置有教习医官，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据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载：北魏太和元年（477）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之制。可能就在此时，我国医学院校诞生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印度、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由此可知，南北朝魏国设有太医博士与助教为医家教育者，当属太医署。北魏宣武帝时，颁布开办医学的诏令，旨在推行医学教育。医学体系的逐渐形成与政府举办医学教育的创举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