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

母亲

我的母亲叫冉岫云，冉家曾是河南焦作著名的盐商，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望族，信奉基督教。我母亲家有兄弟2人，姐妹8人，我母亲排行第四。在军阀混战年代，冉家家境败落，后又历经被抢劫、绑票、破产等一系列的灾祸。我母亲逃难到郑州，经人介绍与身为铁路工人的我的父亲袁仲意结婚。她身材瘦长，有着清秀的瓜子脸和“三寸金莲”，做事干练，从不拖泥带水，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人，也是基督仁爱教育的典范。

1940年河南省闹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洛阳火车站就有人看见难民把卖馍的挑子抢了，无业饥民到处都是。河北、山东和湖北的人民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轰炸和屠杀，都争先恐后地逃亡到河南省西部和大西北，再加上北方的铁路大部分被破坏，大批铁路工人失去工作。我父亲是京汉铁路的工人，他是被解散裁减的，铁路局只发了很少的钱，让大家各自逃命。父亲拉着排子车，车上躺着重病的母亲，从郑州往西逃到洛阳。为了一家老小、为了活命，他找到了老工友刘彩泉，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在郑州参加“二七大罢工”并一起逃避反动军阀的追捕，一起在乡下躲藏了三个多月。这样，通过他我父亲才找到了一份在列车上做临时工的工作。微薄的薪水要养活那么一大家人，病的病、小的小，生活非常艰苦。当时家里还有一些逃难来的亲戚：我的姥姥、大舅、二舅及他们的子女，他们轮流住在我家——那个唯一的破窑洞里。

窑洞中间拉一个破布帘，把窑洞分隔成里外间，里间躺着我长年不起的母亲，她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人家说她是得了“痨病”。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抱着母亲到窑洞外晒太阳，我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非常轻。我抱着她在窑洞外坐着，她可以晒太阳，潮湿的被褥也可以晒晒干。在太阳的照耀下，我守在重病的母亲身边，用毯子围住她的上身和头，把她的脸朝向太阳。她眯着眼，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儿子的呵护。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这么仔细地观赏母亲的面容，她虽然被疾病折磨得干瘦，没有血色，但依然是那样的平和、清秀、慈祥，她可亲可敬的形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着她那幸福的神情，回忆起了我童年时的一幕幕情景：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记得夜里醒来时，我看到母亲披着棉袄，背靠在墙上，在油灯下不停地做着针线活。我们兄妹四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在油灯下完成的。我7岁那年开始上小学，天不亮就要起床，天气很冷，特别是冬天，我不愿起。她温柔地鼓励我：“你是大哥，是男子汉，胆子大，不怕冷。”她告诉我：“棉裤、棉袄都在炉灶旁烤着，暖和着呢！你能干，自己下地自己穿，快快地穿上，不冷。”我经常是在这样的鼓励下完成了各种任务，逐渐地成长。穿好衣服后，我提着篮子到村北口的大车店买红薯，用一个大铜板可以买满满一筐热气腾腾的红薯，这就是全家的早餐。买回来以后，妹妹们都爬起来，顾不上穿好衣服就抢红薯吃。天还没亮我就背着书包去上学，每次母亲都要不住地叮咛：“过铁道要小心！左右看看、仔细听听，再过铁路。”等我下学回家，首先看到的就是母亲抱着最小的妹妹在锅台旁做饭。她看见我，一边把正在哭闹的小妹妹递给我，一边说：“哥哥回来了，太好了！抱抱妹妹吧，妈妈做饭给哥哥吃！哥哥上学有文化，长大有出息。哥哥能干，抱着小妹妹，她就不哭了。”在母亲温柔的鼓励中，小妹妹竟然在我怀里非常顺从地安静下来。我经常手里抱着妹妹，端详着母亲做家务。

此刻，我抱着的不是妹妹，而是那个曾经教导我、安慰我的母亲。母亲眯着眼，享受那阳光的温暖，脸上显现出一层淡薄的红晕。她说：“这几年我身上老是冰冷的，每天就像躺在冰窖里一样，现在身上热呼呼的。”我注视着母亲在阳光下变得红润的善良的脸颊，记起小时候她教我向耶稣祈祷，请求真神保佑。我虽然不信教，但此时我虔诚地祈祷耶稣保佑母亲康复并且长寿。太阳快落山了，我担心母亲受凉，就抱着母亲回到了窑洞。窑洞里间很暗，里间还躺着非常安静的大妹妹，都说她也是患了一种不治之症，整日也是卧床不起。里间没有灯，家里只有一盏小油灯，主要为外间照明，找东西的时候才会端着灯走进里间。外间只能放一张床，父亲和我盖一条被子，遮住了上身露着腿睡觉。外间地上还可以挤上五六个人。

父亲经常不回家，由妹妹们去接站。接站就是到闸口外，当列车重新组装倒车时车速很慢，这时可以完成交接。妹妹们就趁着这个时间给父亲送去洗好的衣服，取回换下来的黑呼呼油光发亮的旧衣服，有时还带回来一些父亲从外地买回的粮食。他每天都在列车上，很少回家休息。我们家的窑洞离铁路路基下不远，呆在家里，昼夜都可以感受到列车在头上不断地隆隆而过。母亲整天躺在床上，由两个妹妹担负着家务劳动和接站的任务。

争论

我的大舅听说我要离家过黄河，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他坚决反对。“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他最得意的古训。他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母亲有病你要在床前尽孝！要过黄河，到山西前线，不行！这是大不孝！”我从心底反对他的训斥，我认为抗敌演剧队就是我的出路，表演是我喜欢的专业，我认为那里是我的用武之地。再苦、再危险我也不怕，我一定要去！对于舅舅的教训，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我不愿意顶撞他，也不愿意向他解释，我知道跟他是说不清楚的，就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等我父亲回家。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反对的，因为他对我的出路也实在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托人送礼，让我到铁路机车厂当学徒工，费了很多周折却一点希望也没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在家里每天苦恼，没有工可做，也没有学习的机会。

我在家里静静地等着父亲回来。忽然，父亲提着一瓶酒，拿着一包酱肉进门了，他说是给我送行的。我们马上拉开桌子，妹妹又做了一个凉拌白菜心，开始了丰盛的午餐。父亲、大舅和我是可以坐在桌子旁的，妹妹只能站在边上听候招呼。首先发言的是大舅，他猛地喝了一口白酒，大声叫道：“袁敏不能走！‘父母在，不远游’，他要在母亲身边尽孝道！”父亲打断了他的话说：“孩子长大了，他愿意走，就让他走吧！他的前途由他自己做主。”大舅不让步：“他母亲病得这么严重，怎么办？”父亲说：“找过不少医生来诊断，都说没办法。没有钱，也进不了大医院。”大舅紧接着说：“那就等死？”大舅的声音越来越大，父亲忍耐着，端起酒杯一口喝干，克制自己不要发火。大舅也喝多了，他大声叫喊着：“我告诉你！你少喝点酒，剩余下的钱就可以去治病！你把儿子放走了，他母亲要是死了，我找你算账！”父亲忍无可忍，一拳砸在桌子上，怒吼道：“你算什么账？算什么账？你们全家在我这儿白吃白住，花了多少钱？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你走！”大舅站起来说：“走？你赶我走？”父亲也站起来说：“是！我赶你走！以后不准进我家门！”大舅气哼哼地走出去，我的小妹妹被吓哭了。过了一会儿，大舅又走回来了，指着父亲说：“你赶我走，你让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是无家可归的人。”父亲坐下，喝着酒痛苦地说：“我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你想办法吧！我已经被铁路局刷下来了，不准我在列车上工作了。”大舅吓呆了，慢慢地走到父亲身边，低声地问道：“因为什么？”父亲大声叫着：“不为什么！就是国民党欺负人！那个国民党师长，他踢我，我忍无可忍还了他一拳。他的四个卫兵一起上来打我。工友们都来帮助我，列车上当兵的和铁路工人就打起来了。”

我们这才知道，当时工人多，打伤了十多个当兵的。国民党的兵开枪了，他们打死了父亲的一个工友。机车上的汽笛“呜——呜——”地响，铁路工厂的汽笛也“呜——呜——”地响。工人们拿着铁棍和打架的家伙冲出了工厂，包围了车站。军队也派出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火车站，扣押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十多个工人。军队要把这些人带走，工人们坚决不答应，铁路局也不同意。经过了一番艰苦谈判和长时间的武力对峙，军队同意出钱安置死者、安抚家属、给伤者治疗费，铁路局答应要处罚“肇事工人”。最后，一个工人也没有被军队带走，停运了8个小时的列车又恢复了运行。军队撤离了，工人也回到了工作岗位。铁路局宣布10个工人被开除（包括父亲在内），并张贴布告。

大舅迟疑地问道：“怎么没听说是什么时候的事呀？”父亲说：“一个月以前在离潼关不远的火车站。我那些天没回家，在铁路医院里治伤。右耳朵被打聋啦，治不好啦，现在这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我要把这事告诉家里，你们也是瞎着急。现在我照样在车上服务，有工友掩护着我。”大舅激动地哭泣着表示：“我要做个小买卖，背个大铜壶卖油茶，挣钱养家糊口，也租个窑洞，不再住在你们家啦。”

就这样，家人同意我参加抗演三队。临行前，母亲从枕头芯里翻出两块包了很多层的银元，执意要我拿着。我不能拒绝母亲对我的爱，我拿着钱说：“妈妈一定等我回来！”临走时我悄悄地把银元和一张写着“给妈妈治病”的小纸条扣在饭碗下。解放前夕，母亲用她那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离开了人间。解放后，我把母亲的坟迁到北京，安葬在了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