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席谈
2013年8月22日，因蔡元培奖，我们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病房采访了尚在住院的彭瑞骢。难得见到老书记，看他精气神尚好，我们与他聊了起来，内容涉及高校改革、大学教育、人才培养、医患关系、个人兴趣爱好等。超凡的记忆力和睿智的思想出自90高龄的老人，让我们叹服！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一切了然于心中，刚吃过早饭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小桌前的老书记和我们娓娓道来：
蔡元培先生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参与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框架。所谓现代教育，是区别于之前的科举及一般的文化教育。蔡元培先生是典范，是大师。获得“蔡元培奖”这个荣誉必须得配得上才行，从这点来说，我自己所做的微乎其微，尽管在大学工作时间很长，而我直接跟本科生、研究生面对面地教学不太多。得蔡元培奖我很高兴，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个总结，也激励我今后继续为北京大学医学教育做贡献。蔡元培老先生对中国教育有很高的成就，北大之所以兼容并包，能够在中国文化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跟蔡元培先生对北大的办校方针是分不开的。而北医距之有距离，我个人的距离就更大了。
说到大学教育，我个人体会而言，作为大学，特别是医学院校，最重要的是培养出的人才要能够解决本国人民的需要，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在医学发展上做出里程碑式的业绩。当然这是非常难的。
对于大学教育，我是在“文革”之后才有更深一些思考，以前仅仅是很肤浅的认识、朴素的想法，没有系统地研究、考虑过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虽然是个教员，但工作还是偏于教学，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也是很遗憾的事。人类文化最高的集成、发展地就是大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化大学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大学应起的作用还很有限，还是在摸索中前行。
中国的医学教育存在的一个很大弱点是对中医研究的缺失。一个国家、民族应该对自己的传统医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而中国的医学教育则完全摆脱了中医的基础，不去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结晶。藏医用的矿物药多，中医用的中草药多。藏医的经典是《四部医典》，高明的藏医都在喇嘛庙里。现在大家认识到了，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传统医学的瑰宝之一，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可思考的方面很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文教育。大家都讲“医乃仁术”。医学本来就是一个与人类福祉有关的事情，关系到人的生命与健康，医生主要做的是这个事情的一部分，属于生命范畴。现在医学（包括其他很多方面）在人文精神上都有缺失，多把医学当成一门技术来看待，而不是关心人生命健康的职责。医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临床教育，而我们在临床技术教育上一直也存在欠缺。我觉得八年制还是适合医学生的。医学教育发展得快，以前医预是三年、四年，现在西方国家是念完一个大学再上医学，有个医学前的教育。原来的“医学教育”就是师傅带徒弟，我们有些医生是正骨、推拿出身，是个技术活，没有科学基础。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提出医学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医学教育的一大进步。同样，把毕业后教育纳入到医学教育里，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现在医学教育在临床实践能力方面有加强，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医学生、医生来讲，医乃仁术，无德不医。学校只能教育你认识是非，但是社会太复杂了。你要是想拿学医当敲门砖去赚钱的话，那就别走进来，别来学医，此路不通。对于学校、老师来说，只能这样教育，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像金庸小说里的那样“逐出师门”。我当时对我的研究生说做学问要做好一辈子清贫的思想准备，你如果不想走下去的话，那就提早退出，想发财去做别的行业。在做人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含糊的。
对于特别想做官的人我是很排斥的。你要做官必须因为是想做事而做官。一个人若为做官而做官，那就太危险了。选干部很重要，我的标准就是看你为什么做官。
人才的正向流动是正常的。反之可能要反思我们育人的土壤。
我希望北医办成中国的哈佛。北医如何发展？首先要看领导如何想，领导想怎么发展，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是组织队伍，人才是最重要的。北医想要办成哈佛，任重道远。
我平时爱看金庸小说和卫生政策的相关书籍以及喜欢下围棋。看金庸小说的心得是干什么工作下了工夫会有帮助。《倚天屠龙记》里面最重要的是《武穆遗书》，岳飞布阵，不是单打独斗，得靠团队。因此工作中团队合作很重要。比如一个外科医生的成长，需要其他外科大夫给他提供相应机会，需要老中青相结合整体发展。
我现在对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比如卫生经济学，它有好多派，哪一派是正确的，它的系统框架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要把这个问题开放来研究，反而能得到一些结果。做学问和做人都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的养生体会，中医养生学包括生理养生和心理养生，心理养生是更高境界的。以出世的精神看待世俗的事，以入世的态度做好当下事。要看破世俗，但还是要做人间之事，还是要为人类谋福利，不要过多考虑个人得失问题。
这就是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留给我们的心得。
（文/龙昊 傅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