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宿白先生度过了他的91岁生日。先生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倾心史学，投身考古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就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先生回忆：“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这份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对历史萌发兴趣的开始。

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先生暂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先生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1950年开始，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从20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