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校园“讲义生态”
——以北大为中心

“分科”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词，晚清学部就有“壬寅学制”“大学分七科”、科下设目的设想，亦有“癸丑学制”“大学分八科”、科下设门的初步实践。这引发了教育界对传统分科、师承门规的反思和对现代大学分科教育的期待。

“中华民国”成立后，大学分科教育发展速度加快: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对大学分科作出调整，将“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1]七科,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又细化了《大学令》内容，对各学科下设门作了具体规定。1922年11月1日颁布的《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基本沿用了之前的分科办法和课程设置，但作了如下补充：“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大学校用选科制。”^[2]至此，民国大学分科制基本成形。回顾这段历程，民国高等教育学科化大抵可分为两步：第一步，基于对传统混沌学科体系的不满，积极接纳西方已经相对成熟有序的学科体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分科之学”和“分科治学”；第二步，从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选科制”开始，学科化重点转向学科内部的实证、分析与系统整理，将学科化推向深入。

大学教育的学科化进程营造了大学校园内的讲义文化生态。分科教育初兴，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被拆分、摒弃、重组，旧有教本无法适应新式分科，大学校园对新教本的需求空前强烈。教师或选用西文教科书及其译本，或根据个人积累自编讲义，大学课堂成为西文书和自编讲义的二分天下。选科制施行，学生有了自行架构知识体系的机会，同时也使教师压力增大，竞争意识增强，很多教师通过自编讲义突出其专业个性和业务水平，以此吸引更多的学生，加上“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教育中国化”浪潮席卷教育界，放弃西文书自编讲义的情况越来越多。讲义数量激增，出版部业务繁忙，学校的讲义开销不断增大，各学校均出台政策对讲义印发予以限制。不仅数量增大，大学讲义的学术质量也有所提升，在教育部政策激励和各出版社邀约下，二三十年代各知名大学讲义或以大学丛书名义出版，或独立出版，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图书资料保存条件受限，自编讲义成为很多内迁学校的普遍做法，其中很多讲义增加了抗战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上述根据政令、原理、社会风潮梳理呈现的高等教育领域之“讲义热”，只是一种总体趋势。其实民国各大学的讲义施用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学府，学术精英荟萃，吸引全国优秀学子，讲义传统深厚，因此较符合上述趋势。位于各省会的省立大学次之。各地方性大学则情况各异，难于纳入这一趋势。但讲义在大学的普遍施用，无疑是中国大学现代化转型中引人注目而颇具代表性的现象。本节以民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讲义事件——北大“讲义费风潮”为中心，以具体事例呈现民国大学校园内的讲义生态，可更具体生动地传达民国大学的“讲义热”氛围。

一、北大的“讲义费风潮”

发生于1922年秋的北大讲义费风潮，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事发后的辞呈中勾勒了该事件的轮廓：“近年来以多数职员之助力，对于整饬校风，提高程度等项，正在积极进行。上届评议会开会，议决以本校经费支绌，此后所发之讲义，须一律征费，以备购买参考书之用。乃一部分学生不加谅解而反对，经元培一再明白解释，该生等一概置之不理。本月十七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也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3]此即北大“讲义费风潮”之大概。

胡适在日记中对讲义费风潮也有所记录，其日记粘贴的《昨日学生会议情形》中有：

一时主张挽留蔡氏者与反对挽留蔡氏者争辩颇烈。……以上两派之外，又有主张附带条件挽留蔡氏者。所谓条件，即取消讲义费、实行财政公开二事是也。当时三方辩论达一小时之久，主席乃宣告讨论终结，请众至操场，以上记之三种主张，排队表决。众至操场，秩序更为紊乱，表决之结果遂不可得。惟据主席之报告，则谓挽留与有条件的挽留者占数较多。^[4]

学生最终选择挽留校长，并将在西山修养的蔡元培请回北大。风潮的最终结果可由《北大评议会之四项决议》得知：

（一）本日上午有一部分学生藉口讲义费事，捣毁会计科室门，继群集校长室，胁迫暴动，肆口谩骂，不服理喻。内中有学生冯省三，并唆使学生入室殴打，按照校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即除名。（二）校长因学生暴动，已决定辞职。本会议同人对于学生此种行为深致不满，已请求校长于脱离关系之前，允许同人随同辞职。惟因查得暴动分子实属少数，未便以少数人之行动，牺牲多数人之学业，决议下列办法暂行继续授课。（三） 查此次暴动时，大部分之学生照常上课，显系少数人借端捣乱。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5]

随后胡适在日记上还粘贴了《教务会议布告》，基本与评议会决议相同，在胡适的协调下，学生们最终也接受了这一结果，北大讲义费风潮就此平息。

“讲义费风潮”与民国大学制度、教育生态、校园文化等问题都密切相关，因此可供研究的角度颇多。现有成果以考察彼时北京大学管理制度与校园风气，以及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几位文化巨匠在事件中的反应与文化心态最为集中。笔者认为，“讲义费风潮”因“讲义”之施用而起，而此点尚未引发足够注意。该风潮之根源在于民国大学广泛使用授课讲义，事件中学生之激进、教师之温和、校方之坚决，实为大学校园讲义生态的极端表现。站在讲义角度审视“风潮”，不仅可以深入认识这一教育事件，分析促成“风潮”之各方因素，还可以透过它对民国大学校园独特的“讲义生态”有所了解。

二、北大师生的讲义习惯

北大素有使用讲义的传统，上课必先编讲义，不仅是对教师的要求，也养成了北大学生的“讲义习惯”：学生课堂听课、期末复习，都离不开讲义。收取讲义费能够酿成学运风潮，正基于北大学生的讲义习惯。北大的讲义印发由出版部负责，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主要用于新开设课程，教师随编随讲，讲义随堂零散发放，供学生听课使用；至课程结束，学校出版部统一装订，供学生期末复习使用。《北京大学日刊》经常刊出装订讲义的告白，如“前发之经济原论，现拟收回装订，以三月八日至十日为收集期，望领有此书者注意速将全书交来，以便汇齐装订。特此通告”^[6]。第二种，主要用于讲授过几轮的课程。这种课程的讲义多已整理成册，教师会在新一学程开始前将修订过的讲义交送出版部印刷，由学生到出版部自行领取，课堂听课、课后复习都要使用。足见讲义已成为北大学生学业之亟须。

北京大学的讲义传统，一方面自然是现代大学新的知识传授方式对授课内容精确化、系统化的要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客观需要。“民国的高等院校彼此之间在质量和名望上无疑存在水平上的差异，这区分了全国性和地区性高校，也区分了地区性和纯粹省级高校。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属于全国性精英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私立的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跨地区的高校，其生源的地理分布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许多地区。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主办的公立高校——广州中山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都是地区性高校，吸引了好几个省的学生。在北平—天津和江南核心地带以外的私立、公立的省级高校——例如，福建的厦门大学，梧州的广西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吸引着本地精英的后代。”^[7]大学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生源情况，从上述分类描述可见，在国语尚未充分推广的情况下，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性招生的高校，师生间、学生间会因方言差异造成沟通不畅；在密集传达知识的课堂上，教师的方言更是直接影响授课。这也促成了北大学生对讲义的依赖，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形与学生来源均为同一方言区的高校有所区别。

曾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日本人仓石武四郎回忆：

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过，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听说他后来在战争中去世了，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被人叫做朱大胡子。聊起这位老师时，我们就把手横着贴在胸前，表示胡子已经长到那里了：他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但他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明白了。……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学生们怎么样呢？就问了问旁边的同学，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资料，但这位朱希祖老师却不用，上来就讲，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不过，“完全听不懂”却还如此镇定自若，我真是十分地惊讶。^[8]

朱希祖不发放讲义酿成“完全听不懂”的后果，后来甚至成为“排朱运动”导火索^[9]。可见讲义印发之必要。

学科实力强，课程种类多，教师学术个性突出，知识更新快，是北大讲义传统的根本动力；而方言纷杂造成师生间的交流障碍，则在客观上加剧了学生对讲义的依赖。北大学生不仅需要讲义，且数量巨大。学生对讲义的“刚性”需求，造成了他们在讲义费风潮中的激进表现。

北大讲义费风潮中，教师的态度比较温和。他们一方面作为中间人调和学生与学校的矛盾，一方面流露出对学生的同情与支持。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次暴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来；他是山东人，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一个无政府党。……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10]周氏兄弟对冯省三也有所关照，鲁迅1923年5月10日的日记中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11]的记录,1925年5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更是旧事重提，写道：“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销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12]可见，此事件也为鲁迅一贯的不愿他人“作牺牲”做了有力注脚。

教师的温和态度与他们的留学经历、教育理念和思想倾向有关，已有学者从这些方面展开研究。笔者认为，教师处于授课一线，他们深知讲义对学生的重要，讲义也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不希望在讲义印发上有任何控制和变化干扰教学。其对学生的理解、同情正基于此。

191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因讲义印发量过大，财务负担过重，曾提出“减发讲义案”，并面向全校教师征求意见，《北京大学日刊》分别于1917年12月21日和1918年1月5日刊发理科教师和文科教师的反馈意见，透过这些意见可以看出讲义对于北大教员的重要性。

《减发讲义案（评议会议决）理科各教员之意见》^[13]有如下内容：

前经通函各教员，请其将对于所发讲义可否节减情形二十日前分则通知各科学长，今已满期，兹将理科各教员意见汇录于左，其理科尚未答复诸教员务请于年内通知学长至祷。

张菊人君：物理实验讲义不能停发，因此项讲义系就本校仪品编订，坊间所售课本概不适用也。

王子敏君：物理及物理实验讲义均须继续印发。

俞星枢君：化学及二三年物理化学讲义均须继续发印。

胡雪琴君：关于数论之英文书籍极为稀少，讲义仍拟照旧印发。

陈聘丞君：卫生化学现无适当之教科书仍发讲义。

亚当士君：有时印发数纸，惟甚少，不成问题。

李毅士君：未发讲义。

郭绛侯君：所授功课苦无善本，简单者因不适用，稍繁者又为时间所限，仅可作为参考书，仍□缮发讲义。

我们看到，反馈意见的理科教员只要已使用讲义的，都以缺乏理想教本为由认为讲义不能停发，课程涉及物理、物理实验、化学、物理化学、数论、卫生化学等多种。

《减发讲义案（续前）文科各教员之意见》^[14]实仅为钱玄同一人之意见。文科教员多个性十足，他们不予回应也可视为一种态度。而钱玄同的回应也是在使用讲义的前提下，介绍个人授课的讲义印发情况。

奉书敬悉。弟所讲授之文字学，既无教科书又无简要适当之参考书，此科又为学生未入大学以前所不习，若专用口讲，学生必致茫然不解所谓。故油印讲义在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旧印发，计本学年各班所有油印讲义如左：

国文门三年级（声韵学、古音说文段注小笺）（两种同时并讲）

二年级（音韵学、古音文字源流、六书论）（三种以次递讲）

一年级声韵学（今音、古音）（两种以次递讲）

惟弟之讲义，均系民国四五年间所编，当时本属草创□之，随编随教，体例内容之讹误，繁简详略之失宜□处皆是。现方着手重编，须至本年五六月间，方可告竣。此重编之本即当付诸排印，其内容分为（1）声韵（2）形体（3）训诂之三编。现在预计本年九月以后（即明学年）之各班讲义如左：

一年级声韵 用排印本第一编

二年级即现在一年级之形体 用排印本第二编

三年级即现在二年级之训诂 用排印本第三编

依次所说是从明学年起，可以完全废止油印矣。惟有难说者，即现在之二年级之（六书论）本学年若讲不完，则于明学年制第一学期尚须继续油印，以印完（六书论）为油印废止之期，至训诂一部分当然即用排印之本。

又现在之一年级在本学年讲授之声韵学，因重编本尚未成书，故暂用旧讲义油印，惟此旧讲义罅漏甚多。俟排印本出版以后其第一编声韵之部，此班学生仍以讲义为宜。

至现在三年级之（说文段注小笺）此本是从前对于讲授训诂未得良法，因讲解说文以期了解字义之统系，遂编此种（小笺），以辅段注之阙。此种讲法笨拙已极，（小笺）一种破碎琐屑亦不合讲义体裁，现在之二年级至明学年讲训诂时不再讲说文全书，故此（小笺）亦不用第二次。合并奉闻。

由此可见，文科教员中至少是一部分，其授课乃高度依赖讲义。

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不仅是学生，教师同样养成了“讲义习惯”。无论是逐年修订力求完备，还是一成不变照本宣科，对讲义的依赖都显而易见。西南联大时期，很多课程都是根据物质条件和人员情况随机开设的，条件再艰苦，教师的“讲义习惯”也不曾断绝，很多教师凭记忆编写讲义，维持教学。此前，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柳无忌在长沙临时大学写下了80天的“南岳日记”，其中多次谈到在资料缺乏情况下编写讲义的情况,1397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有“编英国戏剧讲义，此将为我在山上之主要工作”^[15]。沈从文在“联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小的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16]。西南联大在云南期间秉着“诗书丧，犹有舌”的教育理念，面向当地中学及社会工作人员开坛授课，讲义也随之运用到社会教育中。罗庸为中学生讲《习坎庸言》，“手边始终没有任何书籍。只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本子，上面写着纲目，偶尔翻翻”^[17]。此类文本，无疑亦为讲义之一种。

学校减发讲义，会遭到教师的一致反对。即使在西南联大困难条件下，编写讲义之风也不曾断绝，足见教师“讲义习惯”的根深蒂固。基于与学生相同的“讲义习惯”，教师们对学生的激进举动产生了理解和同情，他们调和矛盾、施以援手的做法，实为对一种稳定有效的教学方式的维护。

三、“风潮”的化解与“讲义生态”之营建

与教师的温和态度不同，北大讲义费风潮中，校方的态度则格外强硬。蔡元培一方面坚持收取讲义费，一方面矛头直指学生的“暴动”行为。蔡元培与普通教师不同，影响他对讲义态度的首要因素是经济。虽然蔡元培在风潮过程中反复强调“收取讲义费本是小事”，但从北大多次尝试废止或减发讲义的做法看，印发讲义已给北大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可见，对于成长发展中的北大来说，讲义费也绝非如蔡所说“本是小事”，校方亦有苦衷。

北京大学早在1917年就因讲义使用量过大，提出《减发讲义案》^[18]，对减发讲义的原因做了说明，并提出了减发讲义的办法和实施细则：

分发讲义之风，原为欧美各大学所无。本校印发讲义之俗，历年已久，颇有无从改革之势。本校印刷部规模原甚简陋，而近来发印之讲义较前尤多，稿本积压，甚至误期逾月犹未印出。若此情形不特妨碍教授之进行，即学生方面温习功课亦多困难。补就之法拟不宜缓。查本校近来所刊印之讲义，门类至多，大学功课繁颐，若各种科目尽发讲义，则大学与一编译印刷所何以异？窃意预科各门功课暨其普通方言等学科皆可采用教科书，殊无印发讲义之必要。大学每年印发讲义之费藉此可省一半。以之作扩充图书馆之用，将来各种参考书逐年增长，则教授与学生同受其益。根本改良之法有二：

（甲）大学各科教授会，应速选定明年应用教科书及参考书，预向书店订购，以备下学年之用。

（乙）应用评议会拟定减发讲义办法，征集各教授讲师之意见，决定后，凡可不发讲义之学科，自下学期起即实行停止。

附：减发讲义办法五则

（一）各科预科各项功课及本科之方言等学科，应用教授会审定之教科书，一律不发讲义。

（二）本科各科目凡有适宜之教科书者，一概用教科书为蓝本，不另发讲义。

（三）各科目如无适宜之教科书，而有别种相当书籍可资参考者，可由教授将该项功课编一节略，以供学生考查之助，不另发详细讲义。

（四）专门科学及他高等学术无适宜之教科书或参考书时，可由教授随时酌定印发讲义。

（五）如遇不得已须翻印刻本而原书篇幅过多者，应由教授摘要发印，不可任意翻印全书，致学校财政大受影响。

《减发讲义案》发布十几天之后，文科学长陈独秀发表《致文科全体教员诸君公函》，结合文科教学情况对减发讲义案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废止讲义的办法：

大学印发讲义实非正当办法，文科业已有数种学科由教员口授学生笔述未发讲义，亦无十分困苦难行之处。自下学期起，预科倘能一律采用教科书，本科倘能一律改用口授笔述不发讲义，固属至善，如有阻碍难行之处，如需续编讲义者，希示以所编讲义准于何时完结，以便由校中付印作为教科书或学生笔述时参考之用。何种讲义完全出版后，即不续发何种讲义。倘有增改，当可由学生笔录不至难行也。^[19]

陈独秀的公函比议案更加具体，态度也更加坚决，放弃了之前的引导态度，为讲义的废止制订了详细的时间表。但从实际效果看，议案和公函都未能发挥作用，讲义印发不减反增,1920年代初，北大还出现了讲义印发的高峰。

讲义无法废止，实因“讲义习惯”根深蒂固，也与北大经济状况逐步改善能够承受这笔开销直接相关。但到了1922年，北大等高校经济状况不佳，甚至出现欠薪。是年国立八校教员还因此成立联谊会向政府讨薪，足见其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大学开放程度提高，北大课堂上除了正式生、旁听生，还出现了大量的“偷听生”^[20]，讲义用量激增，致使蔡元培不得不以收取讲义费的方式减轻学校财政压力。

与1917年减发、废止的做法相比，收取讲义费实际是蔡元培认清讲义短时间内无法废止而采取的减轻学校财政负担的做法。他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表示：“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21]可见，讲义费绝非小事，而是缓解学校财政压力的重要措施。于北大而言，讲义在教学方面的优长与经济方面的压力同样重要，讲义的欲罢不能，印发讲义的不堪重负，共同决定了风潮中校方的强硬态度。

北大“讲义费风潮”以讲义费停止收征结束，北大也再未采取废止或限制讲义的做法，但这并不能说明学生得了胜利或校方作了妥协。笔者认为“讲义费风潮”平息，是北大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校园“讲义生态”的结果。

风潮过后，首先，北大出版部采取措施降低讲义印制成本，比如出台细则规范讲义印发流程，减少浪费，由交商人承印改为印刷所自印^[22]，统一采用国产纸以降低自印成本^[23]；制定讲义印制周期表，缓解集中印制的压力，同时减少印量^[24]，将讲义交由学生自行校对降低人力成本^[25]等等。其次，讲义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余年的教育实践，课程内容已基本稳定，随讲随编讲义的情况基本消失，代之以开学前印制装订，开学初统一发放的方式，这与教材的使用已非常接近，减少了“偷听生”对讲义的消耗。最后是“开源”。随着北大在教育界、文化界的影响日益增强，装订成册的讲义颇受读者青睐，出版部抓住这一商机，设立售书处尝试讲义经营，北大日刊常常登载新出讲义名目，如：“鲍参军诗注，黄节著，每部定价洋一元五角；汉魏乐府风笺，黄节著，每部定价洋一元六角；谢康乐诗注，黄节著，每部定价洋一元。凡本校教职员及学生来购者，均按八折收价。”^[26]除了在日刊上刊登广告，出版部还在售书处准备简要书目，以便读者选购。即使讲义正式出版后，出版部售书科仍继续销售自印讲义本，价钱会略低于正式出版物。例如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讲义本售价为0.60元，正式出版本售价为0.64元^[27]。实惠的价格加上北大的讲义传统，为自印讲义赢得了比正式出版物更大的市场，形成了以讲义养讲义的良性循环。

北大“讲义费风潮”是民国大学校园“讲义热”一个极端性样本。学生、教师、学校出于不同感受、不同立场围绕讲义问题产生分歧和对抗，这是讲义随现代学科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化解分歧的途径也不是某一方的败退或妥协，而是讲义生态机制内部的自我调整。当其与教育需要、学校实际相适应时，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良好的“讲义生态”不仅满足了现实需要，还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校园“讲义热”风景。总之，如果更细致地考察1922年北大“讲义费风潮”的初因和始末，既可以更具体地了解该事件中各方当事人立场、情感、态度之由来，也能帮助我们深入体察民国大学校园“讲义热”的生动场景，进而了解现代大学发展初期学科教育生态的一个侧面。

[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3页。

[2] 同上书，第1011页。

[3] 蔡元培：《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5页。

[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2页。

[5] 同上书，第853—854页。

[6]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8日。

[7] 〔美〕叶文心著，冯夏根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8] 〔日〕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3—234页。

[9] 据吉川幸次郎在《我的留学记》中的回忆，“本来，当时中国的大学，上课前都要把讲课的要点印刷出来交给学生。这在他们那里叫‘讲义’。一般是到事务室去取讲义，从一个小窗口，交验学生证，而我，则是交验旁听证，然后，事务员就发给我们讲义。但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以听懂，所以，这成了‘排朱’的理由之一”。见《我的留学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59页。

[1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2—863页。

[11] 《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90页。

[12] 《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3]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1日。

[14]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5日。

[15] 《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9页。

[16]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第122页。

[17] 周定一：《罗庸先生和他的两本书》，《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18]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6日。

[19]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日。

[20] 蔡元培主张大学向社会开放，一方面扩大了北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也吸引大量社会人员进入北大听课，对教学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胡适就曾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上课，——短篇小说。我只预备三十人一班，现在竟有七十人之多，几乎无法教授”。见《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3页。

[21]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18日。

[22] 192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商人瞿文镕订定印刷讲义合同》，其中对讲义的印刷方式、用纸、价格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到1929年北大讲义还处于外包付印阶段。1930年8月16日，出版部在北大日刊发布告白，宣布出版部印刷课已经完竣，北大至此可以自印讲义，降低了讲义的印制成本。

[23] 1931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出版组启事，称“本组于八月初旬向商店订购洋毛边及报纸多件，以备开学后印刷讲义及日刊等之用。查前项纸张截至现在止尚存有洋毛边一百十三令，报纸九十八令，洋宣纸四令。一矣所存之纸用完，即采用国产纸张印制以资提倡。此启”。

[24] 1929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出版部启事称“本校各种讲义，为某平均出版起见，特编周期表四种，自本月十一日起，轮流付印，惟当此改组之始，第一周之丙丁二种，稍有迟缓，请原谅为荷”。并在后面附上讲义印制周期表。

[25] 1929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出版部启事称“本部为减少讲义错误起见，盖改由学生自行校对讲义”。

[26] 《出版部讲义课新出讲义》，《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9月12日。

[27] 依据《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附页“本校出版书籍”中的价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