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誉与美德

T.S.艾略特曾经指出，“他（指莎士比亚，笔者注）身上的塞内加成分是被他吸收得最完全的成分，但却也是变了形的成分，这是因为塞内加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所接触的世界中已是播散得最广的因素。”^[1]《裘力斯·凯撒》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对塞内加思想讨论最为充分的剧本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正义”“荣誉”“美德”等斯多葛学派的常用语汇在《裘力斯·凯撒》剧中几乎比比皆是，更是因为该剧塑造了西塞罗、布鲁图斯、凯歇斯等一系列戏剧形象，在他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斯多葛思想的深远影响。^[2]荣誉和美德对布鲁图斯来说，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让我的一只眼睛看见光荣，另一只眼睛看见死亡，我也会同样无动于衷地正视着它们；因为我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恐惧死亡，这自有神明作证”。（1.2.88—91）然而有关荣誉的观念，却是历史上的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表述得最为精要：

一切光荣及美德之事（honestum）^[3]皆出自下述四种来源中的某一种：（1）充分地发现并明智地发展真理；（2）保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负有其应尽的责任，忠诚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3）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4）一切言行都稳重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4]

同时，西塞罗认为，荣誉必须符合永恒的自然法和永恒理性，顺乎自然、顺乎理性的荣誉是最高正义的体现。不难看出，西塞罗在论述荣誉/美德的时候，除了公民本身克己和坚韧的高尚品行之外，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公民的“责任”，至于公民责任的具体内容，则语焉不详。然而按照历史上西塞罗的定义，布鲁图斯刺杀凯撒的行为是否符合他所谓的“荣誉”标准实则充满了矛盾与含混。事实上，直到凯撒遇刺以后，布鲁图斯登台演讲以前，他对暗杀这一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不是确信不疑的。有趣的是，历史上同为自然法思想家的西塞罗与塞内加对于凯撒的态度也是截然相反的。西塞罗强烈谴责凯撒称帝的企图，而塞内加则认为凯撒是开明君王的典范。^[5]在某种意义上，自然法思想因为其浓郁的哲学思辨和神秘色彩，往往与罗马具体的政治实践相脱节，在《裘力斯·凯撒》剧中则由于“荣誉”概念的含混与抽象，为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解构”布鲁图斯的演说埋下了隐患。演讲中，老练的安东尼使用一系列的排比，重复强调“Brutusisanhonorableman”的说法，恰恰取得了与字面相反的效果。

剧中凯撒刺杀计划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凯歇斯。在整个行动的策划中，凯歇斯可谓知己知彼，他对自己每一步行动的目标都清清楚楚，对布鲁图斯的弱点更是了若指掌。凯歇斯首先利用“对大众有利的事”（1.2.87）和“荣誉”的话题吸引住布鲁图斯（而实际上凯歇斯接下来讨论的与“荣誉”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迫使其无法回避凯撒问题，之后继续利用布鲁图斯对“美德”的热衷，实际上却激发起布鲁图斯内心深处对祖先的优越感。莎士比亚虽未直接表明布鲁图斯对待罗马平民的态度，但是从他与凯歇斯以及其他反叛者的几次交往中不难看出，布鲁图斯不但十分鄙视反叛者的卑微行径，而且常常无法掩饰其内心的道德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布鲁图斯常常因为个人道德的无比优越而不可一世的同时，他的道德纯洁性本身也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伪善之上，这一点在剧中他与凯歇斯因榨取平民粮饷一事的争吵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6]

事实上，历史上的斯多葛主义者也常常因为其骄傲的精英主义倾向而遭到后人的诟病。颇有些反讽的是，布鲁图斯对剧中的西塞罗也是这样批评的：“让我们不要对他说起，因为他是决不愿跟在后面去干别人所发起的事情的。”（2.1.150—151）然而这一批评用在布鲁图斯本人身上似乎也未尝不可。如哈罗德·戈达德（Harold C.Goddard）也指出，布鲁图斯拒绝西塞罗加入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愿与其分享作为“反叛者道德领袖的权威地位”^[7]。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图斯的荣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息息相关，它既不同于如中国孟子极富伦理学色彩的“舍生取义”思想，与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中福斯塔夫鄙视的世俗名誉乃至霍茨波理解的尚武思想也可谓大相径庭。

[1] 参见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2] 如阿兰·布鲁姆指出，凯歇斯在剧中声称自己是坚定的伊壁鸠鲁哲学信奉者，然而在第4幕和第5幕中，凯歇斯与之前判若两人。凯歇斯在全剧即将结束之时，变得非常迷信，并开始相信世界上存有灵魂与天意。参见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第94页。

[3] 西塞罗在《论责任》一文中所用的拉丁文“honestum”一词同时具有“美德”和“荣誉”的双重含义。

[4] 西塞罗：“论责任”，《西塞罗三论》，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6页（译文略有改动）。

[5] 历史上西塞罗不但在《论责任》中明确反对凯撒称帝，而且后来还撰写了14篇攻击安东尼的演说。塞内加（Seneca）则认为反叛者更多是因为个人的欲求不满而恶意杀死凯撒，详见塞涅卡：“论愤怒”，《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6] 罗马内战爆发以后，布鲁图斯与凯歇斯发生了一次争吵。布鲁图斯一方面指责凯歇斯因贪图钱财收取贿赂，另一个方面却自相矛盾地称自己曾经差人向凯歇斯“告借几个钱”，却遭到后者的拒绝。布鲁图斯在高调声称绝不能“为了盈握的废物，出卖我们伟大的荣誉”的同时（4.2.62—64），却似乎忘记了他向凯歇斯“告借”的钱财也来自于不义之手。这一事件即使不是布鲁图斯性格中的一个污点，也使他的洁身自好显得颇为不合时宜。

[7] Goddard，Harold C.TheMeaningofShakespear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