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监察机构的沿革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完备的发展历程，在古代官制中居于特殊地位，本节择要论述古代监察机构的沿革及地位。
一、监察机构的开端——御史
夏、商、周时期，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据考证，夏商时有东吏、西吏的使者监察方国是否对国王忠实，另有各种“史”官，凭借祭文、占卜监察官吏是非，这些都是早期监察的方式。[1]西周时，古代监察制度中最重要的官称——“御史”正式出现，但当时的御史并不具有监察之职，真正行使监察职能的是大宰、小宰和宰夫。《周礼·天官》载：
“天官冢宰……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2]
由以上可知，冢宰的属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等，小宰为大宰的副职，宰夫为大宰、小宰的助手，官员人数依次递增，层层协助上一级工作，因此叫“转相辅贰”，即递相辅佐。大宰行使周王之下的最高行政监察权。小宰作为大宰的副职，主要行使大宰的监察职能。宰夫主要依法考核百官治绩，根据“官刑”监督并惩治官吏。另据《周礼·春官·御史》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3]即御史掌理邦国、都鄙、万民的法令，辅助冢宰，昭告王者。凡有治职的，书写所治的法令，王者如有诏命，负责制作文辞。因此，西周的御史实际为掌管文书和记事的普通“史官”。但由于我国古代“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4]，且史官在负责记事时也向君王上报所记之事，逐渐具有了监视的功用，遂成后世纠弹御史之渊源。周朝也有匡人等专职监察，据《周礼·夏官·匡人》载：“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5]这类职掌监国的专职监察官，大大加强了中央对诸侯国的监控，巩固了王权。
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固，纷纷加强官员监督，监察制度也随之受到重视。此时，“御史”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如《滑稽列传》中载，淳于髡对齐威王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6]可见御史的纠察职责对于百官的震慑作用。御史的职位也越来越重要，《战国策·韩策三》记载：“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输人为之谓安令曰：‘公孙綦为人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7]但整体而言，战国时期的监察活动还不系统，专门的监察机构尚未产生。
秦汉时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确立的时期，也是监察体系开始建立的阶段。秦汉时期的监察体制为后世历朝监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1．御史组织
秦汉时期御史组织的办事机构称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8]，长官为御史大夫（西汉中后期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丞和御史中丞，属官有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符玺御史、御史内史、御史主簿、督运漕御史、绣衣御史、监御史以及后来的刺史。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9]。自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10]，即虽有“三公”之职，实际则由宪台（御史台）、中台（尚书署）和谒者台行使职权。东汉末，“省御史大夫而以中丞为台率”，自此御史台成为“始专纠察之任”[11]的专职中央监察机构。
御史中丞，“汉御史大夫有二丞，一曰御史丞，二曰中丞”[12]。御史丞执掌不详。御史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13]。御史中丞的地位仅次于御史大夫。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不再任监察之职，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府实际长官，其官署也由御史府改为御史台。
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14]。据《汉旧仪》记载：“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宿庐在石渠门外，二人尚玺，四人持书给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领，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15]即别居殿中的十五人为侍御史，由御史中丞统领，另有三十人留于御史寺监察百官。两汉时期，侍御史主要包括治书侍御史、符玺侍御史、督运漕御史和绣衣御史等。
秦汉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设置了专门监察地方的官吏。秦朝，在郡一级设监郡御史，隶属御史大夫，史籍多称其为“监御史”，“监御史，秦官，掌监郡”[16]。西汉初，监御史被废除，由刺史承担监察地方的任务。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17]。即除京畿附近七郡外，其余为十三个州部，每州为一监察区，各置刺史一名。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18]。刺史隶属御史府，由御史中丞统领，刺察地方吏治。“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19]。刺史更置为牧，监察官变为行政官，监察权力遭到破坏。
2．丞相司直
秦汉时期，丞相职权极广，除一般行政事务外，还职掌封驳与谏诤等方面的权能，意于“匡正君失，纠正官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丞相府中设置辅佐丞相的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20]，主管监察。其“秩比二千石”，秩位高于御史中丞，权力重于司隶校尉，由丞相直接统领，监察检举之权极大。这是在中央行政机关内部设置的监察官，另外秦汉时期在地方行政机关内部也设有监察官，如丞相史、督邮、廷掾等。
3．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21]。即司隶校尉设置之初并非职掌监察，“初置司隶校尉，捕巫蛊，督大奸猾”。后专门监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的官吏。东汉时，司隶校尉的监察对象扩大至外戚和宦官。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监察官，既不隶属于御史府，也不受丞相府的统领，独立行使监察权。但西汉中后期，司隶校尉受御史大夫节制，御史大夫后改为大司空，其仍属大司空，秩比二千石，位在司直下。东汉时，司隶校尉在皇帝面前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均专席独坐，被称为“三独坐”。[22]
总体而言，秦汉时期监察体系得以确立，监察官威严的重要体现便是“獬豸冠”。由于“獬豸”是“法”的化身，从先秦到明清，“獬豸”形象被当成监察、司法官员廉明正直、执法公正的象征，在特定场合被经常使用并作为监察御史和司法官员等的重要标志。因此，监察、司法官员穿戴獬豸冠也是其威严的象征。据《后汉书》记载：“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为展筒，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23]即秦始皇灭楚后，以楚王冠赐御史大夫，冠状如獬豸，表示对不法者即可抵触之。春秋战国时，楚王仿照獬豸的形象制成衣冠。秦朝时正式赐给御史作为饰志，后遂称“獬豸冠”。汉朝时，廷尉、御史等都戴獬豸冠。到了东汉时期，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自秦朝赐给御史獬豸冠，此后各朝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官吏一律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见图2-1）。
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机构有了新的变化。御史台在西汉末年转属少府，东汉以后实际上已独立，但名义上仍归少府。魏晋时期，御史台才从少府中正式脱离出来，成为由皇帝领导的独立的监察机构，其主要长官仍为御史中丞，并在京畿地区设有司隶校尉，在地方设有州刺史。北魏的监察机构改御史台为南台，长官称御史中尉，属官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监察侍御史等，另有人数不定的出巡御史，其中东、西魏设置稍有不同。北齐的监察机构仍称南台，长官称御史中丞。北周御史台称司宪，台主称司宪中大夫。
图2-1 浙江桐乡杨家桥明墓出土的獬豸补服[24]
此时的监察机构组织扩大，职权也有所加强。两晋时期，御史中丞突破了不纠三公的限制。例如，晋武帝时，侍御史刘暾上书奏劾司徒王浑：“谨按司徒王浑，蒙国厚恩，备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调和阴阳，下遂万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刘舆拒扞诏使，私欲大府兴长狱讼。昔陈平不答汉文之问，邴吉不问死人之变，诚得宰相之体也。既兴刑狱，怨怼而退，举动轻速，无大臣之节，请免浑官。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25]。《晋书》还记载有刘暾监察皇亲大吏的事例：一次武库发生火灾，当时皇后贾南风表亲郭彰任尚书，率领百人只顾自保而不救火，于是刘暾就严肃地责问他。郭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刘暾则愤怒斥责道：“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于是请索纸笔上奏。[26]
南朝，御史中丞位尊权贵，专道而行，仪仗人数与尚书令相等。萧齐时，御史中丞“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27]。萧粱时，“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28]。即废除了汉朝中丞路遇尚书丞郎要行止车版揖之礼，提高了中丞的地位。因御史中丞威权的崇高，“自齐梁皆谓中丞为南司”[29]。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更高，“魏氏旧制，（御史）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30]。
此外，为了加强监察官吏行使监察权的效果，南北朝时期开始允许监察官风闻奏事。[31]据《梁书》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诏：“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寔由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壹拘常式，见失方奏，多容违惰，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32]由此，御史可以风闻奏事成为定制，即便弹劾有错，也不负任何责任。[33]
二、监察机构的发展——台院
隋朝上承御史之遗绪，下启台院之先河，以监察命名之官由此伊始，[34]在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实为转折点。[35]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地方监察机构为司隶台、谒者台，“御史台，大夫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十二人，录事二人”[36]。隋炀帝即位后，又进行变革，“御史台增治书侍御史为正五品。省殿内御史员，增监察御史员十六人，加阶为从七品。开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罢其制。又置主簿、录事员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阶为正四品，减治书侍御史为从五品；增侍御史为正七品，唯掌侍从纠察，其台中簿领，皆治书侍御史主之。后又增置御史，从九品，寻又省”[37]。
司隶台专察州郡之组织，置“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38]。刺史下又置丞、主簿、录事各一人，处理日常台务。刺史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
谒者台为隋炀帝时所设，“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39]。设谒者大夫一人为台长，司朝谒者二人，为大夫副贰。属官有丞、主簿、录事各一人，处理台内日常事务。谒者台掌握对地方的监察权，使秦汉以后临时性的遣使巡察制度化，成为唐朝巡察使的前身。
唐朝，监察制度臻于成熟，监察机构更加健全。中央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主簿一人，殿中侍御史六人”[40]。御史大夫是御史台长官，全面掌管中央和地方的监察事务，地位独立。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设侍御史六人，职掌“纠举百僚”；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巡察京城“不法之事”；察院设监察御史八人，“分察巡按郡县”。[41]三院在职能上有交叉，但各有分工，并互相配合，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
唐朝的御史台地位独立，极具典型。御史在行使监察职能时被授予两种特权：一为独立行使弹奏权，即凡百官违法，御史皆可独立纠弹，即使是御史长官事先也无权询问奏弹内容，所谓“台官无长官”[42]。二为风闻弹事权。唐朝的御史台不受理诉讼，但有告官吏违法者，可持辞状立于御史台门外，御史有权到门外收采辞状，认为应弹奏之事则略去检举人的姓名，于上朝时奏劾。风闻弹奏并非任意弹劾，而是保护检举人的一种措施，一旦立案，首先要从检举人处取得证据。若御史弹劾行政官员有不当之处或失职行为，则由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纠劾。[43]侍御史凡遇弹奏大事，则服獬豸冠，对着朝廷仪仗宣读弹文，被弹大臣须“趋出，立朝堂待罪”[44]。
另外，为了制约官吏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各行政部门均设有勾检官，其系独立于御史台之外的监察机构。最高勾检官为尚书都省左、右丞：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通判都事，若右丞阙，则并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丞阙，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45]“勾检”在唐律中的解释为：“检勾之官，同下从之罪。疏议曰：检者，谓发辰检稽失，诸司录事之类。勾者，署名勾讫，录事参军之类。”勾检官的职能是：勾检稽失，即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办事的效率与质量；受事发辰，即勾检官在文件上盖上始发始收的日期，以便计算是否稽期；省署抄目，即勾检官登记抄录收发的文书目录，审查后签署，交付有关部门执行，执行完毕再由勾检用红笔在文书上端勾讫，记录完成的时间后存档。通过检查这些详细的记录，并与时间进行核对，从而监督官吏。
宋朝监察制度在继承唐制的同时有所变革。中央监察机构仍以御史台为主，下设三院。御史台的职权是“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祭祀、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46]
宋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吸取汉唐时期地方监察官由于权力太大而变为割据势力的历史教训，采用了“分而察之，互相牵制”的政策，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监司是路的官署，但有四个互不统属的监司，即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四个机构。宋朝在路和县之间设置州等机构，长官知州有权“察郡吏德义才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知州以外，专司监察的官员称“通判某州军州事”，简称通判。通判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另外，地方监察机构要接受御史和谏官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朝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且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
另外，宋朝规定：“百官应赴台参谢辞者，以拜跪、书札，体验其老疾。凡事经郡县、监司、省曹不能直者，直牒阁门，上殿论奏。官卑而入殿中监察御史者，谓之‘里行’。”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中丞王陶言：“奉诏举台官，而才行可举者多以资浅不应格。”乃诏举三任以上知县为“里行”。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诏：“御史阙，委中丞奏举，毋拘官职高下兼权”[47]。可见，宋朝监察机构具有多重设置、范围广泛的特点。
元朝，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为中央三大机关，互不统属，地位并重，“凡有奏禀公事”，三大机关“一同闻奏”[48]。为了强化地方监察，元朝又在各省设行御史台，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曾先后设立四个行御史台，即河西、云南、江南、陕西行御史台，最后保留江南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此外，在地方还常设有提刑按察司与肃政廉访司。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月，世祖“立四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改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至成宗时，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设肃政廉访使常驻各区，肃政廉访使归所在行省的行御史台直接领导。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五月，元成宗“改各道肃政廉访司为详刑观察（司）”[49]，但其职能地位未变。这样，元朝便形成了以御史台为核心、行御史台为重点、各道廉访司为经纬的严密监察网。
三、监察机构的强化——都察
明、清两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监察机构亦进一步强化。
明初，国家机构的设置大体仍沿袭传统，中央设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分别掌管国家的行政、军事及监察大权。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50]但是，此种设置使得“三大府”的职权过大，影响皇权的行使。因此，政权稳固之后，太祖便着手改造中央机构。在监察制度方面，最大的改革是中央监察机关的革新，“国初，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经历、都事、照磨、管勾、监察御史、译事、引进使等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罢御史台，“止设左右中丞”。“十四年，改都察院，止设监察御史。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十七年，始定为正二品衙门，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经历、都事、十二道监察御史。”“二十九年，置照磨所照磨、检校。永乐元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北京道革，添设贵州、交阯、云南、三道。宣德十年，交阯道革，定为十三道。”[51]“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52]
图2-2 明朝监察御史王忬腰牌正、反面图[53]
“给事中”是明朝监察中央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为“科道之官”。而十三道巡按御史、省提刑按察使、督抚也常在同一地方执行监察任务。明朝还出现了监督地方官的镇守太监、监察军队的监军等，分布于各地，直接听命皇帝作其耳目。又设立了特务监察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自行问刑断狱，其他司法机关无权过问，使监察制度走向异化。
明初御史台是从一品衙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正二品衙门。十四年（公元1381年），改都察院，正七品衙门。十六年，升正三品衙门。十七年（公元1384年），始定为正二品衙门。[54]可以看出，明朝中央监察机构的品秩一直较高。
清朝监察机关为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和副御史执掌院务，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兼任，“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员，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员，掌察核官常、整饬纲纪。右都御史为总督兼衔，右副都御史为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55]都察院统领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分察地方，并分工稽查中央各部、院衙门。[56]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并六科于都察院。
清初沿明制，六科为独立机构，六科各设掌印给事中满汉各一人，给事中满汉各一人，秩正五品。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改都给事中为掌印给事中。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同任漕、盐等差，台省合一，品级亦提高为正五品。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又废六科之名，统设给事中。[57]至此科道合一，都察院的机构设置臻于完备，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清朝监察机构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太宗在都察院设置之初就要求：“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58]“内地各衙门条陈章奏……有专恣徇私者”，亦“明白纠驳”。[59]太宗、世祖、圣祖诸朝推动了风闻言事制度的发展，允许都察院官员风闻奏劾。太宗认为，风闻言事可以使“贪官似有儆畏”。圣祖朝更明确规定，科道官言事不实，不治其罪。但如果知情不报，以误国罪惩处。从而使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更为强化，地位提升。
另外，清朝实行密折奏劾制度，以避免监察官员遭到报复，免除其后顾之忧。世祖时下诏：“外任旗员受该旗都统参领，及五旗本王恣意需索者，许本官据实封章密详督抚转奏；倘督抚瞻循容隐，即许本官封章揭都察院转为密奏；倘不为奏闻，即各御史亦得据揭密奏，务期通达下情，以除积弊。”[60]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特谕诸臣“令各人密封进呈，其中言有可采招怨结冤者，朕将折内职名裁去发出，或令诸臣会议，或见诸施行，而外间不知何人所奏”[61]。这种密折奏劾制度对于保障监察官吏有效行使监察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监察官能纠弹比自身品秩更高的官员，不畏权贵，一方面是由于各朝皇帝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因其被赋予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与特权，并具有威严的形象，因此官吏有所畏惧。这种“位卑权重”的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位高者有所顾忌，不敢妄为，位卑的监察官又因无所顾忌而可以竭忠尽力。但在政治昏暗和无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监察官权重的后果也造成了权力的膨胀，逐渐向更多的行政权力靠拢，在一定时期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推手，不仅没能发挥监察地方的作用，反而破坏了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分裂，不得不让人反思。随着清朝的灭亡，我国古代监察机构也寿终正寝。
[1] 关于东吏、西吏等，可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7—521页。
[2] 《周礼·天官·冢宰》。
[3] 《周礼·春官·御史》。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页。
[5] 《周礼·夏官·匡人》。
[6]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7] 《战国策·韩策三》。
[8]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载：“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
[9]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0]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1] 《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八《都察院表》。
[12]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中丞》。
[13] 同上。
[14]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5] （汉）卫宏撰：《汉旧仪》卷上。
[16]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7]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18]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后汉书》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23] 《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
[24] 此獬豸补服收藏于浙江省桐乡市博物馆，本图片引自《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
[25] 《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十五》。
[26] 同上。
[27]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中丞》。
[28] 《隋书》卷二十六《百官上》。
[29]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中丞》。
[30] 《北齐书》卷十二《列传第四》。
[31] 风闻奏事，即御史无需有真凭实据便可依传闻立案纠劾，奏事时不记揭发人姓名，不重证词和自讼。据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一《御史风闻》中的考证，风闻奏事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
[32]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33] 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在某些情况下奏事不实是会治罪的，如唐律“诬告反坐”条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即据令亦合纠弹者，若有憎恶前人，或朋党亲戚，挟私饰诈妄作纠弹，准前任入罪之法。若上表告人已经闻奏，事有不实，反坐罪轻者，从上书诈不实论。宋朝规定：诸对制及奏事、上书，不以实者，徒二年。
[34]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监察侍御史》载：“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御史，汉罢其名……隋开皇二年，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凡十二人。”
[35] 张金鉴：《中国吏治制度史概要》，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36]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
[37] 同上。
[38] 同上。
[39]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
[40] 《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
[41]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具体人数在唐后期有变化，文中人数参见《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
[42]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监察侍御史》载：长安四年三月，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之曰：“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众不敢对。至忠进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
[43] 参见《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载尚书仆射及左右丞之职云：“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44] 《新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三十四》。
[45]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
[46]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
[47]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
[48] 《元典章》卷五《台纲一·内台》。
[49]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元成宗大德九年五月戊午。
[50]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51] 《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
[52]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53] 图片引自马小红、庞朝骥：《守望和谐的法文明：图书中国法律史》，北京大学2009年版，第320、321页。
[54] 参见《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
[55] 《钦定台规》卷九《宪纲一》。
[56] 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二十八员。京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河南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江南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三人。顺治二年汉员，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增一人；浙江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六人，内掌印一人。九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江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六人，十六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三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福建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五人，十年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二人；湖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復省一人；山东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二人。汉员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乾隆十四年增一人；山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二人。乾隆六年增一人，十四年省一人；陕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四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四川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广东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五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广西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各省二人。乾隆十四年各省二人；云南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各省二人。乾隆十四年各省二人；贵州道：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一人，汉员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钦定台规》卷九《宪纲一》）。
[57] 《钦定台规》卷九《宪纲一》。
[5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都察院·宪纲》。
[59] 《钦定台规》卷二《训典二》。
[60] 《钦定台规》卷一《训典一》。
[6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