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朝廷“内职”原是霸府“家臣”

晚唐内职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职掌性质上，就人选而言，则既有士人，也有宦官，宦官使职即所谓“内诸司使”和宣徽供奉官。五代除后唐曾有短期的宦官“复辟”之外，内职基本由士人担任，内职间由于任职者身份造成的壁垒被打破，内职在人选上趋向“同质”，从而整合成为一个独特的官僚群。

皇帝即位以前的“腹心左右”是五代内职官僚群的核心和主体。五代的特点，是藩镇中的“兵强马壮者”[1]为天子，“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2]皇帝换得像走马灯一样快。新皇帝即位，无一例外都要任命自己的使府亲信出任诸使，“藩阀帝王”用“元从心腹”。[3]同外朝臣僚相比，内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更为突出，权侵宰相的枢密使、总管内务的宣徽使与掌管信息通道的客省、閤门使，更是易代之际首先和必须换人的使职。兹举例如下：

后唐庄宗“以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以权知幽州军府事李绍宏为宣徽使”。[4]郭崇韬初为李克用之弟克脩的“帐下亲信”, “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脩死后，为李克用“典谒”, “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中门之职，参管机要。”中门使孟知祥辞职后，郭崇韬升任中门使，“自是……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 “甚见亲信”。[5]张居翰、李绍宏均是宦官。[6]

后唐明宗即位，“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以镇州别驾张延朗为枢密副使，以客将范延光为宣徽使，进奏官冯赟为内客省使”,[7]以客将朱弘昭为文思使，[8]客将李仁矩“擢居内职”。[9]安重诲“自明宗龙潜时得给事左右，及镇邢州，以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10]范延光是相州人，明宗做相州节度使时，“收为亲校”，曾冒死出入战阵，为明宗“达机事于庄宗”，不幸“为梁兵所获”, “榜笞数百，威以白刃，终不泄其事”，因此深得信任。[11]冯赟与其父璋两代皆为明宗家臣，“璋事明宗为阍者。赟为儿时，以通黠为明宗所爱。明宗为节度使，以赟为进奏官。明宗即位，即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12]张延朗曾“事梁，以租庸吏为郓州粮料使。明宗克郓州，得延朗，复以为粮料使，后徙镇宣武、成德，以为元从孔目官”。[13]张延朗之“事梁”，只是服勤吏事、尽职而已，并未进入朱温的左右亲信圈子，因此，可以顺利地投靠到明宗的麾下，并以自己在钱谷方面的能力得到信任和重用。朱弘昭“事明宗，在藩方为典客。天成元年（926），为文思使，历东川副使，二年余……充内客省使。三年，转宣徽南院使”。[14]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镇时客将也。明宗即位，录其趋走之劳，擢居内职，复为安重诲所庇，故数年之间，迁为客省使、左卫大将军”。[15]明宗朝诸使之可考者，又有宦官孟汉琼，亦出身藩府，“明宗镇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诸司使累迁宣徽南院使”。[16]

后唐废帝“起于凤翔，与共事者五人：节度判官韩昭胤，掌书记李专美，牙将宋审虔，客将房嵩，孔目官刘延朗”。“帝既立，以昭胤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专美为比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审虔为皇城使，嵩为宣徽北院使，延朗为庄宅使。久之，昭胤、嵩为枢密使，延朗为副使，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17]

后周“太祖登极之初，务存谦抑，潜龙将佐，未甚进用。其后，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稍迁要职”。[18]李重进是禁军将领，姑置不论。在广顺元年首批发布的任命当中，“元从都押衙”郑仁诲为客省使，“知客押衙”向训为宫苑使。[19]但是，很快郑仁诲就被提拔为内客省使，并且于广顺二年（952）三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当年十月，又兼任宣徽北院使。[20]广顺二年正月，向训已经是皇城使，三年二月，为客省使，三月，升任内客省使，至世宗初政，他已经是宣徽南院使。[21]

朝廷内职与皇帝霸府之间在人员上的共通性，大致可以为定论。问题是，进入内职序列的究竟是霸府的哪些人员？霸府职位与诸使之间又究竟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

根据石云涛的研究，唐代藩镇的文职僚佐，按选任原则可以分为正职与非正职两类，“正职”原则上必须由“有出身人”，即已经取得官员身份者担任。最低级正职为巡官，巡官以下，比如要籍、衙推等，皆非正职。前面涉及的中门使、客将、典客、亲校等等，均不在正职僚佐之列。严格说来，唯正职可称幕府僚佐，自衙推而署巡官，方得“齿于宾席”。[22]正职在入幕之前已经从唐中央获得朝廷命官的身份；当其供职幕府之时，与府主于职务为僚属，于礼义为主客，同为天子之臣，彼此间有“平等人格”。正职与府主间“人格平等”的基础是唐天子的威权，在晚唐帝国的斜阳残照中，这种“人格平等”变得脆弱不堪。唐朝灭亡前夕，迫于时势，允许诸强藩“墨制除官”、“承制置吏”，将官员身份的认证权力下放到藩镇，[23]除授正职的资格限制因此打破，藩镇自行除授的幕府正职增多。比如敬翔，在唐末“举进士不第”，得到朱温的赏识之后，先“即补右职”, “不喜武职，求补文吏，即署馆驿巡官”，才算有了一官半职。[24]像敬翔这样从藩镇获得官员资格的幕府正职，与府主之间不存在“人格平等”，他们从府主得官，对府主既效力又效忠，与那些非正职幕府人员一起，构成了府主的“家臣”。甚至可以说，在“家臣”与府主之间，唐中央是不存在，“家臣”只效忠于府主。

转变为内职的主要是这样一批霸府“家臣”。后梁的崇政院使由具有“家臣”性质的正职僚佐担任，敬翔即其人。后唐的枢密使多用藩镇中门使担任。客省使、閤门使多由典客、客将担任，藩镇的典客与中央的客省、閤门属于同类职能部门，皆掌礼宾通进，这类职位对任职者的技能有一定要求，非泛泛可任。“由藩镇客将迁转任朝廷閤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则是客将升迁的一条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为最多。”[25]藩镇使府的低级家臣，如所谓“亲校”、“牙校”、“衙职”、“纲纪”等，在府主荣登大位之后，则通常担任低级诸使及供奉官、殿直等。藩镇军府采用军事编制，所以称“亲校”、“牙校”。但是，所掌不一定是军事事务，府主衙门、家庭内外的诸多服务性工作，可能都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比如，宋太宗任开封府尹时的“亲校”王延德，“专主庖膳，尤被倚信”; “押衙”程德玄则“善医术”。[26]这些人在府主即位后，往往会被任命为供奉官、殿直等。比如后周的曹翰，“乾祐初（948），周太祖镇邺，与语奇之，以隶世宗帐下。世宗镇澶渊，署为牙校，入尹开封，留翰在镇。会太祖寝疾，翰不俟召，归见世宗，密谓之曰：‘主上不豫，王为冢嗣，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属翰总决。及世宗即位，补供奉官，从征高平，参豫谋画”。[27]周太祖以曹翰隶世宗帐下，颇似以忠心的家奴服事少主；而曹翰对世宗，称得上是竭尽忠心。如果《宋史》记载没有夸大事实，那么，曹翰当属世宗重要的佐命功臣。但是，曹翰本来地位很低，只是普通的“牙校”，故世宗即位之后，仅处曹翰以供奉官之位。

当然，霸府家臣并非内职的唯一来源，皇族、亲贵、将臣子弟也是内职的重要来源。或者说，皇帝的亲信担任内职，必然令内职身价大增，从而吸引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的亲属。同时，皇帝也有意利用内职来羁縻、拉拢藩镇子弟，一方面，作为人质防止其父兄反叛，一方面，倘若双方相安无事，也为藩镇子弟提供了一条在中央发展的道路。比如，后唐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璋的儿子光业就在朝任宫苑使，后来董璋反叛，“宫苑使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28]

五代的官员，无论诸使还是文臣，都对内职官僚群的“陛下家臣”性质有着共通的认识。后梁将亡时，敬翔对末帝垂泪剖白心迹，自称“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29]终朱温之世，敬翔始终未离开崇政院，是朱温亲近、倚重的谋士。末帝即位后，敬翔拜相，离开了实际上的权力枢纽——崇政院。“郎君”是家臣对少主的尊称，“老奴”云者，或一时感激之辞。时人习用之词，为“家臣”，为“私臣”。后梁末帝时，崇政院直学士李愚曾经称崇政使李振是皇帝的“私臣”;[30]而后唐明宗怒安重诲之自专，宰相赵凤劝解，则谓“重诲是陛下家臣，其心终不背主”。[31]

家臣，本来指的是周代封建等级制下的卿大夫之臣。[32]皇帝贵为天子，理应“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陛下家臣”是五代政治格局的特殊产物。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在讨论閤门祗候人选时，曾经谈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33]其实，这种传统的真正源头应当上溯到五代。在五代，霸府家臣出身者构成了内职官僚群的核心和主体，而家臣与府主之间的关系则顺理成章地在内职与皇帝之间得到延续，成为内职身份认同的基础，并决定了内职在当时权力结构中作为皇权衍生物的存在价值。

作为“陛下家臣”，内职官僚群是“亲而不尊”的，其权力与地位的基础均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来源于他们与皇帝之间历史与现实的亲密关系，此外别无依傍。在五代宋初的政治结构中，内职官僚群是“孤立”的——同禁军将领、藩镇首脑相比，他们不掌握兵权；同文臣相比，他们不掌握文化礼仪，也缺乏社会心理上的优势地位。但恰恰是因为这种“结构性孤立”，使内职官僚群获得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从而成为伸张皇权的有力臂助。

机构与官员在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可以分为刚性与弹性两种：有制度规定或为传统所认可的职掌，即“职权范围之内”者，为刚性权力；不在职权范围之内者，为弹性权力。在中华帝国，弹性权力最根本的来源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机构和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密近关系是弹性权力滋生的沃土。弹性权力可能成长为新的刚性权力，也可能因制度与传统的遏制而消亡。晚唐之宦官掌握神策军权，又有监军使遍布全国，内诸司使挟此整体之势力，其首脑人物乃干预朝政，甚至参与废立皇帝，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弹性权力。就刚性的职权范围而观，诸使皆具服务性质，为事务机关。但就“陛下家臣”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信任而言，内职具有广阔的弹性权力扩展空间。

内职弹性权力的扩展分为两部分：一，就机构本身而言，不同的职掌，为诸使提供了不同的弹性权力滋生系数：宫廷生活服务诸使、管理皇家园林诸使、马政诸使、理财司库诸使、军器制造管理诸使与皇城使、八作使等，是纯粹事务机关，与国家政务基本拉不上关系，其弹性权力伸展的可能性极其有限。通进宾赞诸使，处“内廷”与“外朝”之间，依傍最高权力，倘若得到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便极有可能由内而外，参与外朝行政决策，甚至转变为外朝政务机关，弹性权力滋生系数极高。五代至北宋中期，枢密使正是藉由通进职权逐渐演变为外廷首脑。[34]二，就人的活动而言，内职官僚群作为皇帝的使者和臂助，活跃在五代宋初的政治舞台上，担任着与自身机构、职掌无关的种种外任差遣。

[1] 《旧五代史》卷九八《晋书·安重荣传》，第1302页。

[2]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

[3]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42、113—114、144页。

[4]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书·庄宗纪三》，第404页。

[5] 《旧五代史》卷五七《唐书·郭崇韬传》，第763页；《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传·郭崇韬传》，第245页。

[6] 《旧五代史》卷七二《唐书·张居翰、马绍宏传》，第953、955页，绍宏本姓马，李为赐姓。

[7] 《旧五代史》卷三五《唐书·明宗纪一》，第491—492页。

[8]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朱弘昭传》，第289页。

[9]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仁矩传》，第931页。

[10] 《旧五代史》卷六六《唐书·安重诲传》，第873页。

[11] 《旧五代史》卷九七《晋书·范延光传》，第1285页；《新五代史》卷五一《杂传·范延光传》，第576页。

[12]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朱弘昭传附冯赟传》，第290页。

[13] 《旧五代史》卷六九《唐书·张延朗传》，第919页。

[14] 《旧五代史》卷六六《唐书·朱弘昭传》，第876页。

[15]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仁矩传》，第931页。

[16] 《旧五代史》卷七二《唐书·孟汉琼传》，第955页。

[17]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刘延朗传》，第291、292页。

[18]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3页。

[19]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一》，第1461页。

[20]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三》，第1481、1485页；卷一二三《周书·郑仁诲传》，第1620—1621页。

[21]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79、1491页；卷一一三，第1495页；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14页。

[22] 《旧唐书》卷一六九《郑注传》，第4399页；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23] 《旧五代史》卷六〇《卢汝弼传》，第809页。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2—46页。

[24] 《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敬翔传》，第246、247页。

[25] 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70—74页。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第十章《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以藩镇元从中门使、都押衙类中央枢密使；孔目官、粮料使比三司使；马步都指挥使似天子禁军将领；客将如客省使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2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54页注73。

[26] 《宋史》卷三〇九《王延德传》，第10153页；同卷《程德玄传》，第10155页。

[27] 《宋史》卷二六〇《曹翰传》，第9013页。

[28] 《旧五代史》卷六二《唐书·董璋传》，第832页；卷四一《唐书·明宗纪七》，第570页。

[29] 《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敬翔传》，第249页。

[30] 《旧五代史》卷六七《唐书·李愚传》，第892页。

[31] 《旧五代史》卷六七《唐书·赵凤传》，第890页。

[32] 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第524页。

[33] 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閤职札子》,《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第766页。

[34]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