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武选官”
——在文官与军职之外

这本书的主题是北宋的武选官。那么，武选官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官员呢？仁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至三年四月，范仲淹担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负责经制边防，抵御西夏。这期间，他曾经向朝廷奏荐15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这15个人的名单如下：

第一等：泾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勇武。

知保安军刘拯，[1]有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

鄜延路钤辖任守信，能训练，有机智。

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

秦凤路钤辖安俊，勇而有辩，仓卒可使。

环庆路都监张建侯，知书戢下，可当军阵。

鄜延路都监张宗武，精于训练，可备偏裨。[2]

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是宋朝为抵御西夏在陕西所划分的四个战区。路分部署、钤辖、都监和巡检使都是边防军将领。部署、钤辖、都监是简称，全称应当在前面加“驻泊兵马”字样，比如泾原路驻泊兵马部署、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秦凤路驻泊兵马都监。环州（治今陕西环县）和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皆是边防战略要地，两处的知州（军）也是边防将领。部署、钤辖、都监、边州知州（军）、缘边巡检等等，构成了北宋王朝赖以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是武选官最重要、最具指标性的职位体系；当然，话又说回来，边防统兵官并非武选官群体职业形象的全部。

能够被范仲淹称许为“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的，是武选官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更多的普通武选官基本无缘进入边防统兵官行列，他们官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3]的监当类职位上。比如，卒于庆历元年的薛塾，恩荫出身，一生做过的职位如下：“初监曲沃县酒税”, “又监龙门县清涧木税、绛州盐酒税、河中府浮桥”, “知河池县”，继而“奉使走马承受沧州路公事”，历任通利军和陕、蜀二州的兵马都监。[4]走马承受于本路人情、军情，“事无巨细，皆得按刺”，是“皇帝特派、身份公开的特务”，可以由宦官担任，也可以由武选官担任。[5]州的兵马都监，简称“州都监”，掌本城厢军，“专督州中奸争火盗”,[6]地位和重要性与边防诸路的驻泊兵马都监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大多数武选官所担任就是监酒税一类的监当官，以及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

武选官不是禁军将领或者说职业军人，他们用以标志身份的，是一些特殊的阶秩符号序列。范仲淹奏状没有开列诸人的品阶，我们可以试着从其他史料中搜集补充：

（1）庆历二年十月己酉，狄青自鄜延都监、西上閤门使迁秦州刺史、泾原部署。西上閤门使与秦州刺史是狄青升迁前后的两个品阶。[7]

（2）同样是在庆历二年十月己酉，王信自鄜延钤辖、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迁保州刺史、鄜延部署。[8]王信的品阶，前为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后为保州刺史。

（3）庆历元年，种世衡的职位是知青涧城、鄜延都监，品阶是供备库副使；二年春，在范仲淹的极力推荐下，他改任知环州，品阶迁至洛苑副使。在范仲淹奏状中，种世衡的职位是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应当就是在得到奏荐之后，他“转正”成为环庆路钤辖，品阶也迁至东染院使。[9]

（4）庆历二年五月庚申，时任环庆路都巡检使的范全由左骐骥副使迁宫苑副使。十月间，已经升任环庆都监的范全赴京，获得仁宗的亲切接见，“迁礼宾使·荣州刺史、环庆钤辖”。[10]

（5）周美先以供备库使任延州兵马都监，因功迁文思使、改任知保安军，又改（延州）东路巡检使，庆历二年四月，以功迁右骐骥使，后升任鄜延路都监。范仲淹奏状在列举周美功状之后，还有一行小字，是对周美的迁擢意见：“其人累有功劳，欲乞特加遥郡刺史。”周美因此得加贺州刺史，他的品阶成为右骐骥使·贺州刺史。[11]

（6）谭嘉震，庆历二年五月，时任柔远寨主，立大功，品阶由内殿承制迁供备库副使。[12]

（7）安俊在秦凤路钤辖任上的官阶是礼宾使。[13]

（8）谢云行在秦凤路都监任上的官阶不详。庆历元年，时任右班殿直、西京等处都巡检使的谢云行获得了閤门祗候的加衔，右班殿直·閤门祗候是他的品位标志。[14]

上面这些品位标志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右班殿直、内殿承制、供备库副使、洛苑副使、东染院使、供备库使、文思使、右骐骥使、礼宾使、西京作坊使、西上閤门使属于武选官阶，简称“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符号。第二，閤门祗候，属于“閤职”，是低级武选官的加衔，一般不“单行”,[15]能够带閤职是一种荣誉和肯定，可以加速升迁。第三，右骐骥使·贺州刺史、礼宾使·荣州刺史、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这一类与武阶伴行的刺史，属于“遥郡”。遥郡以刺史为最低阶，向上有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和节度观察留后，共五阶。遥郡不单行，武选官带遥郡，目的是处资深、增俸禄。第四，“单行”的刺史，比如泾原路部署狄青所带之秦州刺史，鄜延部署王信所带保州刺史，属于“正任”，是武选官向上的攀升梯级。正任六阶，刺史之上，还有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节度使。带遥郡武选官“除落阶官”，进入正任武官序列，是身份地位的极大提高。

但是，能不能说“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官员就是武选官”呢？很遗憾，不能。原因很简单，武阶、遥郡、正任这一系列阶秩标志体系，是武臣与宦官“通用”的。[16]事实上，范仲淹所奏举的这15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当中，就至少有一人可以认定为宦官——鄜延路钤辖任守信。欧阳修作有“西京左藏库使、内侍省内侍押班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旧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制”，内侍省押班是毫无疑问的宦官职衔。[17]宋朝的宦官与武选官在职任和品位标志符号上有许多相似之处。[18]在很多场合，如果史料中没有诸如“内侍省押班”这样明确的提示，区分宦官与武选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宦官的品位与职位，需要专门细致的研究，非本书可以承载。本书所能做的，只是提醒读者武阶使用的复杂性，并在必要的时候尽量甄别宦官。甄别的方法，一是查阅《宋史·宦官传》，一是利用电子史料索引的强大功力，力求全面搜集该人履历，寻找明确提示。这是个史料数据化时代的笨办法。将宦官因素考虑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非宦官，就是武选官。

了解了职位特点与品位标志之后，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武选官的入仕途径。让我们再次回到范仲淹奏状所提供的分析样本。15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去掉一个宦官，剩下14名武选官，出身已知者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恩荫出身，比如安俊。他的祖父官至高州团练使，“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补右班殿直，累迁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为环州都监”。[19]像安俊这样出身武臣勋旧家庭，又与皇帝有“潜邸攀附”之旧的，在武选官中虽是少数，但大多能混至上层。当然，欧阳修笔下那位一生混迹监当、州都监的薛塾也是恩荫出身，以荫“补三班借职，九迁内殿崇班”。[20]

第二，禁军军人选拔换授，比如许迁。康定元年（1040），宋夏边境战事正殷，二月乙巳，“诏选殿前诸般材勇者赴陕西极边任使”。三月乙亥，“擢诸班殿直卫士有材武者二十九人，散直都虞候王逵授宫苑使、昌州刺史，东西班指挥使许迁为供备库使”。[21]东西班在诸班直中排行第九，是禁军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属于皇帝近卫。[22]许迁自“东西班指挥使”改供备库使，其身份和统属关系便从禁军军职系统转换到武选官系统。周美、狄青也是军人出身。[23]

第三，武举出身。张建侯是天圣八年的武举第一名，后世俗称“武状元”。天圣八年的武举一共就取了8个人。[24]武举的录取规模、“武状元”的风光，都无法与文科举相比。这14人里头能有一名武举出身者，大概只好用“巧合”来形容。

第四，文官换授，比如种世衡。他用叔父种放的荫补将作监主簿，本来是个文官，一直做到卫尉寺丞、签书鄜州判官事，适逢“西边用兵，守备不足”，他建议修筑青涧城，“朝廷从之，命董其役”，青涧城修好了之后，种世衡“迁内殿崇班、知城事”，从文官换到武选官。[25]

综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武选官：他们是以武阶标志品位的官僚群体，主要分布在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以及监当管库等职位上，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的身份认同。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获得武阶的途径有恩荫入仕、军班换授、武举以及流外入流、文官换授等等。定义所强调的，是武选官的自身特征。那么，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如何？武选官的出现对于宋代官僚群的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武选官的“内职”属性

“武选”之称，见《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未及更。政和二年（1112），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同卷又有：“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厘正其序。”据此，在宋人的官制概念中，“武阶”与“武选”基本同义。细忖其别，则“武阶”偏指阶秩本身，“武选”泛指以此阶秩升降黜陟之人与事。本书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将遵循这一界定。

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差别，就体现在武阶名称上。武阶分为横班、诸司使副和“使臣”三段，横班、诸司使副均以使、副使为名，每一使都有相对应的副使，“使臣”则包括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供奉官等名目，其细节构成见本章附表。“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26]而“宋朝武选之称”，用的却是“使”、“副使”、“使臣”这一类看上去与金戈铁马毫不相干的名号。倘若要“顾名思义”的话，染院使、副使理应是管理染坊的，宫苑使、副使应当是皇家宫苑的管理者，礼宾使、副使自当负责礼宾事务，西京作坊使则应在西京洛阳掌管作坊，内殿承制、崇班倒像是在皇帝跟前跑腿传话儿的人，然而，带着这些头衔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边防统兵官，是范仲淹所倚重的“边上得力材武将佐”。

宋朝抛弃历代相承的将军、校尉之号，而以上述官名标志武人阶秩，表面看上去纯属名不符实。可是，相当多的宋朝士大夫却不这样认为。宋神宗改革官制，力图恢复《大唐六典》所描绘的官僚制度，孜孜以正名为念，而“元丰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议易将军都校尉之号，竟独依旧不复更”。[27]宋徽宗改正使、副使、“使臣”之称为大夫、郎，冠以“武”、“卫”、“忠”、“义”等美名以志其武官身份，自以为名正言顺，却被南宋的王栐批评为“正名不当”:“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28]王栐批评政和武官新阶“名不正”，主要是反对以“郎”、“大夫”之名处武人。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亦持此论。[29]严格说来，这种批评犯有只知隋唐、不论秦汉的错误，其实，汉代的郎官本来就是卫士的名称。但是，王栐、洪迈认为政和以前的武选旧称“非名之不正”，却自有其道理。

《容斋随笔》又说：“政和中……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途辙太殊。”[30]“途辙太殊”一语道破了武选官与传统武官的“出身”差异：唐代前期府兵制下的武职事官，自十六卫大将军以下，都是军队的管理者和指挥者。而宋代的武选官，就其“出身”而言，本来就不是军官，而是皇帝的“家臣”，是“内职”。横班及诸司使副的前身是晚唐至宋初的“诸使”，其中包括唐末宦官“内诸司使”。诸使及其下属机构向皇帝和宫廷提供饮食、医药、礼宾通进、宴会张设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使臣”则是皇帝身边的低级武人侍从。诸使和“使臣”都属于一个通称“内职”的官僚群体。

“内职”的得名，盖取“在内廷充职”之意，因此又称“廷臣”。内职“任寄腹心，职居近侍”,[31]属于内朝臣僚。当然，诸使和“使臣”并非“内职”的全部。“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32]晚唐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减弱，中央政府职能萎缩，皇帝试图直接掌握有限的权力，越过旧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决策机制，转而依靠自己身边的谋士和办事人员，直接处理政务军机。这批谋士和办事人员就是内职。诸使和“使臣”在内职中地位最低，其自身职掌无关军国大计，按制度不掌握任何重要的资源和权力。但他们在皇帝身边服务，靠近最高权力，又往往出身于皇帝霸府或者潜邸，深得信任，因此常常受命出外，作为皇权的代表，或传达密命，或监临（进而统领）军队。五代时期，无论是在集合了禁军和藩镇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单位——行营中，还是在为加强地方治安派出的小股军队中，都有诸使与“使臣”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对包括禁军和藩镇在内的职业军人的监督牵制，也可以对临时组成的武装力量加强领导。而频频活跃在各种临时军事行动单位中的诸使和“使臣”，实际上已参与军队的管理，并因此获得了武官的身份认同；但其统属关系和正式职位都在首都，在皇帝身边；他们的差遣名目也不止统兵一类，所以只能算是“业余的”统兵官。诸使和“使臣”的这一特征为武选官所继承。

宋代的官方用语仍然以“内职”指称武选官。太宗朝，赵普罢相出为西京留守，次子六宅使赵承煦奉诏随侍，“不落班行，仍支俸给”，王禹偁代普作《谢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有“童子何知，奉晨昏而兼内职”语。[33]田仁朗五代时以父任为西头供奉官，入宋，历染院副使、左藏库使、榷易使、西上閤门使、东上閤门使、判四方馆事等官，端拱二年（989）卒，史称：“时内职中咸以仁朗为称首，故死之日人多惜之。”[34]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壬寅，“三班借职王逊以父母继没，请终丧制。有司言内职居丧百日，即追出就列。上曰：‘人子念其亲而愿终制，不必夺也。'”[35]《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武选官磨勘制度，同样以“内职”代指武选官：“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南宋，李心传仍以“内职”指称武选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在谈到检校官时，说：“凡内职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遇恩皆带。”[36]

武选官的内职“出身”不仅体现在武阶名称上，还体现在朝会仪制上。礼仪所呈现的，通常是旧秩序。那些曾经存在、但在现实中已经或者正在消亡的关系，往往可以在礼仪中找到证据。比如“武臣自殿直以上皆当赴内朝”的制度，在皇祐元年（1049）被再度重申，尽管当时的实际状况，已经是“日至殿中者无几”。[37]而“使臣”“日赴垂拱殿起居”的规定，到熙宁四年才正式取消。[38]更重要的是，武选官在职任方面也继承了内职的特点——参与统兵，但又不完全是统兵官。首先，按制度，武选官初任，必须经历监当官，通过与统兵风马牛不相及的监当官积累资历，然后才可能进入统兵官的行列。一部《宋史》，几乎所有武选官的列传中都有监当经历。其次，虽然边防统兵官是武选官最具标志性的职位序列，但是武选官最大宗的职位却是监当官。最后，倘若在一个时间点上静态观察武选官的任职分布，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在监当管库。这就是武选官的“内职属性”。

二 武选官与军职合而不融

武选官与军职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宋代的“武官”群体，[39]军职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官。北宋的禁军分属于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总称三衙）, “禁军者，天子之卫兵也……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戍”。[40]御前忠佐专门用于安置、储备闲散军官，皇城司负有宫殿宿卫的责任，骐骥院负责国马饲养，其下属军队性质特殊，故且不论。诸班直以班、直为编制单位；普通禁军则以捧日、天武等嘉名区分军分，下设厢、军、指挥（营）、都等编制单位。[41]各级编制皆设有统兵之官，“军职”是其总名，《宋史·职官志》谓：“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42]都校是都指挥使的简称。[43]“军职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次各有都虞候，次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副都指挥使。”[44]军职又称员僚、军校、军员。

武选官与军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官员，其差别有三：一、军职是现役军官，隶军籍；而武选官是普通官员，不隶军籍。庆历六年，有诏：“自今引试武艺人，文武臣僚子孙与补班行，若诸军班即听于军籍就迁之。”[45]“补班行”即授初级武阶，是成为低级武选官；诸军班本隶军籍，“于军籍就迁”则是在禁军内部迁转；可见“班行”与“军籍”为两途。二、武选官以武阶标志品位；军职则是品位与职位合一，既标志身份，又表示职掌。何冠环先生曾经敏锐地观察到各指挥的指挥使以下军职“一般没有其他官衔或差遣”。[46]三、武选官的迁补由三班院、审官西院等选任机关负责；军职的迁补则直接听命于皇帝，由三衙具体负责，枢密院掌其名籍。据《宋史·职官志》载，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副指挥使、都虞候，皆掌本司诸指挥之名籍，总其迁补之政令。[47]军职的迁补称为“转员”，转员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其制始于雍熙元年（984年）。其年二月初一，太宗“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 “自军都指挥使以下、员僚以上，皆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亲阅军校转员，颇费时日。雍熙元年的亲阅，根据《长编》的记载，“凡踰月而毕”，而咸平三年真宗的首次亲阅，“凡十一日而毕”。[48]

军职不用武阶标志品位。此点常被忽视，即如李焘之赅博，也不无疏忽，记载有时反而不如《宋史》来得准确。比如，《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1039）三月乙卯，仁宗“阅试卫士武技，擢殿前第一班押班副都知王珪为礼宾副使，行门郝质为西头供奉官”。予人的印象，是王、郝二人只是阶秩上得到了升迁，差遣并未移易，进而则使人误以为礼宾副使、西头供奉官是军职的阶秩标志符号。而《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附王珪传》则载：“累迁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礼宾副使、泾州驻泊都监”；卷三四九《郝质传》则载：“少从军，挽强为第一。充殿前行门，换供奉官，为府州驻泊都监，主管麟府军马。”据此，王、郝二人在宝元二年的人事变动，不止是升迁，而且是从禁军军职到武选官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宋人称之为军校“换前班”。再举一个例子，《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1040）七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上疏言：“又比来诸班、诸军有授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试武艺而得官者。”而据《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张亢上疏的准确记载则是：“又比来禁卫队长，由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白丁试武技，亦命以官。”“禁卫队长”指禁军诸班直的长官，诸司使副、侍禁、殿直属于武选官，从“禁卫队长”到诸司使副、侍禁、殿直，准确的表述方式是“换前班”，而非简单的“授”某官。梁天锡先生《宋枢密院制度》说：“诸军校，改授大、小使臣，谓之换官。换官后，为使臣，非军职也”,[49]是非常准确的总结。军校“换前班”有制度可循。转员之际，“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50]换官即其中一途。

武选官也可以换秩为军职。《宋史》卷二七五《刘谦传》载：刘谦“应募从军，补卫士，稍迁内殿直都知”。太宗为太子（即后来的真宗）增补东宫卫士，“授谦西头供奉官、东宫亲卫都知”。“真宗即位，擢授洛苑使”，而“谦起行伍，不乐禁职，求换秩，改殿前左班指挥使，给诸司使奉料”。[51]洛苑使为武选官，月俸25千；殿前左班指挥使为军职，月俸20千。刘谦军人出身，“不乐禁职”，真宗允其回换军职，而以较高的诸司使俸料给之，足见荣宠。就史料所见，从武选官换军职的例子，要远远少于军职换前班的例子。究其原因，是武选官的群体社会地位高于军职。武选官身份的相对尊贵，同样也源于它的“内职”出身——它供职于内廷的“廷臣”地位，以及它作为皇权代表监临、出使的经历。环州蕃部都虞候王延顺“颇知蕃落间事，或有诉讼，辄先诣其居，官吏多询之，然后裁决”，咸平五年（1002），永兴军驻泊副都部署石普等请求授予他“供奉官兼蕃落监押”。真宗不许，理由是：“延顺本部民，一旦擢为廷臣，使与本州抗礼，恐难制也。”最终，王延顺只得到了环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头衔。[52]供奉官属于“廷臣”，是国家命官，可“与本州抗礼”，故真宗不愿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环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听起来很威风，其实只是一个厢军都校，地位相当于胥吏。又，神宗时“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导致军人怨怒。神宗为此感到不安。王安石则大不以为然，说：“如此事，恐未为失。盖朝廷既令为供奉官，即应得禁军控马，如何辄敢不平？”[53]

军职与武选官属于不同的迁转序列，彼此间的人员交流，必经换秩而后行，这是二者分立的一面。但是，它们毕竟都是武官，不能将武选官与军职的分立看得过于僵化。

在高层，武选官与军职殊途同归，在品位和职位上都走向一致，共同构成高级武官集团。在品位方面，武选官与军职同以遥郡为加官，以正任为向上攀升的梯级。遥郡属于加官，它必须和武选官或军职结合起来，才能构成迁转梯级。横班和高阶诸司使，资深者均可加遥郡。军校“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54]加遥郡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加俸禄，其目的是为了安置资深而一时不获提拔的官员，增其廪禄，使安旧职。正任是独立的迁转梯级。武选官转正任，“其横行、诸司使带遥郡防御使者，年劳至深或边功优异，即落遥郡为正任官”。[55]军职升迁至军、厢都指挥使后，再向上，如无空阙可补，则脱离军职系统，转为正任，进入边防统兵官序列，所谓“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56]

就职位而言，军职最上层的“管军将校”和最高级别的边防统兵官，都需要正任资历。换言之，无论武选官，还是军校，只要获得皇帝的宠信，都有可能升至正任，出任“管军”或者边防“大帅”。“管军”指禁军最高级别的11个军职，包括：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和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57]其中，北宋中期以后，三衙的都指挥使不常除，副都指挥使以下的管军八位，号称“八桄梯”。[58]管军的任免属于“事干大计”者，不在定期举行的军职转员范围之内，[59]而是由枢密院会同中书商议，皇帝亲自决定人选。[60]管军必须有正任以上品位，三衙“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61]真宗景德二年（1005）底，管军人选变动，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马军都指挥使葛霸因“老疾”解除军职，刘谦被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曹璨被任命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其中，高琼、葛霸、刘谦皆出身军职，而曹璨则出身武选官，以恩荫补供奉官起家。[62]同样，边防常设统兵官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武职统兵官，为一路“大帅”之职的都部署、副都部署等职位，[63]也要求任职者有正任资历。边防大帅又可以带管军职衔，[64]以增俸给，重身份。[65]

武选官的底层与禁军诸班直之间，也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联系。就历史渊源而论，“使臣”本来就是皇帝的侍臣，供奉殿廷，以备驱使，其职责与禁军中“最亲近扈从”的殿前诸班直相似。二者甚至有名称相同者，比如，“使臣”有左班殿直、右班殿直，而宋朝的殿前诸班直仍有“内殿直”、“外殿直”。[66]或者可以这样说，五代宋初的“使臣”本来就是殿前诸班直当中地位较高、较为亲近的一群，彼此间存在身份差异，但并不绝对隔离。只是当武选官阶形成之后，武选官与军职正式成为两途，二者间的界线方始分明。就现实而言，候补武选官三班差使，按惯例皆“隶殿侍班”，而殿侍属于殿前司诸班，[67]时人“以军伍畜之，世禄之家深以为耻”。至神宗熙宁五年（1072），西上閤门使·端州防御使、新知代州李绶“乞今后应臣僚之家奏荐及诸般出职，合授殿侍、三班差使之人，如愿不带殿侍，只补三班差遣”，得到批准，“人称其便”。[68]武选官底层与诸班直间的现实联系又弱了一层。

武选官与军职在高层的殊途同归、武选官底层与禁军诸班直间的现实联系，均指向一个事实——武选官和军职都是武官，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宋代武官群体。但是，在群体内部，差异始终存在，不容忽视——武选官与军职合而不融。

军班出身的武选官常常受到普通武选官的排斥。元丰元年（1078），有京东西路第七副将、供备库副使张永昌“赋性轻率，好胜自专，以将官杨珪出自军班，常凌忽之，凡有公事，不务协和”，最终遭到“降一官，与淮南远处监当”的处分。[69]即便是在上层，宋人对于武选官出身者和军班出身者的观感也是大不相同的。典型的例子，便是枢密院长贰的人选。军班出身者罕能获此任命，即使获得任命，也会遭到更多猜忌。仁宗时，狄青出身禁军，后换前班，以军功获升彰化军节度使，两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后至正使。史称其“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70]堪称一代良将。然而狄青之任枢密使，却遭到了舆论的普遍猜忌，比如翰林学士欧阳修就危言耸听地称之为天下“莫大之患”,[71]狄青也最终因此而罢任。表面上看，狄青是以武人任枢密使而遭猜忌的，但是，严格说来，狄青遭到猜忌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行伍出身，他的“起兵伍登帷幄”。[72]早在狄青还在陕西守边的时候，就发生过类似事件。狄青因故欲杀董士廉，董大呼，以隐语谓青有谋反意图，“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尝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73]“起于卒伍”一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狄青的心病。曾经遭到与狄青类似命运的，还有王德用，他本来由恩荫起家为武选官，后来换授军职，在军中一步步获得提升，直至桂州观察使、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权马军都指挥使。仁宗用他做同知枢密院事，遭到“人言”的攻讦，被迫去职，“而言者皆尚论公未止也”。[74]相对而言，武选官出身者却在枢密院长贰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例，根据《宋史·宰辅年表》粗略统计，太祖朝8位枢密院长贰中，6人出身武选官；太宗朝新任命17位枢密院长贰，有6位是武选官出身；而真宗朝新任命枢密院长贰共20位，有8位出身于武选官。[75]

究其原因，军职是“军人”而非“官僚”，军职，特别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军职与禁军之间存在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有着共同的荣辱悲欢，易得禁军爱戴，在军中极具号召力。而宋制，“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76]其设官立制的本意就是要分隔握兵与调度两种权力。用军职出身者为枢密使，虽然获得任命的人在当时已经调离禁军，但是，人们却有理由担心，他们在军中的号召力会与枢密使的发兵之权结合起来，构成拥兵自重、推翻朝廷的资本。因此，尽管猜疑多属捕风捉影，军职出身的枢密院长贰也不得不罢职，“去权宠”而“辞盛满”。[77]相比之下，武选官不隶军籍，不在军中服役，是“官僚”而非“军人”，他们虽然参与统兵，甚至可以位及管军，但与军队的关系相对隔膜。因此，武选官出身者可以出任枢密院长贰，舆论不会苛责，他们本人也不必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三 文武：两途与三途

与武官相对应的概念是文官。“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78]“军国异容，文武殊用”,[79]相与将、文与武的分立由来已久。这种分立可以析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人与武人在才能、气质方面的差异：文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长于治国安民；武人长于战斗，从事军旅之事，适于平祸乱、安边境。二是以职位为本位的文武分立。国家设官分职，以理庶政，有些职位主要为应对军事问题而设，有些职位则重在治民，与军事关系不大。以职位为本位的文武区别西周已经出现，[80]它产生于管理国家事务的需要，并随国家机器的发展日渐发达。《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云：“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近代以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员，各理所掌。”唐代的职事官明确区分为文职事官和武职事官两类。三省六部及其下属机构的职位均属于文职事官；诸卫大将军以下，诸卫、率、府的统兵官属于武职事官；卫府长史等文职僚佐则仍然被归类为文职事官。三是品位的文武分立，唐代有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 “贞观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81]散官明确区分为文散官和武散官两类。但是，唐代的文散官与文职事官、武散官与武职事官之间并未建立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职事官的选任强调的是“随才录用”原则，[82]“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旌”,[83]“台省军卫，文武参掌”。[84]可以说，唐代的文武分立仍然是以职位本位为主的。

晚唐五代，随着藩镇的崛起和募兵制的展开，武人集团的成分发生变化，文武之间的才质差异演变成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互相排斥。唐人明确记录了这种矛盾与冲突：武官瞧不起文官，“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85]文官轻蔑武人，“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86]在宋朝士大夫对文武关系的历史回顾中，唐末五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世以来，文武异道，将相异材，为弊于时久矣……谓儒为文，谓卒为武，苟登之为相矣，则不复寄以军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语以武。苟拔之为将矣，则不求以儒术之学，而曰此武夫也，不当责以文。时既择将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术为异。时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尽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87]“朱梁、后唐以马上为治，文武之柄离而为二，文者专治笔砚，耻言军旅之事；武者狃习戈戟，罕有帷幄之谋；交相是非，坐观成败。”[88]

就在文武剧烈冲突的大背景下，文武之间的选任隔离开始形成。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有制云：“入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所冀轮辕各适，秩序区分，其内司不在此限。”[89]

到了北宋，文武分立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相对严格的文武分途：“区分文武以官为准，而不以差遣为准”。[90]文官和武官不仅在品位上区别为两个群体，带文阶者为文官，冠武秩者为武官，而且在职位上各有分野，一部分职位只能由文官担任，武官必先换文阶方可出任，一部分职位只能由武官担任，文官必换武阶方可出任。如司马光所言，“国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为二涂，其迁次任使，皆不相参涉，有愿相移易者听之”。[91]在文武分途的制度背景下，文武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再像晚唐五代那样紧张，但是却有了无所不在的高下之分。[92]

文武之间原则上允许自由换授，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有愿相移易者听之”。文武换授分为两类，一是文官之换武，一是武官之换文。从换授风气的转变，可以察知文官与武官社会地位的升降。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文官换武的情况较为常见。其时，尚武之风犹存，加之烽火未熄，文官要求换武者，多有“男儿何不带吴钩”的慷慨之气。比如雍熙四年（987）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其时，正当宋朝进攻契丹遭遇惨败之后，“时方治兵讲武，急于将帅”, “乃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为内职，授边任。[93]柳开等俱是“儒业登科”，自愿要求为国戍边，其情可佩。

北宋前三朝的换秩案例，基本遵循自愿原则，但也有被迫换武的个案。例如，陈舜封的父亲曾经做过教坊的伶官，他本人“举进士及第”，通法律，“宰相以补廷尉属”，为大理评事。淳化五年（994），陈舜封“因奏事，言辞颇捷给，举止类倡优”，太宗“问谁之子”，他实话实说。结果太宗以为“此真杂类，岂得任清望官”，而责令其改秩为殿直。[94]再如，吴越钱氏的后裔钱昱，入宋授白州刺史，“昱好学，多聚书”，能著述，求换台省官，“令学士院召试制诰三篇，改秘书监、判尚书都省”。“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历典寿、泗、宿三州，率无善政。至道中，郊祀（郊祀在二年，996），当进秩，太宗曰：‘昱贵家子，无检操，不宜任丞郎。’以为郢州团练使。”[95]陈舜封、钱昱之被迫换武，表明太宗骨子里视武官为杂类渊薮，也透露出文武地位升沉的先机。

至仁宗朝，换授风气发生转向：第一，仍然有文官主动要求换武，但是，其动机却遭到公开质疑。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二月丙申朔，御史中丞刘筠言：‘比岁京朝、幕职、州县官乞换右职，皆以父母年高，规免持服，自今须皆亡者乃听。’从之”。[96]庆历三年以前，武官遭父母丧，“例不解官”。[97]文官因为担心丁忧守制影响仕途而谋求换武，实属道德沦丧；朝廷因此规定父母双亡者才可以换武，也算是救弊有方，只是无论如何都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天圣四年（1026），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工部尚书李维本来有望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为言者所沮，于是转而寻求换官，得相州观察使。观察使的俸禄与枢密副使同为二百千。左正言刘随就批评他“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98]

第二，恩荫原则的改变引发了低级武选官的换文高潮。仁宗天圣元年（1023）四月癸丑，诏文武官奏荫子弟者各从本资。[99]由此改变了恩荫用官不分文武的传统，确立了文官子弟荫以文资、武官子弟荫以武资的新恩荫原则。新原则颁布之后仅数月，就有下班殿侍张旦的母亲以“家传儒业”为名，为儿子要求换授斋郎。[100]“家传儒业”的要换回来，“举人入班行”的也要换回来，“克遵明诏，不堕素风”成了最冠冕堂皇的换文理由。[101]为遏制换文风气，朝廷不得不于天圣七年七月下令：“殿直以上，自今不得换文资。”然而，禁换诏令颁布不到一年，便被推翻。天圣八年五月，诏“今后班行委是文资之家骨肉，年二十五以上，特许改授文资”,[102]换文重新合法化了。那些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换了武资的文官，同样希望子孙能以文资入仕。于是，天圣七年，有诏“文臣换右职者，听任子弟为文资”。[103]世道变了，文官在政治上逐渐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大家都想当文官，包括武臣子弟。这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天圣五年五月，“诏武臣弟侄子孙之习文艺者，听奏文资”。[104]宋代武官社会地位的低落已经成为事实。

第三，庆历二年（1042）文官领袖范仲淹之坚辞换武，开启了文官耻于换武的风气。是年四月，朝廷欲“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知秦州韩琦为秦州管内观察使，枢密直学士、右司郎中、知渭州王沿为泾州管内观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管内观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知延州庞籍为鄜州管内观察使”，范仲淹带头、坚决抵制，终复旧官。[105]范仲淹的三道《让观察使表》，表达了拒换武资的决绝。第一表所提出的拒换理由冠冕堂皇，所谓“臣倘默然而受，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采，三则发将佐之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到了第三表，则以身体欠佳为托辞，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以示拒换之决心，曰：“况臣懦尪之质，宿患风眩，近加疾毒，复多鼻衄，肤发衰变，精力减竭，岂堪专为武帅，以图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106]更耐人寻味的，是韩琦的态度。“琦初拜观察使，独不辞，曰：‘吾君方忧边，岂臣子择官之时乎？’及范仲淹等累辞未听，琦奏乞并罢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谓他路辞之为得宜，臣则壮年贪受禄位。'”[107]

文人不乐换武的风气自此日盛一日。保静军节度使杨重勋的曾孙杨畋，“出于将家”，进士及第，有着出众的军事才能。庆历七年，湖南徭人起兵，朝议以为“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由太常博士“换东染院使、荆湖南路钤辖”。皇祐元年（1049）, “贼平”，杨畋“自陈在岭表捉杀蛮贼，因得瘴雾之疾，愿还文资，知近北一小郡”，得“改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史馆、知随州”。[108]以杨畋的家世和才能，尚且不乐武职、必“还文资”，比之晚唐五代武人之飞扬跋扈，可知世道升降真如沧海桑田。

文武换授的双向通道逐渐转变成为单行道，文官对换授武资表现出淡漠甚至鄙夷，文与武之间开始呈现判若云泥的高下之别。及其末流，更有落魄文人以武举为终南捷径，“甫得赐第，多弃其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109]又有大将以用文资荫子为光荣，朝廷也把许大将以文资荫子作为奖赏。[110]晚唐五代以来的文武矛盾最终以文官的大获全胜告终，文官取得了傲视武官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优势，“赳赳武夫”仍然承担着保家卫国、维护政权稳定的责任，但却已经沦为一个次等官僚群。

上面谈到的文武换官，其实只是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文官可以换授武阶，武选官可以换授文阶。军职则只有换前班之制，没有换授文官的制度，文官也没有换授军职的制度。军职与文官完全隔离，互不相通。因此，严格说来，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以文阶标志身份的文官；以武阶标志身份的武选官；职任与品位同一的职业军官——军职。这样一种官僚结构充分体现了分权的精神。

首先，它干脆利落地将职业军人屏蔽在非统兵职位之外。军职之换前班，所授差遣也以统兵为主。军职出身者，纵然换授了武选官，也被传统和舆论排斥在枢密院长贰职位之外。

其次，它建立一个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边防统兵官序列。宋惩晚唐藩镇割据之弊，“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中央禁军成为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唯一的作战部队。“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111]禁军以指挥为基本单位轮流出戍，其原有的统属关系被打破。“既然三衙禁军的分驻和更戍是插花式的，故各地不可能按禁军原有的厢、军、指挥等统兵体制，而另外委派‘率臣’，并统当地分属三衙的禁兵各个指挥，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112]“率臣”即边防统兵官，它构成了禁军军职之外的另一个统兵官职位体系，其人选主要来自武选官。中国自古不乏以他官监临、统率军队的事例，但是，于军队组织体系之外别设一统兵官体系，则是宋代的独创。“兵权宜分”是宋朝一贯秉承的政治理念。[113]中央之兵权，既有分两司为三衙之举，又使枢密院与三衙分掌发兵权与握兵权。地方之驻军，又设武选官以为统率，以分禁军军职的握兵之权，其目的不外是杜绝将领与军队胶结，防止掌兵者威胁中央政权。以防弊而论，真可谓周密之极。

最后，三途分立以对武人集团的“有条件隔离”为前提，实现了文官对于国家主干行政职位的垄断。职业军人的迁转限定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军职体系之内，此不待言。武选官同样受到了隔离，制度赋予武选官的职位类型主要包括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中的州都监和巡检、监当官，以及边防地区的知州、知县等等。路的转运使、普通州县的长官等重要的地方性职位，武选官都无缘进入。在中央政府最高级的宰执阶层，武选官唯一可以指望达到的枢密院长贰，到仁宗朝也基本上对他们关上了大门——武选官完全丧失了分享高层行政权力的可能。当然，这种“隔离”是有条件的，武人集团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待以及朝廷对其子孙的关照。

四 本书结构

武选官不是文官，也不是职业军官——“军职”，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的第三种官僚。武选官的出现使得宋代官僚群体的结构从传统的文武两分，细化为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武官群体，一个把大量精力、履历耗费在监当管库上的武官群体。这本书想要呈现的，是北宋武选官群体的“前世”和“今生”。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催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官僚分类制度，从而造就了武选官这样一群非文非武、亦文亦武的特殊官僚？武选官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与文官、与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宋朝的社会文化又给了这样一个官僚群体怎样的定位？这个群体的存在对北宋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

武选官源于内职，确切地说，是内职中的诸使和“使臣”最终演变成了武阶。演变的脉络大致清楚：晚唐五代，诸使、“使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参与统兵。至宋，诸使逐渐脱离其本来职任，成为空名，与“使臣”一道构成武选官阶。问题是，这一演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若干子问题：第一，诸使、“使臣”的本来职掌如何？设立这些使职的背景如何？第二，诸使与“使臣”参与统兵的传统是在怎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形成的？第三，当诸使脱离其本来职掌、变成空名时，它们原来所掌管的机构是否继续存在？第四，诸使、“使臣”的品位高低顺序是怎样形成的？宋代在接受这些官名作为阶官时有没有进行调整？

与武阶相关的既有研究分为两类：宋史研究者关注的是武阶作为武人迁转梯级的功能，它包括哪些阶次，彼此间以何种关系迁转。在这方面，龚延明、俞宗宪、梅原郁等前辈的研究是本书的基础。[114]唐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构成武阶的诸使及其所掌机构的设置时间、背景和职掌，其代表性成果是唐长孺先生的《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115]其中提出了内职演变为武选官阶的问题，但并未展开。唐先生的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将晚唐五代的诸使、“使臣”与宋代的武选官看作是一个有机而连续的发展过程，将武选官的出现看作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赵雨乐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开创性成果，[116]他揭示了五代的“使臣”作为“统治者军政家臣”的意义，“使臣”与军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五代诸使的等级关系，对本书具有启发意义。当然，其中也不乏笔者难以苟同的考证与论述，当在具体行文中一一讨教。

本书的前三章将循着唐先生指出的思路，充分吸收前人成果，探讨诸使、“使臣”向武选官演变的过程。第一章“新官原从‘末世’生”，考证诸使与“使臣”的本来职掌，分别考述诸使的设置时间、背景及职掌。第二章“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首先分析五代诸使、“使臣”与皇帝间的特殊关系；进而展现他们作为“陛下家臣”频繁受命差遣出外、参与统兵的状况；最后分析“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转变的关键环节——边防常设统兵官体系设置的过程。宋太宗攻辽失败后，不得不长期在北边屯聚重兵、“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以内职而统禁兵”的模式正好被用来建立边防常设统兵官体系，担任边防统兵官成了内职的常设职位，内职实际上已经离开宫廷，“廷臣”成了有名无实的象征性头衔。第三章“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考察武选官阶建立的过程：诸使间基于职位伦理的等级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种职位等级又是怎样转变为武选官阶的品位等级的？这是属于诸使—武选官阶的“内在秩序”。此外，武选官阶与其他类型的品位序列（比如由唐代的文职事官发展而来的文阶）之间怎样排比高下？作为官场的一部分，武选官必然会与其他部分发生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用什么样的“通用标尺”衡量高低、排列座次？正任、遥郡为什么会成为武选官与军职共同的品位符号？这都是第三章所要回答的问题。

简而言之，本书前三章所要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那么，后五章所要呈现的，便是武选官群体的“今生”——他们在北宋国家机器中所承担的责任与群体生存状态。第四章“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首先详细解读四位武选官的任职实例，然后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任职的一般图像。接下来的三章分门别类，叙述武选官的三类重要职位：第五章“军壁董戎，维护边防”述边防统兵官体系，第六章“捕盗捉贼，安靖地方”述地方治安维持体系，第七章“最后的‘近侍’：中央的武选官”，指閤门等礼宾通进机构中的职位，这是武选官在中央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第八章“武选官的选任”，内容如题所示，分析了在内职向武选官的演变过程中，选任权力逐渐从皇帝转向机构与制度的过程，考察了武选官的入仕途径、武阶的磨勘以及差遣注授中存在的问题。在本书的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余论”，阐明笔者对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制度的看法。

需要说明，本书所关照的时段，主要是北宋。然而，述武选官之“前生”，必须追溯到晚唐、五代；论三途分立的意义，又偶尔会延伸到南宋。武选官是一个“累积成长”型的制度——晚唐以来大大小小因应时势所产生的变化、调整累积起来，逐渐成长为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制度的变化与调整在内职—武选官演变基本结束之后并未停止。关于南宋的武选官，笔者尚无深入研究，只是明显地感觉到，在经历了两宋之际军事形势的大变动以及军事力量的大调整之后，它的面貌必然会与北宋的武选官有所不同。

[1] 原文作“知保安州军”，保安为军，州是衍文。刘拯知保安军，见《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末，第3330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李勇先、王蓉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6—617页。

[3]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监当官”，第3983页。

[4] 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一《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4—445页。

[6] 穆修：《河南穆先生集》卷三《静胜亭记》。

[7]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省称《长编》）卷一三八，第3310页。

[8]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0页。

[9] 《长编》卷一三四，第3188、3191页；《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743页。

[10] 《长编》卷一三六，第3265页；卷一三八，第3310—3311页。

[11] 《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第10457—10458页。《长编》卷一三五，第3238页。

[12] 《长编》卷一三六，第3256页。

[13] 《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第10467页。

[14] 《长编》卷一三二，第3153页。

[15]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丁丑条（第1137页），有麟州知州、閤门祗候卫居实，壬辰日（第1139页）因功迁供备库使。此閤门祗候，龚延明先生以为是作为武阶单行者。其实不然，根据《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丁卯条（第971页），卫居实自左侍禁·閤门祗候迁供奉官，按照宋朝迁官的惯例，他应当“依前閤门祗候”。单独出现不等于单行。龚先生做此判断的依据是《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701页）“迁秩之制”中的“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东头供奉官转閤门祗候，閤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这一记载非常明确，但显然与史料中所能观察到的迁转实例不符。笔者大胆推测，这条记载倘若无误，则可能是一时之制，并未久行。《长编》卷九〇，天禧元年（1017），向敏中言閤门祗候“今踰数百而除授未已”,閤门祗候的泛滥不知是否与《选举志》所载制度有关？真宗随即表示“当渐减省之”，可能《选举志》所载制度就此结束？第2078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590页。

[16] 龚延明：《宋代官制总论》,《宋代官制辞典》，第32页。龚先生原文是“武阶为武臣与内侍通用”，此“武阶”概念与本文不同，其范围包括本文所定义的武阶、遥郡和正任。

[17] 欧阳修：《文忠集》卷七九。

[18] 关于宦官统兵，请参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第249—305页。关于宦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的作用，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19] 《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第10467页。

[20] 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一《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21] 《长编》卷一二六，第2978、2987页。

[2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诸班直资次相压”，第4578页。

[23] 《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第10457页。狄青事迹，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详细考述。

[2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六。

[25]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742页。

[26]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一，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52页。

[27] 王得臣：《麈史》卷一“官制”。

[28]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39页。

[29] 《容斋续笔》卷一一，《容斋随笔》，第353页。

[30] 同上。

[31] 《宋大诏令集》卷九四《责田仁朗诏》，雍熙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第345页。

[32]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总序”，第3769页。《旧五代史·职官志》以“内职”为总名，载录了枢密使、宣徽使、建昌宫使、延资库使、租庸使、三司使以及金銮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等官职的设置情况。《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1994—1998页。

[33]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三之一四。

[34] 《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81页。

[35] 《长编》卷六八，第1526页。

[36]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8页。

[37] 《长编》卷一六六，第3981页。

[38]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39] 宋人的“武官”概念有多种指称范围：（1）指唐武职事官，如《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条，带鱼袋之制，“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第589页；（2）指武选官，如《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月辛丑，刘敞建议官员丁忧“武官自诸司使以上，与给全俸”，第4286页；（3）指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如《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四月甲辰，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上疏，反对范仲淹等以外任经略使带枢密副使，“恐他时武官援此为例”，第3363页。本书用其范围最广者。又，宋人所使用的概念中，与“武官”类似者有“武臣”，然内涵变化极大，故不用。《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十月丁丑，“诏武臣毋得补富民为教练使、衙内知客、子城使”，第2483页。此武臣指正任，惟正任有奏补教练使等官的特权。《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十一》“武臣奉给”，所载“武臣”为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自宣武都指挥使以下至厢军牢城副都头，第4117页。卷一七〇《职官志十》载宋初封爵之制：“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有封爵。”此武臣指唐代的武职事官，第4079页。同卷，载元丰七年致仕之制，“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更不加恩”，此武臣当指武选官，不含现任军职，第4093页。同卷武臣荫补之制所列武臣，以职任论有枢密院长贰，以阶秩论则有正任武官以及武选官，第4097—4098页。

[40]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0页。

[4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1页。

[42]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第3769页。

[43] 如景德初，葛霸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称其为“马军都校”，第9693页。

[44]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29页。

[45] 《长编》卷一五八，系于春正月壬申，《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系于同年五月。

[46] 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载氏著《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再版，第10页。该文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第3、4期合刊，1986年。

[47]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殿前司职掌，第3927页，侍卫马、步军司，第3930页。

[48]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8页；《长编》卷二五，第573页。《长编》载太宗亲阅的范围为“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校以《宋史·兵志》，则“都指挥使”之上漏“军”字。

[49]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540页。

[50]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4886页。

[51] 《宋史》卷二七五，第9382页。

[52] 《长编》卷五一，第1121页。

[53] 《长编》卷二二九，第5580页。

[54]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55] 《文献通考》卷五九，第539页上。

[56]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57] 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创于太宗端拱元年，亦属于“管军”之列。参见《长编》卷二九，第657页。

[58] 《长编》卷一二九引秦兴宗《官制旧典》，第3061页，“桄梯”原作“披梯”，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四（第193页）、《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四〇改。桄，指器物上的横木。《长编》一二九卷末“校勘记”22云“宋本、宋撮要本作‘杭梯’”，第3074页，疑此“杭”即“桄”，当校。

[59] 转员的上限是厢都指挥使，《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7页。

[60]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798页。

[61]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27页。

[62] 《长编》卷六一，第1377—1378页。

[6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第228页。

[64] 比如，端拱二年（989），高琼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归义军节度使出任并州马步军都部署，《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2—9693页。

[65] 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续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2—73页。

[66]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

[67] 殿前司诸班之东西班，“其东第二茶酒及第三、西第四班不带甲，并以诸军员、使臣及没王事者子弟为之”,《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引《两朝国史志》载，殿前司有差使磨勘案，专掌“殿侍年满出职，使人到阙差入驿殿侍，诸宫院下差抱笏殿侍，并磨勘奏补逐班祗应参班”。

[68] 《长编》卷二三七，第5782页。

[69] 《长编》卷二八八，第7056页。

[70]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21页。

[71] 欧阳修：《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第494页。

[72] 《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左司谏贾黯语，第4153页。

[73] 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3页。

[74] 王安石：《鲁国公赠太尉中书令王公行状》,《全宋文》卷一四〇九，第33册，第79页。

[75] 所谓“新任命”，不包含上一朝曾经获得任命者。太祖朝6人为吴廷祚、李处耘、李崇矩、王仁赡、楚昭辅、曹彬；太宗朝6人为柴禹锡、王显、弥德超、杨守一、张逊、赵镕；真宗朝7人是周莹、王继英、韩崇训、马知节、曹利用、张旻、曹玮。参见《宋史》诸人本传。陈峰先生的《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政策》中有枢密院长贰出身表，按朝代编制，资料采撷更为详细，请参看，《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38页。

[76] 范祖禹：《上哲宗论曹诵权马军司有二不可》,《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第709页。

[77] 此余靖所作《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对狄青罢枢密使原因的解释，用辞委婉而深得其中委屈。《全宋文》卷五七三，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4册第111页。

[78]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79]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八年诏书，第83页。

[80]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第七章《西周政府组织》第二节《金文资料中的官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06—222页。

[81]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5页。

[82]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785页。

[8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一，第516页。

[84]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刘蕡传》，第5074—5075页。

[85]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刘蕡传》，第5075页。

[86] 《均文武俸料敕》,《全唐文》卷九四，第426页上。

[87] 穆修：《上大名陈观察书》,《全宋文》卷三二二，巴蜀书社，1990年，第8册第414页。

[88] 孙何：《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第710页。

[89]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05页。

[90] 王曾瑜：《从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看南宋前期武官的升迁资序》，收入氏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原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91]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七《苏骐骥墓碣铭》。

[92] 有关宋代武人群体的研究，近年以来，成果颇多。比如：何冠环先生的论文集《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初版，2008年再版）汇集了作者对北宋前三朝武将群体的分类研究，以及对曹利用、刘平、杨文广、高俅、种师道、种师中，狄青部将张玉、贾逵，狄青后嗣狄谘、狄詠等的个案研究。陈峰先生有专著《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方震华先生的博士论文则以晚唐至宋初的文武关系为题（Fang,Cheng-hua，“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A. D. 875-1063）”,Ph. D. dissertation,Brown Unversity， 2001）。伍伯常先生有《北宋初年的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作风形象为中心》（载《清华学报》第36卷第2期，2006年，第295—344页）与《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线——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将为例》（载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43页）。以上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职位与才质差异的层面讨论文武关系与武人群体。在宋代文武关系与武人地位的大节上，笔者与诸位先生并无异议，只是希望通过对武选官制度的实证分析，细节揭示北宋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的实际存在。

[93] 《长编》卷二八，第637页。

[94] 《长编》卷三五，第774—775页。

[95] 《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钱昱》，第13915—13916页。

[96] 《长编》卷九九，第2305页。

[97] 《长编》卷一〇九，第2535页；卷一四二，第3398页；《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二。

[98] 《长编》卷一〇四，第2403页；《宋史》卷二八二《李维传》，第9542页。

[99] 《长编》卷一〇〇，第2321页。

[100]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七。

[101] 《长编》卷一〇〇，第245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八。

[102]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八。

[103] 《长编》卷一〇七，第2499页。

[104] 《长编》卷一〇五，第2440页。

[105]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九。

[10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七《让观察使三表》，宋刻本。又见《全宋文》卷三六九，第9册第439—443页。

[107]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3页。

[108] 《长编》卷一六〇，正月壬午，第3859页；卷一六六，三月甲午，第3991页。《宋史》卷三〇〇《杨畋传》，第9964页。

[10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七，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十二日兵部侍郎赵汝述言。

[110] 《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第11406页。

[111]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两朝国史志》，第1327页。

[112]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61页。

[113] 林駧:《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二《兵权》:“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此善计天下者所宜审处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358页。

[114] 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相关条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徐光烈：《阶官》，邓广铭、程应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57—160页。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の武阶》，东京：同朋舍，1985年。

[115] 这篇论文初作于50年代，1983年12月首次发表，名为《唐代的内诸司使》，说明见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至7辑合刊），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1987年收入中华书局为唐先生出版的论文集《山居存稿》，更名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

[11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