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隐逸诗：“要将闲适换深忧”[1]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渡诗人表达隐逸高蹈之趣、高唱隐逸赞歌的诗篇比前代增多。如果单个诗人流传下来的诗歌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一些与隐逸主题相关的诗歌。但我们同时发现，南渡时期真正的隐逸诗人并不多，与前朝相比甚至有减少的趋势。汪俊曾据《宋史》及《宋史翼》统计出两宋之交士人隐逸人数为21人[2]，这个统计因仅限于上述二书，可能会有一些遗漏。但考虑到汪氏的统计中包含一些未有诗篇流传的士人，故平衡之下，这个数据与当时实际隐逸诗人的数量相比，当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要合理地解释这一矛盾，笔者以为应将时代特征与诗人生活态度等诸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南渡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在四处流亡中，士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其生命中充满恐惧、不安、苦难等不确定因素。南宋政权稍稍安定以后，主战与主和之争此起彼伏，主战派内部又相互倾轧，政治氛围相当紧张。最后以高宗、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绍兴十二年南宋政权与金人签订了具有屈辱性的绍兴和议。为了巩固“绍兴和议”的成果，更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秦桧在为相期间直至去世，一直对主战派予以残酷地打击，对朝臣以至地方官不断清洗，将异己者置之死地而后快，朝野上下正人气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正义之士或自知不为秦桧所容之人，纷纷请求（或被迫）致仕归隐，或请求离开京都外任地方官员，或奉宫祠。总之，在南渡时期，太平之日短，动荡之日长；光明之时少，黑暗之时多。
人生体验充满悲剧色彩，成为当时士人们普遍的感受。外在氛围的灰暗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人们情绪悲观，看不到未来。尤其在慷慨激昂过后，有种亢奋后的懈怠。正因如此，当时的士大夫普遍都有一种人生幻灭感。冯时行《题涪陵杨彦广薰风亭》：“身世如浮云，百年一飘忽。”[3]李正民《和尹叔见寄》：“久知身世皆如梦，万事何须苦控抟。”[4]李处权《再和》：“阅世元如梦，除天总是尘。”[5]笼罩在这样的氛围中，诗人们因此又生出诸如及时行乐等消极想法，仲并《戏李彦平李德邵》：“人生贵适意，自苦良亦痴。百年同梦幻，富贵安所施……人生行乐耳，勋业知何时。”[6]李处权《和赏卿席上之韵》：“须信成名皆志士，故应行乐属吾人。”[7]这些消极念头产生的同时，诗人们对功名利禄也进行否定，从而又顺理成章地产生隐逸之想。李石《杨德彝立春日携诗远访次韵》：“虽云公卿贵，虚名竟成尘。况我已三黜，素志无一伸。遂去田舍畔，得与渔樵亲。”[8]即使如李纲、赵鼎这样的名相，也会吐露出归隐之念。李纲《趋藤山古风》云：“逝将适闽岭，买田自耕锄。结庐乱山中，聊以全妻孥。”[9]赵鼎《雪中与洙辈饮》云：“朝市邱园定孰优，要将闲适换深忧。”[10]如此之类，皆以诗歌言归隐之志。
士人们虽倦于世事，归隐之念时起，但很少有真正归隐者。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世事难忘。李纲《怀季言弟并简仲辅叔易》云：“黄屋尚飘泊，吾敢怀燕休……泫然念苍生，岂为吾身谋？”[11]《云岩月林堂偶成古风》又云：“借问尘埃中，还有此乐无？何当兵革息，归老山中居！”[12]而赵鼎有一组诗中的两首颇有些代表性，其《泊盈川步头舟中酌酒五首》其四曰：“会向武陵寻避世，此身已是捕鱼郎。”明明白白道出自己将避世归隐。其五却云：“收功不在干戈众，和议元非计策长。闻道搜贤遍南国，要令四裔识周郎。”[13]所言皆关乎朝政大事，一颗忧国忧时之心，宛然可见。这种既言归隐，又难忘国事的矛盾心理，颇能解释当时一部分士人不能真正归隐的原因。而这种矛盾心理的产生，则源于文人士大夫不同的生命体验与不同的文化心理的双重刺激。生活中的不如意、老庄虚无主义的影响等等，促使归隐心理的产生与增强；而文人士大夫秉持正统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又导致他们无法忘怀世事。此外，也许更直接的理由是亡国之哀刺痛了文人士大夫的神经，他们心底里的爱国保种的热情被激发出来，社会责任感加强。最明显的例子要数朱敦儒，他由战前的隐士一跃而成为鼓吹抗金的号手[14]，社会角色陡然转换。两种力量彼此抗衡，在一方无法占绝对优势时，便有了上述矛盾的产生，形诸诗歌，便是鼓吹归隐的同时，又不肯亲身实践；心萦时事的同时，又向往江湖。第二，难离俸禄。宋代文人对生活的享乐要求较高，北宋真宗朝宰相寇准以豪奢闻名，素有太平宰相之称的晏殊也喜宴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15]甚至刚直方正的司马光，生活亦与节俭无缘。南宋也是如此。朱胜非《闲居录》：“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16]后人以为此则材料乃朱胜非杜撰攻击赵鼎，其实，如果我们联系整个宋代的享乐之风，很难轻易否定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宋代官员很多出身于普通百姓家庭，他们的家底并不殷实，他们的物质享受对俸禄的依赖性很大。北宋杜衍曾言：“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17]杜衍的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相传晏殊为馆职时不与文馆士大夫宴集，因而为皇帝选为东宫官。皇帝面谕除授之意时，晏殊回奏：“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18]颇能说明官俸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南宋与北宋没有什么区别。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使一部分士人虽言隐逸，却迟迟不肯去位。就算打算离职，他们也往往为自己准备好必要的物质资源，如赵鼎《清明诗》：“向来轩冕非吾意，何处园林托此身。”[19]言归隐，很自然地想到隐逸的物质条件——园林，正显示出宋代士人对物质生活的依赖。又如李正民《寄尹叔》：“为人疏懒自天真，从宦区区本为贫。”[20]又《闻元叔移居姚江》言：“不须更说黄粱梦，二顷良田早自谋。”[21]又《再领宫祠》：“挥毫拟就归田赋，检点山资苦未丰。”[22]李正民近乎直露的表白，也颇能代表一部分言归隐而不归隐者的心理。
总而言之，从逻辑上讲，在南渡时期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应该有很多士人归隐，而且很多人亦确有归隐之念。但另外几股强大的力量，又使士人们不能真正辞别魏阙、归隐山林。正因为此，南渡诗坛的隐逸诗歌呈现出有别于他时的特色。
第一，畏祸心理。南渡时期，政治环境险恶，尤其绍兴和议以后，秦桧专国，打击异己者不遗余力。朝士为之心寒，人人自危，畏祸心理很是普遍。比如折彦质，赵鼎首次为相时，其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赵鼎罢相，马上引疾求去，提举临安洞霄宫，寓居信州。又如王居正，知温州时，适秦桧专权，居正自知不为所容，“以目疾请祠，杜门，言不及时事，客至谈论经、史而已”[23]。再如孟忠厚，因不附丽秦桧，知不为所容，便主动请求外任。在有关隐逸的诗歌中，这种心理也很普遍。李处权《次韵表臣见遗喜归》：“及此知机同免祸，季鹰初不为鲈鱼。”[24]冯时行《忆渊明二首》：“贤哉等冥鸿，竟免婴祸罗。”[25]又《和杨良卿韵新自兴元归见贻二首》：“人间平地有危机，归去应先未辱时。”[26]
第二，陶渊明崇拜与白居易、马少游生活态度取向的分离。应该指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北宋士人思想与生活态度的延续，在北宋诗人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就其现象本身而言没有太多的创新意义，但因南渡时期的政治环境较北宋更为险恶，这种思想成为当时诗坛很重要的思想且奉行者甚众，有必要单独拈出作一介绍。南渡隐逸诗歌创作之盛，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和陶、效陶诗作者与作品数量都颇为惊人，如李纲《次韵渊明读〈山海经〉》、冯时行《忆渊明二首》、范浚《陶潜咏》，其他如朱松、张九成等等，皆有数量不少的诗作，吴芾集中甚至有一卷皆为和陶效陶之作。此类诗歌，有很大部分对陶渊明无意仕进，归隐田园表示钦佩与向往。还有很大一部分对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创造的安宁的世界也异常向往，他们在诗中常常提及，如葛立方《避地复归故乡》云“半墩仙隐吾庐在，人认桃源鸡犬音”[27]，周紫芝《次韵常元明西坑见寄二首》云“闻道西坑堪避地，拟寻鸡犬问桃源”[28]。还有不少诗人专门仿作、解释，如李纲《桃源行并序》、汪藻《桃源行》等。如此众多的桃源诗，体现出动荡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也说明陶诗之契合当时诗人的心灵。
然而，我们同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尽管南渡诗人对陶渊明的人格毫无异议地赞美，对陶渊明归隐田园无限向往，甚至很多诗人在诗中表白愿意以其为榜样，躬耕南亩，李正民《寄和叔》云：“敢忘越石思枭虏，终学陶潜自荷锄。”[29]郭印《十一月四日陪诸公游神泉南山院二十韵》云：“要希陶渊明，投绂事农畴。”[30]但真正效仿渊明的生活态度，归隐田园者则寥寥无几。更多的诗人，在生活态度上往往以白居易为榜样。李正民《自嘲》云：“闲如白傅不饮酒，穷似虞卿懒著书。”[31]张纲《老夫辞荣里居行年八十酒间谩成拙句二首述意而已不以示外也》：“绿野敢将前哲比，香山幸有老人同。”[32]另外，还有以马少游为取法对象者。李正民《南归》：“田园芜没身空老，却羡如今马少游。”[33]李纲《次昭武展省祖塋焚黄因会宗族二首》：“自嗟慷慨据鞍客，不及当年马少游。”[34]李处权《和如祖弟二首》：“老来风味淡于秋，愧负平生马少游。”[35]
马少游、白居易并未真正归隐山林，但诗人往往将其作为隐士赞美。刘一止《梅子渐朝议一首》：“田园竟老陶元亮，乡里谁如马少游。”在诗人的笔下，马少游与陶渊明并论，被塑造成纯然不求功名的隐士形象。关于马少游的主要事迹，《后汉书》中马援封侯后云：“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36]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实际上，马少游本非隐士，他与白居易一样只是知足常乐之人。马少游、白居易形象的隐士化，实际上是南渡诗人心目中的角色身份赋予的，是南渡诗人所愿意接受的隐逸方式。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舍弃渊明而取马、白，这是因为自北宋苏轼发掘了陶渊明的意义之后，陶渊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隐士的化身。但陶渊明躬耕南亩，极为清贫，可远观不可体验。马少游与白居易所代表的丰衣足食而又不追求太多功名利禄的生活方式，则现实可行，既可享口腹之乐，又可淡泊名利，抑制自身的欲望，远祸自保。因而，陶渊明是南渡士人理想之所在，马、白则是现实之指归。
[1] [宋]赵鼎：《雪中与洙辈饮》，《忠正德文集》卷五。
[2] 参见汪俊《两宋之交诗歌研究》，第171页。
[3] 《缙云文集》卷一。
[4] 《大隐集》卷一○。
[5] 《崧庵集》卷四。
[6] 《浮山集》卷一。
[7] 《崧庵集》卷五。
[8] 《方舟集》卷一。
[9] 《李纲全集》卷二五，第334页。
[10] 《忠正德文集》卷五。
[11] 《李纲全集》卷一八，第242页。
[12] 同上书，第236页。
[13] 《忠正德文集》卷六。
[14] 《宋史》卷四四五：“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翼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长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棲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第13141页）
[15]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5页。
[16] [宋]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国学扶轮社1915年版。
[17] [宋]朱熹：《丞相祁国杜正献公》，《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18]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19] 《忠正德文集》卷五。
[20] 《大隐集》卷九。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宋史》卷三八一，第11736页。
[24] 《崧庵集》卷六。
[25] 《缙云文集》卷一。
[26] 《缙云文集》卷三。
[27] 《侍郎葛公归愚集》卷一。
[28] 《太仓稊米集》卷八。
[29] 《大隐集》卷一○。
[30] 《云溪集》卷四。
[31] 《大隐集》卷一○。
[32] 《华阳集》卷三七。
[33] 《大隐集》卷一○。
[34] 《李纲全集》卷二九，第387页。
[35] 《崧庵集》卷五。
[3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