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渡诗歌的多重艺术渊源

一、杜甫

几经探索与尝试，北宋诗坛最终确立了杜甫的诗学典范地位。王安石、苏轼等人对杜甫揄扬有加，黄庭坚对其更是推崇备至。黄庭坚直接取法杜诗，并因其创作实绩影响了当时诗坛风气，追随者甚众，以致有江西诗派之称。江西诗派也因学黄、陈而上溯到学杜，将杜甫视为诗家不祧之祖。再加上黄庭坚提倡的“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的作诗手法被江西诗人普遍接受，影响到整个诗坛，诗人效法杜甫作诗已成习惯。南渡诗人紧随其后，崇杜、学杜也就理所当然。

南渡诗人取法杜甫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但因诗人天分、才性各有差异，生活经历和艺术追求也不尽相同，南渡诗人学杜所得亦各不相同。总体而言，杜甫其人其诗对南渡诗歌艺术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效法、化用杜甫诗句。杜诗高度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意象与结构的毫发无间、诗律的谨严工稳、意境的老成纵横等。不过，对于后来的效法者而言，杜诗的语言及由此而构成的诗歌的基本单位——诗句，则最易模仿或化用。也正因为如此，杜诗对南渡诗坛最明显、最普遍的影响就体现于此。略举几例，可以窥见当时诗坛之一斑：

忆昔开元全盛日。（杜甫）：[1]。

忆昔元会日，汉家全盛时。（周紫芝）[2]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杜甫）[3]

踟蹰倚山阁，得失漫鸡虫。（孙觌）[4]

惊定还拭泪……相对如梦寐。（杜甫）[5]

复疑是梦中，惊喜久乃定。（曾几）[6]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7]

渭北江东无尽意，何时重得细论文。（王庭珪）[8]

诸如此类化用杜甫诗句者，可以说成了南渡诗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几乎能从每个诗人的诗集中找出一定数量的例子。应该说明的是，化用前人诗句入诗，在诗歌史上并不罕见，南渡诗人除了化用杜甫诗句，同时亦化用李白、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句。但是，只有杜甫的诗句才被如此群体性地效法、化用。客观地讲，字摹句拟地学杜，并非善学杜者。早在北宋时期，陈师道就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9]但我们应该看到，绝大部分诗人的才力与天分不及杜甫，又缺乏自立精神，效法杜甫自然会先从字句入手。而且，很多诗人对杜甫诗歌极为熟稔，自己创作时，或可能无意中会将杜甫诗句视为己作，反对字句模拟的陈师道自己的诗歌中化用杜句者亦为数不少。对此，葛立方解释：“用语相同，乃是读少陵诗熟，不觉在其笔下。”[10]葛氏的解释，虽有为陈师道辩解的嫌疑，但无形中道破了天机：杜诗包罗万象、感染力极强，能道他人所思，契合人心。这样，读其诗者遇到与杜甫相类的情感时会自觉不自觉中化用（或直接引用）杜诗，从而出现南渡诗坛群体性地化用杜甫诗句的现象。

除了上面所列一般性的原因外，南渡诗人如此普遍地化用杜甫诗句还与南渡这一特定的时代有关。南渡时期与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很多可类比之处，南渡诗人的生活经历与杜甫也极其相似。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用如椽之笔记录了时代的苦难、人民的流离、诗人自己的苦乐等等内容。南渡诗人在经历靖康之难后同样抒写上述内容与情感，杜甫理所当然地成为南渡诗人的隔代知音。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11]人们因战争而对杜甫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认同感。陈与义在流亡途中写道：“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12]陈与义在战前就已经学杜，此处言“轻了少陵诗”，并非指此前不重视杜诗，而是指亲身经历了杜甫在战乱时期的生活，多了一层情感体验，对杜甫诗歌的价值更为理解。

正是因为生活际遇的相似，南渡诗人创作时常常将杜甫视为一个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可以从南渡诗人的作品中找出这样的例子。李清照《上韩公枢密》一诗为韩肖胄出使金国、通报两宫消息而作。这一题材要求诗歌写得庄重，李诗以“三年夏六月，天子视朝久”[13]开篇，其中便寓含着尊王统的含义，与杜甫《北征》首句“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14]同一机杼。李诗学习杜诗的写法，很契合诗体的需要。更有甚者，直接借用杜甫诗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是集杜诗。李纲较早地进行了集杜诗创作，他的《胡笳十八拍》，专集古人诗句，其中杜甫个人的诗句所占比例较大，其《重阳日醉中戏集杜子美句谴兴》二首，则专集杜诗。在李纲看来，自己无须创作，借用杜甫诗句就能抒发内心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效法、化用甚至直接借用杜甫诗句创作诗歌。另外，南渡诗人除了化用杜甫的诗句，还赋予杜诗中的许多意象、名物等以特定的含义。王铚《别故人张孝先》云：“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年尽见之。”[15]“少陵诗”，在这里已经成为战乱、流离、苦难等等的代名词，它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诗歌这一艺术形体本身，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王庭珪《用朱希真韵寄葛主簿》：“闻道石壕吏，今犹夜捉人。”[16]“石壕吏”出自杜甫“三吏三别”，此处这个词语也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其功用相当于典故，这三个字的使用使得王庭珪的诗言简意深，具不尽之意。又其《安成再逢黄平国》：“行当献纳麒麟殿，看挽天河洗甲兵。”[17]“洗甲兵”，亦取之于杜甫诗《洗兵行》。这种将杜诗经典化的现象，在整个南渡诗坛较为普遍，下面再略举数例：

忧患心知振古稀，北征读尽少陵诗。（曹勋《和人惠诗二首》）[18]

“北征”二字出自杜甫《北征》诗，这里曹勋用以指代他人诗歌与杜甫《北征》中的情感相通。另“古稀”二字亦可能化用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19]之句。

君愁尽写杜陵句，我老欲作嵇康书。（李弥逊《用硕夫韵述怀》）[20]

“杜陵句”（即杜甫诗）又具有悲苦穷愁的意义。

工部也应儿女隔，羡他相近水中鸥。（汪藻《次韵熊使君登楼感秋之作》）[21]

前句由自身的状况联想到当年杜甫也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后句亦化用杜甫“相亲相近水中鸥”[22]之句。

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李纲《清明日得家书四首》）[23]

“春望”二字出于杜甫诗《春望》。此处用“春望”二字指代战火纷飞，山河破碎，家人揆隔。

其二，继承了杜甫用今体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莫砺锋师早在其《杜甫评传》中已经作出很好的说明。莫师的观点，概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杜甫以前，很少有表现政治题材的今体诗，杜诗中开始大量出现该主题的诗歌，杜诗这方面的开拓，影响到后代今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对政治主题的表现。二、杜甫开创的这个传统，在唐代继承者不多，主要有韩愈与李商隐两家。三、用今体表现时政主题，在宋代蔚为大观，北宋已有用七绝继承杜诗表现时政的作品，但七律尚罕见。到了南宋，用这两种诗体表现政治内涵的作品大批涌现。

莫砺锋师基本上概括了杜甫今体诗政治内涵的开拓与影响进程。这里稍可补充与强调者有两点：第一，南渡时期近体诗反映时事政治是当时诗坛普遍性的现象。除了《杜甫评传》中举出的几首名作外，我们还可以从许多不以诗名家的诗人那里找到同类主题的作品。那么，何以北宋时期受杜甫影响创作的直接以时政为主题的近体诗尚为少数诗人偶一为之，而到南渡时期会成批量涌现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寻找原因。首先，北宋诗人开始尝试接受杜甫该类创作，这为北宋之后的南渡诗坛的同类创作打下了基础，南渡诗人因此更易于选用近体诗表现时事政治。其次，北宋文网较密，诗人们写作该类诗歌的数量本来就少，用近体诗表现当然更是少之又少。南渡时期（主要指前期）的情况则与之不尽相同，其时因政局动荡，文网相对较疏，再加上时局的混乱也刺激着人们将该类主题写入诗中。这个时期时政诗的数量较此前大幅度地增加，相应地该类主题的律诗数量也会有所增加，从而导致该类主题的律诗大规模地、普遍性地出现。第二，南渡诗坛除了用七言今体诗表现时政题材，同样也使用五言今体（主要是五律及五排），而且选用该体的诗人并不在少数。除了我们较为熟悉的诗歌名作如陈与义的《感事》为五言排律、吕本中的《兵乱后自嬉杂诗》《丁未二日上旬四首》等为五律，其他如李纲《闻官军掩杀城中群寇次传道韵》《闻镇江贼平》，赵鼎《车驾还汴》，王庭珪《和周监丞闻京洛关中收复四首》等等直接表现时政内容的诗歌，也皆为五律。这类五言今体诗成规模地出现，实际上是南渡诗人继承杜甫以今体诗表现时政的延续，它意味着各种诗体的表现功能的差异进一步缩小。当然，南渡诗坛该类主题的五言今体诗数量并不能与七言今体诗相比，但该类五言今体诗群体性地出现，无疑向人们昭示杜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三，模仿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是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风格多种多样，有清新婉丽者，有雄奇雅健者。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24]，指出其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宋人孙仅、王安石、张表臣、王应麟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不过，就杜诗本身而言，最能体现其自身特色，可以称之为主导诗风的是沉郁顿挫。

关于沉郁顿挫在词源上的意义及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具体内涵，莫砺锋师在其专著《杜甫评传》中进行了详尽而精彩的探讨。为论述方便，将其关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内涵作一简单介绍。莫师认为，杜诗之“沉郁顿挫”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是诗歌的表层，包括语言之凝练、意象之精警、结构之波澜起伏、声调之抑扬顿挫等特征；第二层面是诗歌的艺术构思，要求构思深刻；第三层面是凝聚在诗歌中的感情和思想，要求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同时，莫师指出“沉郁顿挫”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可以促使诗人产生沉重情感的时代。

后代能融杜甫生活经历与诗艺于一身的诗人甚少，但在特定时期，当诗人的情感与杜甫有相通之处，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清人在评吕本中诗《还韩城》时云：“‘江西派’原以工部为名，而适遭（建）[靖]康、建炎之世，与天宝、至德相似，则忠义激发，形诸篇什者，非工部而谁师？”[25]就指出两个时代的相似导致人们自然地选择杜诗“沉郁顿挫”为效法的对象。同样的意思，还体现在清人邓显鹤对陈与义的评价中：

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其《清明》诗云：“书生投老王官谷，壮士偷生漂母家。”盖明明以少陵自处。《伤春》诗云：“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欲不谓之少陵，不得也。少陵诗至夔州而始盛，简斋诗至湖峤而益昌。[26]

这段话与上面引清人评价吕本中诗歌一样，表明动荡的社会造成诗人的生活经历及情感与杜甫趋同，从而导致陈与义创作时有意向杜甫靠拢。陈与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诗风转向沉郁顿挫。从某种意义上说，动荡不安的社会成就了陈与义的诗歌。因时代动荡导致诗歌自觉学习杜甫“沉郁顿挫”风格者并非仅吕本中、陈与义二人，也并非皆是爱国志士，而是诗坛一种较为普遍的风气。就连人品不足挂齿的孙觌也有类似杜甫该类风格的作品，如《感春四首》（其四）：

春物菲菲自解欢，雨鸣孤枕夜漫漫。忘形不到公荣饮，绝意休弹贡禹冠。离乱家书万金直，艰难斗酒百忧宽。囊空甄倒谁能救，泪湿花枝不忍看。[27]

全诗笔力老劲，构思曲折抑扬，刻画冥心镂骨，真有老杜之神韵。所欠缺者，诗人过于拘窘于个人得失，缺乏老杜诗忧天下之忧的深沉情思。而诗中化用杜甫诗句者起码有三处：“囊空”系化用杜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28]；“离乱家书万金直”及末句系化用杜诗《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29]两联。

其他诗人沉郁顿挫的作品，为节省篇幅，这里仅略举数联如下：

持杯欲下它乡泪，上（）[冢]宁无故国情。（周紫芝《次韵元进寒食感事》）[30]

时时传破虏，日日问修门。（徐俯《闻捷》）[31]

但愿官军破骄敌，不妨淮海寄余生。（王之望《次韵刘南伯二首》）[32]

感时恨别愁无那，赖有清樽慰此心。（王之道《经过合寨吊孟氏故居二首》）[33]

乱离俱老大，今夕意何涯。（李处权《守岁用少陵阿戎家韵寄怀萧国器》）[34]

自是望乡须泪落，不缘风树使心伤。（张嵲《舟泊宜都》）[35]

淮山已隔胡尘断，汴水犹穿故苑来。（刘子翚《北风》）[36]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心暗自惊。（周莘《野泊对月有感》）[37]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该类诗作，有些前人明确指出学杜，如徐俯诗，刘克庄认为“颇逼老杜”[38]；周莘诗，方回评曰“自可混入老杜集”，纪昀亦批曰“起得超脱”“深稳之中气骨警拔，自是简斋劲敌。虚谷评亦非过誉”[39]。有些虽未经前人指出，但可从字句中看出化杜诗之痕迹，如李处权诗句。另有一些，可从抑扬顿挫、千折百回的情感和诗歌技法中窥见杜诗的影子。

当然，南渡诗坛学杜最能得其神者还要数陈与义。陈与义中年流亡之后，写了一系列风格酷似老杜的诗篇，其中许多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下面以《巴丘书事》为例，以见其学杜之所得：

三分书里识巴丘，临老避胡初一游。晚木声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阳楼。四年风露侵游子，十月江湖吐乱洲。未必上流须鲁肃，腐儒空白九分头。[40]

首联交代作诗之由，起得看似平淡无奇，却暗寓深沉的感慨，并且先从三分书即《三国志》引出巴丘，隐含着对该地军事意义的认识，为末联的议论作下伏笔。颔联向来为人称道，胡应麟称该句“得杜声响”[41]。的确，读上句，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42]，而该联声调之铿锵，亦大类杜诗。颈联将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置于萧瑟苍凉的秋景之中，两者相互烘托，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时间与空间交相错杂的画面，给人以苍莽深邃之感。尾联是诗歌的核心部分，也是诗人诗题中所说的“书事”，即希望朝廷派遣良将驻守上游。但诗人却不直陈其意，反而正话反说，说现在上流未必需要像鲁肃这样的将军，我这个书呆子却自寻烦恼，为此愁白了头。这种正话反说，使诗人的情感表现得更为曲折，更为深沉，也更为鲜明。该诗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空旷萧瑟的秋景，映衬着诗人深沉的忧思。全诗章法照应穿插，环环相扣。意境雄伟开阔，对仗精工而富于变化，声调音节洪亮沉着，中间两联“酣”“抱”“侵”“吐”四字锻炼精警，风格沉郁顿挫，深得老杜真传，置于杜甫集中，几可乱真。

陈与义这类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相似的作品还有很多，略举前人已有确评之数例：

吴子良评《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盖当建炎乱离奔走之际，犹庶几少陵不忘君之意耳。[43]

纪昀评《闻王道济陷虏》：五、六乃良友相期以正之意，非痛词也。此亦似杜。六句千古。[44]

刘克庄评《感事》：简斋此诗，颇逼老杜。[45]

蔡正孙评《重阳》：简斋此诗，悲慨之情溢于言外，有老杜风。此后村所以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也。[46]

纪昀评《登岳阳楼》：意境宏深，真逼老杜。[47]

陈衍评《再登岳阳楼感赋诗》：五六学杜而得其骨者。[48]

从数量上讲，陈与义该类风格的作品并不占其诗歌总量的很大比例；从其创作的时间跨度上讲，也并非最长，但该类诗歌却最能体现陈与义代表性的诗风，也是最为人们称道、最能体现其诗歌成就的部分。陈与义的成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在动荡社会中，要创作出好的作品，不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要求诗人选择一个最切合这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杜甫的“沉郁顿挫”正是动荡社会最具表现力的风格。这也正是后世每到战乱时代（或朝代更迭之际），杜诗每每成为人们精神资源的重要原因。

其四，借鉴杜诗的艺术构思。众所周知，杜甫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上颇有所得，南渡诗人常常在创作中自觉地继承杜甫这方面的宝贵遗产。因为这方面的内容比较零碎，这里仅对一些学杜痕迹十分醒目者略加论述。杜甫曾尝试用七言五句的形式创作诗歌，写出了《曲江三章章五句》，其诗曰：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49]

应该说杜甫的这一探索并不成功，也因此没对后世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我们注意到，南渡诗人王之道有《酬秦寿之见赠三首》，其诗曰：

人言韩孟才相高，欲将诗骨追诗涛，可怜寒谷瘦不毛。青蒿倚松亦浪语，遂令后世称同曹。

谁能胸次浇今古，老去蓬茅杂榛莽，朴遬已甘无足数。品题忽及乃君余，顿觉焦枯得时雨。

静中真乐全吾天，勿轻舍己芸人田，甜均食蜜无中边。浊醪粗饭自不恶，那能问命推行年。[50]

王之道该诗不仅诗歌的结构与杜诗丝毫不差，就连韵脚也完全相同，王诗效法杜诗之迹甚明。另外，杜甫的咏物诗很有特色，尤其是几组咏动物之诗，托物讽喻，历来为诗评家看重，南渡诗人借鉴其法者亦不乏其人，如曾几《萤火》诗云：

浑忘生朽质，直拟慕光辉。解烛书帷静，能添列宿稀。当风方自表，带雨忽成微。变灭多无理，荣枯会一归。[51]

其托物比兴的手法，直承杜诗，我们将该诗与杜甫同题诗作一比较，就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52]

曾诗与杜诗不仅所咏对象相同，而且遣词构思如出一辙，曾诗受杜诗影响一目了然；而杜诗中若有所指却又无法坐实的写法，亦直接影响到曾诗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曾诗是杜诗的模仿，但并不是简单字句层面的沿袭，而是基于遣词造句基础上的艺术构思的效法。与此相类的另有韩驹《嘲蚊》《嘲蝉》《嘲萤》《嘲蝇》等，学习杜诗的痕迹也很明显。

可以说，作为杜甫的第一个群体性的知音，南渡诗人对杜甫诗歌的接受或许不如其他时代的诗人那样深得精髓，但他们群起而效法之，对杜诗的进一步传播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南渡诗人将杜甫诗句经典化，将杜诗用今体写政治题材的写法进一步推广，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推尊为南渡时期的时代风格，都为后代接受杜诗提供了很好的榜样。